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陽 閆薇

　　在與科龍的糾紛中，顧雛軍及其格林柯爾系最近遭受了一次敗訴，但顧雛軍的弟弟顧紹軍并不服氣。他稱，從判決書上看，不合理以及令人存有疑點之處甚多。

　　他稱，顧雛軍不服判決，已經決定上訴。

　　2007年9月13日，上市公司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ST科龍，000921，以下簡稱科龍)發布公告稱，公司通過控股子公司江西科龍訴顧雛軍及其格林柯爾系公司的兩宗案件一審勝訴。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顧雛軍及格林柯爾系公司向江西科龍合計賠償1.65億元，并承擔有關的案件受理費及財產保全費167.106萬元。

　　判決后，科龍新聞發言人韓維凡表示，“對佛山中院的一審判決，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公司的權益、千萬投資者和中小股東的利益得到了應有的保護。進一步講，這也是中國

資本市場走向成熟、法制化和進一步規范的表現。對于顧雛軍的個人行為，科龍不作評價。”

　　不該受理？

　　顧雛軍與科龍的上述糾葛源于5年前。

　　2002年7月18日，在顧雛軍及其“

格林柯爾系”公司“操縱”下，江西科龍將9000萬元轉到天津艾柯公司賬戶進行的起訴。該款后于2002年7月22日被天津艾柯公司轉到位于天津的格林柯爾制冷劑(中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制冷劑公司”)的賬戶上。2003年8月21日，江西科龍公司又在顧雛軍及其“格林柯爾系”公司“操縱”下，將7500萬元轉到制冷劑公司，用于歸還制冷劑公司欠中國建設銀行南昌市昌北支行到期貸款。

　　顧紹軍說，首先，江西科龍公司起訴的這兩筆款項的已經作為刑事案件立案提起公訴，根據中國法律“先刑后民”的原則，此案應中止審理。

　　“如果刑事訴訟第三條(挪用資金罪)成立，那么這兩筆錢屬于應該被追回的‘贓款’，而民事訴訟中現在認為是 ‘欠款’——也就是說同樣的一筆錢，還沒搞清楚是欠款還是贓款，民事應該無法審理。”顧紹軍告訴本報。

　　北京新坐標律師事務所主任劉春奎律師說，一般情況下，即便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了含有刑事案件，也應該立即中止審理。本案是就同一標的先進行了刑事起訴，后進行民事起訴，那么佛山中院理應拒絕受理此民事訴訟，駁回江西科龍的訴訟請求。或者在刑事審判中附帶民事，或者在審判刑事案件之后再審判此民事案件。本案中民事訴訟先于刑事訴訟判決確實不妥。

　　不過，另外一個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師說，優先并非法律原則，只不過是法律實踐中的一種習慣。

　　顧紹軍還質疑民事判決書中卻出現的顧雛軍“沒有異議”及“認定”表述。

　　顧紹軍說：“顧雛軍被關押在佛山，多次申請出庭未成。但民事判決書中多處寫了 ‘顧雛軍沒有異議’和‘顧雛軍認定’的話，人都沒有到場，怎么可能認定？”

　　本報記者致電知情律師，該律師確認顧雛軍確實沒有出庭，“法庭沒有不允許顧雛軍不出庭，但是在關押的背景下，如果法院不提押被告，被告就無法出庭。當事人盡可能的參與庭審有利于案件審理。”

　　第三個遭到顧紹軍質疑的是，這兩筆錢能不能簡單地直接定義為“占用款項”。

　　“在關聯公司大背景下，這兩筆錢不能確定是欠款還是債務。”顧紹軍稱，進帳單只能證明曾經從江西科龍流出去9000萬和7500萬元，科龍集團與格林柯爾集團之間的款項業務不下200多筆，這兩筆款項到底是借款，還是歸還的錢，并不能確定，尤其不能脫離前后背景地單獨提出來判定。

　　劉春奎律師說，這一理由難以成立：本案中江西科龍舉證證明了確實有兩筆錢匯入格林柯爾系公司后，便應該由顧雛軍一方履行舉證責任，證明這兩筆劃款并非起訴中的那樣非法占有，而是“借”或“還”或其他理由。如果無法舉證說明緣由，便符合法律上對“不當得利”的定義——沒有法律依據地占有別人財產。此時就是應該由接收匯款的兩家公司來解釋這兩筆款項的理由。

　　矛盾的“年報”？

　　第四點讓顧紹軍質疑的是，佛山中院在判案過程中，拒絕采用國際知名會計事務所畢馬威的調查結果。

　　2005年12月1日，科龍聘請了上述會計事務所，對該集團在2001年10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期間發生的重大現金流向進行調查，并發布了 《廣東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關于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調查結果的公告》。該調查的結果顯示，從科龍流向格林柯爾的現金為21.69億，格林柯爾流向科龍的現金為24.62億。

　　“這證明了科龍還欠格林柯爾2.93億元人民幣。”顧紹軍問，“為什么佛山中院以‘與本案無關’的理由拒絕調用畢馬威的調查結果。”

　　但劉律師認為，畢馬威的報告只能證明科龍和格林柯爾之間的另一層法律關系——即便科龍確實欠格林柯爾2.93億元人民幣，但從江西科龍匯出的兩筆款項也可以被認定是收款的兩家公司的不當得利。

　　顧紹軍還認為，《廣東科龍電器2005年年報》可以證明這兩筆款項已經不存在問題。

　　在2006年8月11日公布的 《廣東科龍電器2005年年報》中，并沒有艾柯企業(天津)有限公司拖欠江西科龍實業有限公司的9000萬和格林科爾制冷劑(中國)有限公司拖欠江西科龍實業有限公司7500萬的記錄，顧紹軍說，這足以證明截止2005年底，這兩筆資金往來已經了結，否則《廣東科龍電器2005年年報》就是虛假的財務報告。

　　“法律講的是直接證據，上市公司年報不是確定債權債務關系的直接證據。”劉春奎說，此處用年報來推理債權債務關系是不完全合適的。

　　他亦表示本判決中仍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本案在判決由兩家天津公司向江西科龍歸還不當得利的同時，判處顧雛軍進行損害賠償是不妥的——只有在不當得利得不到歸還時才涉及“給當事人造成了損失，需要賠償”；其次，顧雛軍并沒有以廣東格林柯爾公司的法人身份調撥這兩筆款項。廣東格林柯爾在本案中完全沒有任何參與，這樣起訴損害了廣東格林柯爾其他股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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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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