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與城市的齒與唇 長虹與綿陽的唇亡齒寒

　　經歷過大牛市的中國股民，對于長虹傳奇都記憶猶新。他們應該也都記得倪潤峰的面孔。有人說，那是20年來中國企業界最強悍的一張面孔。

　　白云蒼狗，世事變幻，長虹的盛極而衰轉瞬即至。在陷入壞帳泥沼后，幾上幾下的倪潤峰即將面對蒼涼的人生大結局。而綿陽，這座以長虹為財政和就業倚靠的城市，也開始驚疑彷徨。

　　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為什么難得看見把城市命運寄托于個別企業和個別企業家資源的情形？為什么綿陽政府與長虹之間的那種親密關系在中國的東北和西部屢見不鮮？

　　人，企業，城市，究竟應該在怎樣的格局里共存？

　　長虹悠愁

　　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為什么難得看見把城市命運寄托于個別企業家資源的情形？為什么TCL和春蘭的所在地政府要做得好許多？而綿陽政府與長虹之間的那種關系為什么在我國東北和西部卻屢見不鮮？

　　撰稿／高小勇

　　剛剛過去的那一年，最后一個月的28日，四川長虹(資訊 行情 論壇)發布了預虧公告。因應收美國APEX公司賬款余額4.675億美元無法全額收回，預計最大計提金額3.1億美元左右；另外，委托南方證券國債投資金額1.8億元左右也當壞賬損失作全額計提。簡單計算長虹壞賬損失計提將達到27億多元人民幣，形成2004年巨額虧損。

　　由此而深感寒冷的，我想——絕不僅僅是長虹的上下員工、投資長虹的股民和中國證券市場。我想，還有那座簇擁在長虹四周的城市。

　　長虹與綿陽的唇亡齒寒

　　綿陽——長虹所在的城市，就GDP而言，它排名中國西部城市第五，緊跟在四大城市——重慶、西安、成都、昆明之后。而在過去十多年中，長虹對綿陽貢獻了綿陽市工農業稅收的40%，平均每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二以上來自長虹。這是綿陽市統計局局長李德勝對媒體的講述。

　　我簡單查了一下，盡管數據不全，但基本可以大致看清綿陽這座城市在經濟上與長虹的緊密依賴關系。1999年全市GDP總值311億元�熦斦�收入28.5億元；2001年�熑�市國內生產總值已達329.8億元�熦斦�收入26.6億元；2003年�熅d陽市國內生產總值實現396.6億元�熦斦�收入30.8億元。而1998年的長虹繳納利稅23.28億，2000年長虹繳納利稅7.8億元。可以這樣粗略地講，1999年以前的十來年里，綿陽每年掙的錢一多半是長虹給掙的，財政每花10塊錢，有近一半是靠長虹利稅埋單。

　　據媒體引用綿陽市統計局的一位知情人士的話說“長虹是這座城市啟動的引擎，真正的啟動是在90年代”。上世紀的最后10年，是長虹大發展的10年，也是綿陽騰飛的10年。

　　長虹與綿陽這座城市在經濟上唇齒相依關系，自然也會反映在政治層面上。十幾年來綿陽有一位市長，一位書記，另有一位副市長出自長虹。上世紀80年代老市長、就是原長虹廠長王金城；剛剛遭遇審查的前市委書記、就是長虹車工出身的原長虹副廠長黃學玖；長虹現任42歲總裁趙勇，又是去年7月8日才空降到長虹的，在這之前是綿陽市副市長。有意思的是，趙勇是輾轉而來的，在當副市長之前�熡质情L虹的一位執行總裁，2001年6月因與復位的倪潤峰志趣不同，有嫌隙辭職，而就任副市長的。

　　長虹和綿陽的政商親密，有個故事可讓人一葉知秋。2000年春節，有一件事讓長虹很多在外征戰多年的銷售人員感動得熱淚盈眶。這年主政的趙勇親自到成都雙流機場迎接他們回廠，并以紅地毯鋪地，接回綿陽；注意，在前面開道的是警車。

　　火車站的故事

　　考慮到讀者并不是政府的經濟官員和經濟學者，為讓讀者能把長虹與綿陽唇齒相依關系理解得更真切些，我講幾個細節。

　　2003年7月的《四川日報》以“長虹出口帶活綿陽車站”為題報道說：“上半年，綿陽車站克服非典帶來的影響，利用長虹外貿出口的高峰時期，實現了路企雙贏。面對長虹出口給今年運輸市場帶來的巨大份額，綿陽車站經過分析核算，對長虹整車運輸實行優惠15%，從3月下旬實施以來，長虹公司通過鐵路運輸穩中有升，裝車數較去年同期增加43.2%。扣除降價因素，運輸收入實際增長21.7%。針對長虹公司出口量大、集裝箱運輸多，利用鐵路集裝箱班列準時、快速、服務質量高的特點，6月以來，鐵路共組織開行長虹家電出口集裝箱班列28列1500余車，保證裝運長虹家電集裝箱班列正點開出。”

　　而就在一年多以后，綿陽車站卻因長虹遭受重創。《人民鐵道報》2004年12月28日的消息說，2004年對綿陽站來說，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年頭。因為長虹彩電出口受挫，有“長虹專運站”之稱的綿陽站，發送彩電的運輸銳減，比去年減少一半以上。

　　綿陽一家名為“資江電器廠”的企業，與長虹家電城一墻之隔，它和相鄰的兩家電容器廠一起構成長虹的三大電容器配套廠。據這家工廠的廠辦主任李先生對媒體說：“我們原是湖南省企業，每年供應長虹電容器6億只，為長虹遷到這里。”據說，像資江一樣，我國東部很多企業為就近長虹而遷來，有做包裝箱的，也有做包裝袋的，十幾家企業簇擁在長虹四周。

　　綿陽市計委副主任陳宏說，長虹由最初的一處廠區發展成為五處，極大地推動了綿陽市區的擴展；而在就業方面更是明顯，規模龐大的長虹，淡旺季職工人數平均超過3萬人，直接創造的就業占綿陽當地就業人口的5%至10%，如果算上資江等配套廠間接創造的就業，比例就更高。

　　長虹的崛起一呼百應，長虹受挫，難道不會有多米諾骨牌效應嗎？

　　我20多年前在綿陽所轄的一個縣下鄉插隊。綿陽地處成都平原北端，向北背倚川北深丘，農業耕作歷史悠久，但除農田外，其他資源并不豐富。雖然現在綿陽市區的人均GDP收入已超過4000美元，但如果將占人口比例五分之四的農村地區包括在內就很低。從人口占比、土地使用面積上看，還深刻反映出西部地區發展是不均衡的這個特點。

　　長虹，作為綿陽第二產業的支柱，作為綿陽財政的一臺印鈔機，作為綿陽的一臺轉化當地密集勞動的巨大就業機器，它的傾斜和發出的異響，意味著什么？

　　短痛還是長痛？

　　去年末，長虹公告，意味深長地將27億元壞賬做了一次性計提處理。據說，對此官員中曾有不同意見，一說將27億元逐年計提；另一說則認為，若逐年計提；長虹有可能會因為連續3年虧損而面臨退市，長痛不如短痛，一次計提了反而干凈了。最終，后者占了上風。我想，作為2004年7月才空降的趙勇，對做這樣選擇，肯定起了重要作用。這樣的選擇也沒錯，因為這樣公開化程度很高的一次性計提，而不是逐年計提，很容易分清責任。但通過此舉，可以看出趙勇對倪潤峰經營管理不滿的深刻。

　　長虹之痛，并不因為它的一次性計提就成為“短痛”。事實上，它的一次性計提并不明智，因為這會陡然增加了這家大型企業的不確定性。在經濟學看來，不確定性的費用相當高。俄羅斯除了石油，市場經濟整個發育緩慢，非洲經濟常年萎蹶不振，都跟它們的不確定性相關。你讓人產生了疑惑，往往就懶得和你交易。不確定性的交易費用相當高；價高，跟你的交易需求自然就小。

　　1998年后，隨著家電市場的惡戰，長虹業績下滑。長虹出國遠征，2003年，長虹集團對美出口彩電3.4億美元，占四川2003年外貿出口總值10.7%。但彩電出口量也從2003年7月后急劇下降。2004年5月，美國對中國彩電實施反傾銷調查并最終裁定傾銷成立后，長虹將基本退出美國市場。

　　一家本來可供成百上千人吃飯的餐館，食客越來越少就很難受了。事實上，中國的市場已經不是當年倪潤峰所面對的那個短缺市場，也不是靠規模大可使用價格殺手锏的市場了。再要為企業和綿陽找回那么大的市場，無疑猶如登天。長虹一次性計提增加了和他人的交易費用，也平添了長虹重新擴展市場的難度。

　　今年初，四川幾家銀行聯手給予長虹貸款授信額度85億元。四川的一些重要官員也在公開場合保證要一如既往地支持長虹的發展。這些都是及時明智之舉。然而，它們畢竟不是產品交易的客戶。

　　“長痛不如短痛”，對長虹或許如此。但對綿陽市而言，恐怕情形就不是這樣。長虹一次性計提壞賬27億元，就相當于一口吃掉了全四川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潤。那么對綿陽呢？2004年長虹工業總產值增速1��6月累計同比下降17.6%。受長虹效益下滑的影響，綿陽9月份全市GDP增長僅為11.6%，位居全省末尾。有消息說，2002年全球彩電產銷量達到2億臺，產銷量位居前列的企業均在亞洲，三星以1300萬臺列首位，長虹以1100萬臺居次席。那么可以這樣說，長虹過去的輝煌可以給綿陽帶來多少幸福，現在的挫敗就可能給綿陽帶來多少痛苦。長期以來，長虹無疑是綿陽的生產力與市場聯系的強力紐帶�煟凰�遭遇不測，可能大大削弱綿陽與市場的聯系。

　　可以想象，長虹之痛，會痛徹綿陽全身。

　　大洋彼岸投來的長長陰影

　　無論長虹是短痛還是長痛，它也通通是綿陽的。綿陽已經逐漸感受到的痛苦，我擔心它會與當年美國匹茲堡所經歷的類似。

　　1994年，我在匹茲堡采訪以提出“有限理性”而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經過那座城市的邊上，滿盈盈的河水靜靜地淌，河兩邊樹木繁碩，有一邊的樹影里是沒有一點響聲的鋼鐵和工廠。城里面也如此安靜，人少得讓人有些害怕。聽幫助翻譯的李博士講，這座城市是美國的鋼鐵之都，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就崛起與此。

　　我后來見有人撰文介紹，這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用鋼鐵打造的。鋼的餐桌和椅子，鋼燈具，鋼鏡框，裝飾柜子里，鋼魚，鋼貓，鋼老虎，鋼獅子。在匹茲堡，你會看見許多用鋼鐵雕塑的藝術品，用鋼鐵構造的整個摩天大樓。有個故事可以見出當地繁榮時的溫馨，有個男人的妻子賢慧善良，每天清晨都給老公備好午飯，裝進盒子里。有一次卻忘了把筷子放進去。怎么辦？老公自己動手，就地取材，在廠房里為自己打造了四五雙鋼筷子。從那以后，再也不用擔心妻子忘記放筷子了。然而，由于對這個城市的需求越來越少，妻子和老公都無需在廚房和車間發出任何響動了，這座城市也就逐漸安靜如死去。

　　聽人講，東北的好些資源枯竭城市也安靜如斯了。2002年我在央視做策劃，北大一位研究生在此實習，愛找我聊天。他說他是遼寧撫順人，家里人好多沒工作。那里礦山全沒東西可挖了，沒活干。我說挺慘。他笑著說沒啥，全城都是下崗的，沒誰看不起誰，一律平等。

　　資源枯竭是世界許多地方都遭遇過的痛苦。

　　德國魯爾是煤城，從20世紀60年代起，魯爾區的煤開采量逐年下降，鋼鐵生產向歐洲以外的子公司轉移，鋼鐵產量也開始收縮。從此，魯爾區傳統的煤炭工業和鋼鐵工業走向衰落。80年代問題越來越大，到80年代末期，魯爾區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問題。

　　美國休斯敦是油城。1901年得克薩斯油田開發后，在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各大石油公司總部遷移至此，在60年代以后石油開采業開始整體下滑。

　　洛林位于法國東北部，是法國歷史上以鐵礦、煤礦資源豐富而著稱的重化工基地，類似于中國現在的遼寧。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因資源、環境和技術條件的變化以及外部市場的競爭壓力而衰退。

　　位于法、德、盧森堡和比利時接壤地區的薩爾區，被認為是歐洲老工業區的“腐朽地帶”。50年代因煤炭產業發生深刻的結構性危機。從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起，再次遭遇類似目前我國東北煤城的困難。

　　前面說到的美國匹茲堡，在20世紀70年代，因資源枯竭出現了嚴重的衰退，成為美國衰退最嚴重的大城市之一。

　　綿陽：中國版匹茲堡？

　　我想，長虹之痛，如果沒有讓人從中正確記取點什么，那么，綿陽枯竭的并不是它本來就沒有的什么自然資源，而可能是它的企業家資源。

　　倪潤峰的奇跡，說明他是綿陽的稀缺資源。但后來的事實又說明，只是相對于過去時代的短缺市場，相對于還不夠激烈的市場(那個市場可以靠國有企業規模、容易貸款、上市等體制內資源優勢，進行價格清剿戰)，倪潤峰才是稀缺的。這樣說，有點殘酷，但這卻是市場的無情表述。

　　1998年長虹囤積彩管事件，便是倪潤峰沒有看清地方競爭導致的中國經濟新格局，以為國家嚴打走私，不會進口彩管，長虹拿出10個億的6個月的銀行承兌，囤積了200萬21英寸彩管，以此抑制彩電的產量。但在其他地方企業和政府官員的一致要求下，國家讓大批進口彩管蜂擁而至；1999年索尼推出純平，又進口了大量的純平彩管。長虹囤積計劃落空，同時由于此舉誤導，出現嚴重的供需失衡，彩電行業出現整體虧損局面，對整個行業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

　　2001年重回帥位的倪潤峰，工作重心放在了精顯背投這張王牌上。他甚為自信：“稍加比較你會發現，彩電業又回到了1986年，那是彩電業獨生子的時代。”但他顯然又低估了發育至此的中國市場的創新能力。國內競爭對手拿出了外國品牌手中的等離子彩電進行差異化競爭，背投優勢頓時不再。

　　但是，2001年2月復位的倪潤峰，在精顯背投并沒有給長虹帶來多少真正的利潤增長情形下，他在信息更不充分的國際市場進行著近乎孤注一擲的冒險。彩電巨量出口美國，讓倪潤峰在潛在的和現實的對手面前長舒了一口氣。但信息和知識很快讓他付出巨額代價。2003年，媒體曝出長虹被APEX詐騙的新聞，長虹出口造成巨額應收款難以收回。2004年7月，倪潤峰被迫全身而退；12月新總裁公告，一次性計提前任留下的壞賬達27億元之巨。

　　但是，我們不應該蔑視過去的偉大，后悔2001年讓倪潤峰復出；教訓，并不是政府沒有及時準確利用對當今市場更有知識和信息的企業家資源。在我看來，教訓似乎是綿陽太注意個別的企業家資源。如果寄希望于某個人像倪潤峰那樣再創奇跡，我以為，那是在當今市場環境下拿綿陽未來的發展擲骰子。

　　故事僅僅屬于綿陽？

　　眼光稍稍遼闊些看，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為什么難得看見把城市命運寄托于個別企業家資源的情形？為什么TCL和春蘭的所在地政府要做得好許多？而綿陽政府與長虹之間的那種關系為什么在我國東北和西部卻屢見不鮮？

　　我以為，那是在不同條件下的選擇不同所致。在我國的兩個三角洲地區，它們并沒有多少國有企業可依賴，它們發展經濟需要千千萬萬的市場英雄。而在國有企業多的東北和西部，尤其是西部，由于空間距離，成本約束影響了市場知識和信息的傳輸，路徑依賴使內地政府更多的是選擇了國有企業來盡快地發展當地經濟。

　　東北的“不幸”，是難得有國有企業成器(這從東北上市公司大多戴著“特別處理”的帽子可以看出)；綿陽的幸運，是它們遇上了倪潤峰。但是它們卻把這種體制內的偶然當必然，沒有把資源和精力用來發掘更多的企業家資源，而是把整個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個別企業家的單打獨斗上。結果風險終于降臨了。

　　事實上，由于這樣做，導致它們在綿陽沒有更多的企業家資源可選擇。結果怕影響稀缺的企業家的情緒，連這家國有企業的改制也一再拖了下來。

　　2000年6月8日，開始了8個月的病休的倪潤峰，也反省認為：“一是從大的來講，規模高速擴張，基礎管理沒有跟上。第二是后繼產品的加速開發、加速投資遲緩。第三是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也就是現代企業制度在長虹的改革實施，應該早一點完成。”

　　但是，形勢比人強。長虹2000年業績不如人意，讓綿陽政府部門認為還是只有選擇倪潤峰；讓還沒在改制思考中沉淀足夠的倪潤峰，2001年重又披掛上陣。終于，上演了一場悲劇——對倪本人、對長虹、對綿陽來講，都是如此。

　　我想，現在綿陽需要的不是一個趙勇，而是千千萬萬個趙勇。因為對一個城市來講，那樣的選擇風險太大；再說，稍稍理智地想想，就會發現當今的市場也已經沒有了再創“倪潤峰奇跡”的條件。

　　我相信，綿陽之痛會治愈，但需要時間，也需要當地政府的耐心。當年因資源問題而陷入困境的法國洛林，就重新培養和發育資源，它們創建企業創業園，扶持下崗職工創辦小企業，由國家資助自身非營利的“孵化器”，為新創辦的小企業無償制定起步規劃，在初期或成長期為之提供各種服務，如創造廠房、車間、機器、辦公室等條件，還配備專家、顧問做具體指導。在洛林地區，經企業創業園培育，轉型后10人以下的小企業星羅棋布，占全部企業的91%。今日的洛林已由衰退走向了新生，成為法國吸引外資最主要的地區。

　　其實，倪潤峰、長虹、綿陽的故事，應該是當今中國都應該記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