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疑惑

　　我們終于可以慶幸，我們不但躲過了華爾街金融資本在中國長驅直入的機會，還免受了這輪金融危機更為殘酷的肆虐。而對如此紛繁復雜的局面，我們有許多的疑惑需要厘清，否則，會產生對中國金融乃至經濟發展的方向性錯覺。

　　疑惑之一：如此強大的美國現代金融體系卻如此不堪一擊，是不是金融業越發達越危險？中國是不是不要走現代金融服務業之路，用封閉、保守的金融市場體系支持中國的實體經濟？

　　中國經濟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我們的發現，由于體制改革的優勢，市場巨大，勞動力充足，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一系列經濟法規的建立，資本市場的設立，銀行改革，監管體系的建立保障，支持了中國經濟。但是，金融服務水平低下，跟不上企業發展的需求，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需求，跟不上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和科學發展觀的需求現象也十分嚴重。產融結合在中觀層面更是缺乏戰略指引也缺乏戰略支持。不走現代金融服務道路，中國企業的金融服務市場遲早還會被金融危機沖擊過后蘇醒過來的國際金融服務巨頭所占領。這不僅會讓產業領域的資本利得大量流失，還會讓本土金融機構被壓迫在狹小的市場空間里。

　　疑惑之二：1933年的金融危機之后，催生了華爾街分業經營的法案。金融混業、全能金融機構成為罪魁禍首；而本輪金融危機卻導致單一投資銀行主導的模式受損。高盛、摩根士丹利引以為驕傲的單一投資銀行轉型成了銀行混業模式。歷史的翻來覆去會讓中國選擇什么樣的金融發展和監管模式？到底是金融控股還是銀行混業，還是多金融機構平行模式或者繼續堅持分業經營？

　　不論怎么選擇，至少應當盡快結束現在的監管放任的自由狀態。現在，中國金融服務市場處于既有分業又有混業，同時既非分業又非混業的混亂局面。法律上是分業、市場上混業；監管上分業，運作上混業。既有中信集團這樣的從投資到實業，從金融控股到銀行混業這樣的什么都有，什么都在干的超級龐然大物；又有平安這樣的以保險為平臺，實施混業經營的模式。可以說，當今世界所有的金融機構模式在中國都有了。可我們的法律體系依然滯后；監管依然滯后。已經醞釀著巨大的監管風險。金融改革成功的標志絕不是一大堆銀行爛賬撇掉，由財政補充資本金完成上市這么簡單。德隆事件的監管缺失，事情很嚴重了，監管部門沒有作為的狀況在4年前就敲響了警鐘。

　　疑惑之三：在華爾街金融危機暴發后，不管是房利美、房地美還是AIG、雷曼兄弟、貝爾斯登、我們看到倒下了許多個金融巨頭，造成了無以計數的財富損失。我們除了看見政府應對、注資、接管、抗擊風暴，以及金融機構裁員，投資銀行家失業，總裁畫像被涂鴉，總裁辭職等事件外，我們沒有聽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挪用保證金、操縱市場、大股東占用資金、行賄受賄、內幕交易等一大堆中國金融機構的常見病，也沒看見抓來一大批人判刑、罰款，向社會交代了事。一個德隆系，被抓了100多人，南方證券、泰陽證券、武漢證券、閩發證券若干個證券公司高管成群結隊地成為囚犯。到底是中國資本市場真有這么多壞人，把他們全抓起來才能彰顯中國的司法嚴厲，還是我們法規不健全，不能適應市場的變化？體制的滯后，監管的缺失，法規的不完整造成的市場混亂和損失，讓成群結隊的金融從業者去承擔如此重大的責任，是他們能承受得了的嗎？我們是不是應當從華爾街風暴中反省一下自己呢？

　　疑惑之四：在華爾街風暴中，美國政府對房利美、房地美、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等機構的救贖分別采取了多重拯救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措施是向各機構補充資本金，此舉被稱為"國有化行動"。但財政部長保爾森很明確地告訴世界，此舉并不意味著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金融機構要走國有化道路，一旦渡過了危機，政府資本就會選擇退出。

　　這一行為說明兩個問題：第一，雖然美國是全球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但市場出了問題，政府并不是袖手旁觀，任其發展。關鍵時刻，政府強力救市，刻不容緩；第二，政府態度十分鮮明，國有資本的介入只是暫時性的，策略性的，并不會改變美國的市場化方向。

　　中國的情況就有些不大一樣。2000年前后，成立華融、信達、東方、長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均由財政出資本金，分別承接了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四大銀行數以萬億的不良資產。按當時的計劃，作為過渡性資產處置企業，本應在完成資產處置任務后解散。但8年過去了，不僅沒有解散，反而以不明不白的特殊方式生存了下來，成了說不清楚的歷史遺留問題。

　　中國也曾暴發大面積的投資銀行危機。在世紀之交，曾突擊批準設立和利用信托、證券分離，關閉期貨交易所的機會，涌現了一大批證券公司。但隨著2001年開始的漫長熊市，在2004年前后幾十家證券公司分別因為經營虧損、挪用保證金等問題紛紛引爆巨大虧空，資不抵債數倍于資本金。對于同樣的機構危機，中國卻采取了另外的辦法。凡是民營控股的證券公司關的關，并的并；國有控股的證券公司就由國際資本進行補充，繼續經營。幾年下來，除了少數證券公司，幾乎所有證券公司都被國有化了。一番清理整頓下來，中國的證券公司依然沿襲著單一的盈利模式，靠天吃飯的商業模式沒有任何變化。

　　就像德隆事件是我們高成本的樣本一樣，金融危機是更大成本的吸取教訓的樣本，我們不能從中一無所獲。

　　(作者為北京安控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曾經德隆》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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