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重科VS三一重工：商道還是黑道
說起商戰，人們腦海中，常會浮現“波詭云譎”四個字。
一般打法，都在臺面之上。專攻下三路的，我也聽聞過。比如曾經赫赫有名的A公司，對擁有更強研發能力的B公司，簡直達到寢食難安的地步。曾買通監管單位頭目，制造假案，將B公司高管送入大牢。后經B公司多年奔走呼號，又有希望革A公司命的C公司助力，終于撥亂反正。監管頭目遠逃南非被引渡回國，A公司高管鋃鐺入獄，A公司也如長河浪花、杳然無聲。
我原以為這已是絕佳的小說題材，但看完三一重工[微博]與中聯重科之爭，深感后者才堪稱“大片”。更有商界人士對記者直言，其聳人聽聞之感，猶如閱讀“王立軍大起底”，這究竟是商道，還是黑道？
身為同一片現代工業熱土上結出的兩顆碩果，三一重工[微博]與中聯重科，有太多相似之處：兩家企業的誕生，只相差兩年；兩家掌門人的年齡，僅相差一歲。同城、同行業，同為翹楚，產品重合度高，連重要的經濟數據都非常接近。但他們的氣質又是那樣的迥然不同。前者張揚，后者內斂；前者草根，后者出身名門。
很可惜的是，他們沒有成為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而是在多年的恩怨交織下，結為一對冤家甚至仇家。在超級景氣的周期中，中國城市化建設熱火朝天。由于蛋糕足夠大，為奪食而產生的齟齬，并未被上升到仇恨的高度，更不妨礙它們雙雙躋身全球工程機械10強。然而從2011年下半年開始，整個工程機械行業急劇降溫。直到目前為止，全球需求依然不振，國內房地產調控也未見放松。冬天來了，廝殺也變得格外殘酷：間諜、綁架、誹謗、構陷、設局、行賄、公權私用……在公開報道中，我們看到的滿是黑色與罪惡，節操碎了一地。更嚴重的在于，連這些是真是假都還未弄清楚，口水就已經滿天飛。唯一看不到的，就是裁判的身影，與商戰的底線。讓我們先來盤點一下，這些“同行恐怖主義”。
行賄門
2011年4月19日，一篇以“離職員工”的名義所發的帖子，大曬三一重工以“業務費”和“春節公關費”為名義涉嫌行賄近600萬元，一時瘋傳。此后三一重工聲稱因此夢碎香港上市。三一集團多位人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行賄門”就是中聯重科一手炮制的。
其實在茅臺塑化劑事件中，人們對于“水晶皇”的真實身份就有多種猜測。在行賄門中也是如此，發帖者既有可能為競爭對手，也無法排除是內部員工，或者股市操盤手等。比如三一重工股價，一日蒸發60億元后，第二天便放量大漲。
此事雖經報案，但不了了之。司法系統三緘其口，各大媒體也未繼續追蹤。“行賄門”真相如何，至今仍是撲朔迷離。
間諜門
商業叢林中間諜泛濫。摩托羅拉[微博]的情報部門，就是1982年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一個退役老手組建起來的。克氏兄弟曾雇人駕駛飛機，偷拍杜邦還沒加頂的新廠房；日立偷過IBM[微博]的技術，寶潔曾狂翻聯合利華扔出的“垃圾”……
但這些“單線程”手段，在三一與中聯的“諜中諜”面前，黯然失色。
“間諜門”是兩家企業矛盾全面爆發的導火索。
2012年11月13日，有網帖曝料，三一重工市場部多位情報人員涉嫌“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并有員工被刑拘。
該帖內容源自中聯重科發布在內部系統上的資料，顯示三一重工曾設立新洛普咨詢公司，非法竊取中聯重科等34家同行企業的商業秘密；三一重工雇傭黑客組織攻擊中聯重科OA系統，竊取中聯重科商業秘密；在本校高校畢業生中發展商業間諜，經培訓后指使他們參加中聯重科校園招聘(網帖中所述三一被刑拘員工黃鏡明正是其中之一)。由于所有員工都可以看到這份資料，如何流出，未有定論。
身陷漩渦的三一重工，將“新洛普咨詢公司”歸咎為“中聯的圈套”。副總裁梁林河向媒體聲稱，2009年一位市場部副部長建議他在三一重工外部單獨設立信息搜集部門，購買攝像機等微型監控設備，設備購回的第二天，就被警方搜獲。后來三一重工在公安調查材料上看到該市場部副部長竟擁有中聯重科的集體戶口，對此，中聯重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予以斷然否認。
這個故事跌宕起伏、曲折離奇，被人們津津樂道。但相信非常之事，必需非常之理由。至今記者還未看到確鑿的證據。
對于黃鏡明一案，三一重工質疑兩名涉案人員被抓地點均在長沙市，已超出了漢壽縣公安局的管轄范圍，并向媒體透露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祖籍即漢壽，懷疑有人做局。清楚內情的警方則和媒體玩起了躲貓貓，任由外界揣測，客觀上造成了此事件持續發酵。直到11月27日，漢壽縣公安局網監大隊才公開回應：由于案件發生地處于中聯重科漢壽工業園，漢壽警方來辦理此案，不存在超出管轄范圍的問題。此后，該案也沒有了下文。
遷都門
就在“間諜門”議論紛紛之時，三一突然高調宣布由長沙“遷都”北京，成功轉移了公眾視線，“為了規避惡性競爭”的說法，更吊足了大眾的胃口，將矛頭直指中聯重科。
梁穩根本人，則進一步通過媒體拋出了“恨別長沙”的長篇內心獨白，歷數多年來，在有組織的不實舉報、謠言和負面報道沖擊中“步步驚心”，兒子更遭遇“綁架門”——這里雖未指明是中聯重科所為，但容易令人多想。
中聯重科義憤填膺，斥責這份“內心獨白”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只可惜公眾根本無法擁有一雙慧眼，去把這紛擾看得清清楚楚。
探究“商戰之規”
專訪長江商學院副院長滕斌圣教授
某種情況下，法律環境的缺失，逼著大家只能采用“街頭文化”，鬧大之后逼著政府來干預。
《新民周刊》：近年來企業商戰愈演愈烈，三一和中聯各執一詞，復星與SOHO中國的爭端也在持續發酵。您覺得這是不是一種趨勢？
滕斌圣：在中國，企業競爭的烈度一直在往上走，白熱化的態勢比較明顯。之前空白的地帶比較多，企業可以靠挖掘新機會而獲得發展。現在這種機會已經越來越少，很多行業已經固化，增幅下降。當新的客戶增長變少，就只能從對手那里搶奪已有的客戶，企業不得不面對面進行白刃戰。
不過商戰有它的階段性。行業分散度高，或者整合度很高，商戰一般不會太激烈。往往在由松散到集中的過程中，商戰會特別殘酷。
《新民周刊》：深受不正當競爭戕害的企業，為何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
滕斌圣：中國企業總體而言，不愿意走法律這條路。我們國家反不正當競爭的法律環境很不健全。各地對法律的理解和拿捏本來就不一樣，又有很強的地方保護主義傾向。如果企業不是很了解當地的法律尺寸，一般懶得去摸索這條路，往往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
如果兩家都是當地企業，那就看誰的公關能力或者與有關方面更能夠協調。企業會認為訴諸法律，往往耗時、費力。最后的結果，要么不了了之，要么懲罰很輕，或者法院判了執行不了，不值得投入時間。久而久之，這便形成了一個路徑依賴。
國外也存在不正當競爭。微軟[微博]當年為了把網景打敗，采用了捆綁銷售的方法，要不是它的法律能力特別強，美國政府都要把微軟拆成兩家，當然最后美國政府也沒有成功。這個案例告訴我們，國外政府在不正當競爭這種問題上比較積極。但再積極，也是用正常的法律手段。官司打不贏，政府也沒有辦法。這樣就讓大家對法律非常尊重。我們離法治社會還有距離，這是很多問題的根源。
《新民周刊》：如果不依法競爭，對企業自身和整個市場生態，會帶來怎樣的傷害？
滕斌圣：當某些企業采取了一些手段，沒有得到任何追究，久而久之，就演變為一種風氣。最大的危害就是心態會變壞。大家覺得最重要的不是練自己的內功，而是去攪亂別人。窩里斗很厲害，到國際市場上就一籌莫展了，到處挨打。
而且你可以這么做，對手也會用相似的方法回擊。如果是領先企業去這么做，很快就會把行業整體水準拉下一個檔次。
有一家我比較熟悉的公司，在競標的時候，對手往往以低于成本的價格競標，幾次以后，它們也就學會了，在做的過程中再想辦法把這個成本補回來，無非就是降低質量、降低服務。這是一個產業鏈的概念，不管哪一個環節出問題，最終總是要消費者埋單。奶粉行業就是前車之鑒。
《新民周刊》：惡性競爭，是否會毀掉中國企業的市場形象，讓中國企業的國際化之路舉步維艱？
滕斌圣：是這樣，不過中國企業的形象，已經有些堪憂。有句話，中國企業做什么，什么就被做死。所以國外企業現在最怕的就是核心技術落到中國人手里。這次薩博賣給北汽，通用設置了很多障礙，就是因為它們覺得中國公司有低成本運作的能力和無所不用其極的勇氣，如果再加上一些核心技術，會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組合。
當然中海油成功收購了加拿大能源企業，說明西方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但這種成功案例能否持續，值得考慮。
《新民周刊》：企業惡斗，會對整個社會造成怎樣的不良影響？
滕斌圣：現在商業在整個經濟社會中占的比重和影響力越來越大。如果大家在商業行為中不擇手段，在生活中其他方面也會變得唯利是圖，這對于整個社會是一種毒害。
柏楊以前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大染缸。王立軍大概覺得自己是被迫的，用他的話說是“以黑制黑”，不少企業也是這么在想，如果大家做事情都不按規則，他何必要成為規則的犧牲品？但長遠來看，如果大家都沒有了底線，這個社會上公義就沒有人關注了。
《新民周刊》：為什么現在企業打商戰，傾向于動用網絡、媒體的力量，渲染得轟轟烈烈，盡人皆知？
滕斌圣：如果鬧得不大，政府就不會迫切地解決這個問題。對有些企業來說，要弄就索性把事情弄大，變成群體性事件，有的時候反而會更有利。比如說3Q大戰，搞得幾百萬人在網上吐槽抱怨；馬云[微博]要抬高淘寶商城的門檻，那些開網店的跑到香港示威游行。
企業這樣，公眾也是這樣。某種情況下，法律環境的缺失，逼著大家只能采用“街頭文化”，鬧大之后逼著政府來干預。
對政府來說，有很多事情要管，一般認為不正當競爭不是群體性事件，優先級排在很后面。我們要意識到，這是一個多米諾骨牌，看似商業行為，很快會波及到越來越多的領域，把整個社會的氣氛和文化破壞。
呼吁“法律之錘”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教授
企業的問題要最終獲得解決，還得回歸法律的軌道。
《新民周刊》：為何企業在爭端中，往往熱衷于隔空喊話，不愿訴諸法律？
劉俊海：企業不愿訴諸法律的原因很多。一是一些企業家法制觀念淡漠，還沒有養成通過訴訟在理性文明法治的軌道上化解糾紛的自覺習慣。很多企業和企業家賺第一桶金時利用了法律的漏洞和監管的真空地帶，社會公眾當時也沒有今天如此強大的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企業家沒有在靈魂深處樹立對法治的敬畏和信仰。二是一些企業對司法公正缺乏應有的信心，害怕打官司，誤以為不向那個法官行賄就贏不了官司。第三是一些企業在抱怨其他企業侵害自己權益的同時也有軟肋和難言之隱，因此只能互相指責，實際上五十步笑一百步。
打口水官司、筆墨官司則是近年來一些企業家的慣用思維。這種策略可以吸引公眾的眼球，引起社會公眾的關注。這就相當于免費廣告，雙方都是贏家。此種做法還可以給司法機關施壓、引起領導和社會的重視，將來一旦進入訴訟程序，他們也會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但是，企業的問題要最終獲得解決，還得回歸法律的軌道。
《新民周刊》：前不久三一宣布要在美國起訴奧巴馬，但在國內卻執行“雙重標準”，更喜歡訴諸媒體。
劉俊海：三一即使在美國采取訴訟方式，但問題的根源追根溯源還在于收購美國風能公司之前法律風險控制觀念的淡漠和法律風險意識的缺失，以及法律顧問團隊水平的參差不齊。我認為，三一在簽訂并購合同、向美國公司原來的股東支付股權轉讓款之前，應事先主動向美國國防部和外資審查委員會(CFIUS)通報其購買的風力發電官司鄰近美國軍事基地，并征求美國國防部的意見。若美國國防部和美國外資審查委員會反對該并購項目，三一完全可以換一個地點購買風能發電公司項目。遺憾的是，三一公司一直瞞著人家，最終還是被美國國防部和CFIUS發現了。
《新民周刊》：打口水官司，與打法律官司，有哪些本質區別？
劉俊海：首先，司法程序在公開、公平、公正、透明的軌道上進行，公允地保護雙方當事人舉證的權利、質證的權利、辯論權和上訴權等等。如果打口水官司，這就說不清楚了。
第二，打口水官司的目的往往在于煽情，更多地訴諸大眾情感，樸素的公平觀念、道德觀念。如果回歸法治軌道，當事人就需要更多地訴諸理性的法庭調查與法庭辯論程序。這就需要還原本案爭議的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找到正確的法律條文，理順當事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
第三，用訴訟程序解決法律糾紛要遵守審限的要求。換言之，訴訟進行到一定期限后，就要有一個了斷。而口水官司一打可以好幾年都沒有結果。
《新民周刊》：在三一和中聯之間的多次爭端中，都涉及到案件不了了之的問題。您認為原因是什么？
劉俊海：案件辦理慢原因很多。有可能屬于兩家企業自身的問題(如故意拖延訴訟程序)，也有可能歸咎于司法機關的司法效率低下。我認為，人民法院對各類案件都應切實做到辨法析理、勝敗皆服，快立案、快審理、快判決，快執行。案件長期不了了之，一是對雙方當事人不負責任。企業之間的法律關系無法了斷，孰是孰非斷定不清，就會直接影響兩家企業未來的發展。二是對社會不負責任。兩個企業互相攻擊的亂象很容易把公眾蒙在鼓里。要尊重社會公眾的知情權，法院就必須盡快了斷當事人之間的恩怨，一錘定音，向公眾傳達明確的法治信號。
《新民周刊》：這兩家企業，應該如何競爭？
劉俊海：概括起來就是，希望企業把“一心二性三品四商”作為他們2013年的全新競爭理念。
“一心”強調對社會、用戶要有感恩的心態。兩家企業都是上市公司。兩家企業斗來斗去，股民不知道誰的股價、業績會好，人心惶惶。用戶也擔心產品質量會不會出問題，萬一企業垮了，售后服務會不會沒保證。企業對競爭對手也要感恩。沒有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自己就不會強大。
“二性”既要強調企業的營利性，還要強調企業的社會性。
“三品”包括產品、企品與人品等三個內容。企業之間的競爭要比產品質量，比企業品質、比企業控制股東、實際控制人、董監高的專業水準、道德操守和內涵修養。正如習總書記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實施30周年大會上所言，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企業不僅要守法經營，還要做受人尊重的企業家。梁穩根在十八大期間曾說“共產黨員找的老婆更漂亮”，如此“雷人雷語”就很不恰當。
“四商”強調提高企業的智商、情商、法商、德商，切實強化企業的法律意識與倫理意識。
如果還是按照你死我活的競爭邏輯，即使三一“遷都”，兩家企業仍處于同一個市場舞臺上，而且違背商業倫理和法律的不正當競爭還會不斷升級。到那時，可能更悲慘的故事還會發生，我決不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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