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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入股中資行婚變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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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投資者進退之行業
核心提示
2008年12月31日，中國銀行業經歷了一個轉折點。當日，境外戰略投資者投資中國銀行的股份解禁，瑞銀集團（UBS）悉數拋出其持有的34億股中行H股，雙方三年的合作就此結束。這拉開了外資股東減持中資銀行的序幕。
從2005年到2008年三年時間內，外資股東介入中資銀行的態度為何前后迥異？本文試圖從回顧中厘清外資行與中資行之間的恩怨糾葛。
外資參股中國商業銀行（部分）一覽表
外資入股時間 外資入股方
交通銀行 2004年8月6日 匯豐銀行
民生銀行 2003年10月 IFC
2004年10月24日 新加坡淡馬錫公司
深圳發展銀行 2004年6月 新橋投資
西安商業銀行 2004年10月27日 IFC、加拿大豐業銀行
濟南商業銀行 2004年11月 澳洲聯邦銀行
北京銀行 2005年3月 荷蘭ING集團、IFC
杭州商業銀行 2005年4月21日 澳洲聯邦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2005年6月17日 美國銀行
戀愛 摸著石頭過河
2004年，我國大型商業銀行引資首戰告捷。摸著石頭過河的金融業改革終于找到了方法。
1999年9月9日，中國銀行業首次向境外戰略投資者出售股權。這一天，國際金融公司（IFC）與上海銀行簽署了股權認購協議，IFC持股5%。此后西安商業銀行、濟南商業銀行等城商行也嘗試引入洋股東。
不過，這僅僅是打開了一條門縫，門里門外的人都還在觀望和試探，也并沒有引起外界過多的關注。
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讓這場引資運動迫在眉睫。根據我國加入WTO時做出的承諾，中國金融業在2006年底將全面對外資開放，這意味著這扇門必須完全敞開，帶有官方色彩的銀行業必須進行市場化的改革。
對于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給出三個理由：一是國有銀行改革應從根本上改變產權結構單一性，實現股權結構多元化，這樣國家財政才能不再為商業銀行的經營虧損買單，從體制上消除道德風險。二是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不僅能夠優化國內銀行業機構的股權結構，改變國家股一股獨大的僵化局面，還可以帶來先進的管理經驗、技術和產品，增強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力。三是引入國際知名的股東，能提升國內銀行在國際上的市場形象，有利于國內銀行海外市場的發展與融資。而這些都最終為中資銀行的成功上市鋪墊了基礎。
2001年7月，最大的股份制銀行———交通銀行吸引外資參股的計劃獲有關監管部門的批準，大型商業銀行開始嘗試引資，但是談判過程異常艱辛，直到2004年8月才最終敲定，我國大型商業銀行引資首戰告捷。
在交行的談判之后，政府開始主導國有銀行財務重組，通過注資改善國有銀行的資產質量，增加與境外投資者的談判籌碼。2005年國有銀行引入戰略投資者全面開花，外資入股中資銀行進入高潮：6月17日，美國銀行以25億美元的出價購入建行9%的股權；8月30日，工行和由高盛、安聯、運通三家境外金融機構組成的財團簽署了備忘錄；9月27日，蘇格蘭銀行、瑞銀集團、淡馬錫入股中行。
根據銀監會的統計數據，截至2006年12月底，已有29家境外機構投資入股21家中資銀行，入股金額190億美元。
插曲 引資遭賤賣質疑
隨著外資行入股中資行運動全面開花，銀行賤賣論”、“外資投資者威脅論”等各種質疑之聲充斥業界。
建行15%左右的股權換來了約40億美元，中國銀行10%的股權換來約30億美元，工行10%左右的股權換來約30億美元。部分專家學者指出，從被入股的銀行在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實際控制力和市場影響力來看，幾十億美元的價格太便宜了。
對于這種說法，經濟學家吳敬璉駁斥道：“之前國有銀行，我們搞了許多年，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這樣一個銀行讓投資者怎么信賴呢？第一個進來的人需要承擔風險，后來的投資者才會隨后進入，價格才會越來越高。第一個投資者如果不進來，后面上市的價格是上不去的。”
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2005年底發布會上特別做出澄清：“戰略投資者入股中資銀行的價位都高于銀行的賬面凈值，并不存在著賤賣的情況。”
中國銀行董事長肖剛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資本追逐利潤是經濟法則，境外資本是為追求利潤而來的，但同時也要承擔風險，如果碰到不良貸款大幅反彈、經營效益下降的情況，他們的投資就難以得到回報。戰略投資者的入股價格也要考慮風險因素。
其實，為防止境外投資者投機獲利，銀監會在2003年12月頒布的相關規定中，就對戰略投資者的資格條件和持股比例做出了限制性規定，比如占股的比例不低于5%，最短的股權持有期必須是在三年以上。
蜜月 中資外資共享甜頭
境外投資者的引進給中國銀行業帶來進步。境外投資者也嘗到了入股中資銀行的甜頭。
境外戰略投資者入股中資銀行之后，為中資銀行到底帶來了什么呢？
進入中行的蘇格蘭皇家銀行在信用卡、理財、公司業務、個人財產保險等方面與中行合作，并協助中行開設中資銀行首家私人銀行。匯豐銀行入股交行后，匯豐派出1名副行長和2名董事參與管理，而雙方合作的太平洋卡已經開始運營。加入工行的高盛、運通等機構承諾提供技術和專業協作，主要合作領域在資金交易、資產管理、個人理財和投資銀行業務等方面。
境外投資者的引進給中國銀行業帶來最根本的進步，是公司治理和監督機制方面。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國際金融公司（IFC）和亞洲開發銀行（ADB）聘請了同一位董事———摩根士丹利的藍德彰。他在上海銀行和南京商業銀行的董事會頻頻投反對票，不忌諱與董事會展開激烈的辯論，他公開演講大談董事會的作用，強烈主張要把審計委員會從監事會下面拿過來轉而向董事會負責。他反對銀行不顧資本金的約束盲目擴大資產規模，建議銀行要多發展不占資本金的中間業務等等。
“事實表明，交通銀行、上海銀行、浦東發展銀行等中資銀行通過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后，促進了中資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改善，同時使中資銀行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得到不斷完善，也促進了中資銀行資本充足率的提高，提升了銀行業務和產品創新能力。”2005年3月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會見匯豐銀行主席艾爾敦時稱。
境外投資者也嘗到了入股中資銀行的甜頭。美國銀行在建行發行前投資25億美元，占有9%的股份，此后股份增至19.9%，建行公開上市時，再認購5億美元的股份。新加坡淡馬錫在中行股票發行前投資了31億美元，占10%的股份，發行后再增持5億美元的股份。花旗銀行在2005年即與浦發銀行簽訂協議，承諾將浦發股份由約3.8%增持至19.9%，并在五年內維持積極合作關系。
分手 金融危機撕毀合作
隨著集中解禁期和金融危機的一起到來，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的合作隨即破裂。
甫一解禁，中行和建行的外資股東就開始拋售其持有的股票。
外資股東的拋售很快被理解為其本身的財務需要。中行發言人在回應此事時直接用了一句：“是他們（外資股東）自己出了問題。”
但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經濟也受到了金融危機很大的影響，銀行業受到的影響亦十分顯著。
2007年次貸危機開始顯現苗頭，到了2008年9月份，金融危機的狂風暴雨以華爾街為中心，席卷全球。一直被認為受到影響較小的中國也在下半年出現經濟下滑。
從一般投資的角度看，多數投資者都對于銀行業在這一階段的投資價值產生了懷疑。知名基金經理王亞偉在其投資策略會上公開指出，銀行業被列為2009年其不會涉獵的行業。
商業銀行自身也認同這一點。工行副行長王麗麗指出，在2009年，中資銀行需要關注兩個問題，一個是利差縮小導致的盈利下降，另一方面則要防止不良率大幅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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