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還表示，上述兩種情況都存在一個大前提，那就是捐給基金會的股票不能有法律認定上的瑕疵，諸如擔保、抵押等情況，也就是要保證捐贈者對這些股票確有“處分權”。

　　而對于社會關心的這83億元捐贈能否落實，有關官員及專家都表示了看法。

　　作為新華都基金會主管方的福建省民政廳上述官員表示，83億元股票的捐贈，絕對不是企業家可以單方面認定的，如果國家經調研認定后果然在股票捐贈上開了口子，下一步還需要關注資金的具體落實問題。

　　郭鋒也表示，一旦股票捐贈方式確定，及時驗資，看股票是否真正落實到基金會賬戶，相當重要。后續還需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對資金會進行嚴格審計，將結果及時公布。

　　強調這一點的原因，郭鋒認為在于，如果是基金會名下財產，其享有的稅收減免政策和企業或個人資產不一樣；公布基金會資產的數額，也是為了保證這筆錢真正用于起初承諾的公益支出，而非他途。

　　而唐駿則向本報記者確認，目前已經承諾捐贈的股權，已經委托工商銀行代管，正在過戶的手續當中。

　　其實，上述諸多疑問，來自于并非現金的財產轉移固有的復雜性。這涉及到股權的所有權讓渡、在資本市場上如何變現、履行時機，其操作方式遠比捐獻現金復雜。

　　“(新華都的)這個過程就是巴菲特給蓋茨基金捐款走的路徑。”南都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評價說，這些股權的收益已經明確是基金會所有，但是轉移和變現仍需要遵循“稅收優惠最大化的原則”，“找到合適的時機”。

　　這個“合適的時機”，就曾經讓一些試水者如牛根生等陷入一些非議。

　　在老牛基金會成立時，根據當時發布會的內容，第一步捐獻的是紅利——在牛根生的有生之年，個人股份紅利的51%贈予基金會，49%留作個人生活所需，股份話語權不變。但當牛根生卸任董事長后，表決權將授予繼任者。

　　第二步，在牛根生本人天年之后，捐贈的內容才轉化為股權，家人不得繼承。

　　事后，這個暫時的“捐贈紅利”的方式也被老牛基金會修正為“捐贈股權”，只是完成轉讓前由牛根生代持。

　　“從法律上看，捐贈股權和紅利有本質區別，”海倉基金會總干事段德峰說，“捐贈紅利說明股權的所有者并沒有改變，而捐贈股權則是把所有權從個人讓渡給了公眾，使這些資產成為了公共資產。”

　　“我們捐的是股權。”唐駿回應說，“只是在現階段，股權轉讓沒有完成之前，我們先使用紅利和保值增值的部分，開始做一些慈善項目。”

　　投資遇到的“左右口袋”

　　而且，捐贈帶來的所有權問題，會因為基金會的對外投資操作，引發錢在“左右口袋”里進出的隱憂。

　　據唐駿透露，新華都基金會也決定以投資來保值增值，而且每年的增值目標是15%。在這個目標下，其參照蓋茨基金會，已經搭建了一個包括基金和慈善兩部分組織的架構——目前，負責“花錢”的慈善部門共有13人，以設計項目、對外聯絡、實施項目為主；負責“掙錢”的基金部分共有3-4人。

　　雖然人數上占比較少，但3人的基金團隊內，卻包括了陳發樹本人，唐駿，和另一個投資高手這樣擁有大量話語權的組合。未來，這部分的人手還將擴充3-4名。

　　這樣的設置，會不會讓基金會的投資“左口袋進，右口袋出”，甚至成為公司之外的另一個資金運作通道？

　　這樣的隱憂來自于老牛基金會的操作實踐。

　　在老牛基金會成立后不久，便爆出了“萬言書”事件——老牛基金會將下屬“老牛投資”的部分股權質押給摩根士丹利，作為對賭協議的一部分。被質押的這些股權當時是由牛根生代持的，但這樣的對賭似乎與基金會的公益性質無涉，而與蒙牛自身的利益關聯更為密切。此外，老牛投資聯合海外私募基金KKR等對“現代牧業”的投資，也同樣引發爭議。

　　“這是因為基金會和公司的實際控制人都是同一個人，”中國民政部特邀專家楊團說，“這樣的架構，自然有可能妨礙到基金會的獨立性，進一步妨礙到捐贈的公益性。”

　　唐駿對此質疑的反應卻十分激烈。“蓋茨基金會也是蓋茨在運作，這個分離的要求也太苛刻了吧。”唐駿說，“這本來也就是陳總的錢，由他本人打理也沒什么不對吧。”

　　“我認為，一般現金出資的基金會是有保值增值必要的，”段德峰評價說，“但用股權捐贈的基金會并不需要，只要做好公司，自然股票會漲，沒有保值增值的必要。”

　　透明化與未來空間

　　但這樣的苛刻不是沒有來由的。唯一解決之道，就是加強基金會的透明化。

　　對“新華都”這樣規模的基金會，現有的硬性監管措施只有一項，基金會需向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提交年度審計報告和財務報表，并在指定報刊上刊發。“日常信息公開只能重在自律。”楊團說。

　　但現狀是，一些注冊在地方的基金會，從來不公開其財報，年檢也并不嚴格。徐永光在《2008非公募基金發展報告》中寫道。

　　組織了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在內公益慈善領域法規制定的北大法學院院外導師朱衛國認為，“在硬件技術層面上的監管并不困難”。困難在于，誰來分析處理全國共計900余家基金會的短周期賬目，且自身具備執行監督的公信力——這一直是民政部門的工作，但變革已迫在眉睫。

　　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副主任鄧國勝則建議，可借鑒國外對非公募基金會的管理模式，由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全方位跟蹤其資金使用，詳細披露其接受捐贈情況及公益支出數額，“他們披露信息很細致，甚至對各個基金會成本核算情況，哪家用了最少的錢辦了最好的事情，也有排名披露”。

　　目前，國際通行的做法，是由行業共同認可的“評級監督機構”進行監督。業內專家認為，由這類機構推動慈善組織的公開透明，是實現高水平的必需。但他們同時會說，權力的退出目前“殊難實現”。

　　在楊鵬看來，大量巨象的出現，是生存經濟過渡到發展經濟階段的必然，“在這個階段，一部分企業家開始追求更多的價值，以及被人尊重。”

　　他同時認為，在歷史角度看，非公募基金會的增加也是對社會結構的一種自我完善。這種完善也意味著政府放權的改革從經濟領域延伸到社會領域。

　　但相關制度體系似乎還沒有給予這些巨象足夠的生存空間。

　　據《2008年非公募基金會發展報告》發起方，中國非公募基金會發展論壇的輪值主席徐永光認為，“當初確立相關制度時似乎更希望基金會保持中等規模，并不適宜大型基金會發展”。

　　徐指出，現行的體系有三大制約：大型基金會審批時間過長、《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對支出比例的限定和稅收減免政策不足、免稅政策。

　　其中，免稅政策是當下企業家最關心的內容之一。根據現行稅法，企業或個人的捐贈均可享受稅收抵扣減免，但基金會的投資收益，卻要上繳企業所得稅。“美國的對應政策僅為征收1%的消費稅，而且免遺產稅。這個政策有很大鼓勵作用。”徐永光介紹說。

　　此外，目前企業投入到非公募基金的注冊本金，也不能享受企業所得稅的抵扣。

　　更為重要的是，若非公募基金會的準入制度有所松動，則能夠推動更多“巨象”入場。

　　根據相關專家透露，這部分準入只是“略開一個小口”——在列入本屆全國人大立法計劃的《慈善事業法》草案中，特別提及了“慈善組織準入制度”。

　　這一制度的具體施行以何細則支撐仍未可知，上述專家認為，它有可能簡化現在的審批流程和評級認定，“但并未明確打破現行的‘注冊登記’與‘業務主管’分置的雙重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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