雪珥

　　1883年，大清國爆發經濟危機，不少巨商大賈，尤其那些之前擅長資本運營的大佬們，如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等紛紛落馬。危機從金融界迅速蔓延到實業界，大量公司紛紛倒閉。當年，《字林滬報》上的一篇評論認為，造成危機蔓延的原因，除了大環境之外，“炒股炒成股東”也是問題之一：此前幾年改革開放，大清涌現出來的大量的公司，令新生的證券市場風生水起，異常活躍，吸納了數百萬兩白銀；而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股東們，卻只想做個“股民”，股票“投資”市場成為股票“投機”市場。大量的借貸資金，甚至國有資金，變著法地涌入股市，爭相攫取暴利，而一旦熊市登場，手中股票便成為一張廢紙，債主登門逼債，“股東們”(“股民們”)遂無地容身，“為伙者虧空店本，為東(東家)者累及他人”，因此加劇了市面的震動。

　　證交所成為投機者們的博彩舞臺、各種政經資源的角斗戰場，而公司制則被異化成了賭具和籌碼。這樣的異化，與公司制剛被引進大清國時所受到的廣泛質疑，在本質上并無差別。

　　1872年12月26日，在濃烈的圣誕節氛圍中，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在它所發行的股票上明確刊載：每股1000兩，先收銀500兩，每年1分生息。不管公司業績如何，股東都可以旱澇保收地獲得股息，這一極富中國特色的“官利”制度，從此一直貫穿在晚清和民國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寫入了民國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資行為被借貸行為所取代，投資者成為債主而非股東。

　　這背后，固然有民間資本缺乏的原因，但更在于社會整體信用的嚴重缺失，“寧可一人養一雞，不可數人牽一�！�，西方式的依靠契約精神與法律體制維持的公司制，仿佛一條領帶被系在了長袍馬褂之外，不僅不中看，還時時有勒頸的危險。時人給我們描繪了公司帶來的可怕后果：“奸狡之徒，倚官仗勢，招股既成，視如己物，大權獨攬，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揮霍如糞土。馴至大局破壞，不可收拾，巨萬資金，化為烏有，甘受眾人唾罵。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視為畏途�！�(《論公司之益》)究其原因，該文作者乃至今日不少經濟史學者，多歸咎于公司中的“官辦”成分，給了“奸狡之徒”以“倚官仗勢”的機會，令小股東的利益沒有保障。

　　其實，公權力在商業領域的不當介入，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小股東退縮，但即使在沒有“官股”成分在內的純民營企業，不僅“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現象普遍存在，即使好不容易籌集了股份，也想方設法要拉點官股進來，給自己帶個“紅帽子”，這其中，固然有無奈或投機的成分，但也因為股東相互之間缺乏信任與監督，希望有個“領導”能在股東會或董事會內起到“老娘舅”的作用。

　　在誠信缺位的情況下，公司招股不得不依賴更為可靠的血緣或友情等，很難社會化募集。而沒有“官利”的驅動，幾乎難以完成任何公司的募股。當年著名的實業家張謇就感慨說，如果沒有官利制度的吸引，“資本家一齊猬縮矣，中國寧有實業可言？”真是一語道破中國特色背后的實際無奈。

　　在“官利”制度下，“不幸”成為股東的投資者，當然會竭澤而漁、殺雞取卵以圖短期套利。而當大清國終于有了自己的證券交易場所后，公司招股難的問題在表面上被“資本市場”大躍進所取代，但在人們踴躍，乃至瘋狂搶購股票的背后，依然是視“股東”為畏途的投機心態。

　　(雪珥 澳大利亞華裔女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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