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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12月17日，伊利股份在內蒙古的多名高管被內蒙古高級人民檢察院帶走，至今未歸(見12月20日《新京報》)。盡管這消息沒有得到完全證實，但市場已經做出了強烈的反應。12月20日，伊利股份的股價一開盤就封到了跌停板上。據了解，伊利股份的高管被高檢帶走很可能緣于證監會對該公司的調查。在今年6月伊利股份鬧完“獨董風波”之后，7月證監會決定開始對伊利進行調查。
對于這次事件，其結果如何應該不是本文關注的焦點。我們所關注的是為什么國內的上市公司，無論是在國內上市還是在海外上市，無論是國有上市公司還是民營上市公司(如創維數碼)，公司高管集體出事成了一件十分頻繁的事情，特別是國內國有上市公司問題更是十分突出。
對于這類現象的頻頻曝光，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在中國股市文化中，公司上市就是如何從市場融資之后，這些錢就很可能成公司管理層任意支配的財產，而不是把公司上市看作為一個公眾公司。看看國內企業為了上市的前赴后繼，看看他們為了上市耍出十八般武藝，為了上市花上巨大的成本，道理就在于此，從市場圈到錢后為所欲為。
還有，有不少地方政府把當地企業上市數量看作其業績主要考量標準，其旨意就在于希望這些企業通過上市從社會獲得多少資金。
但是，按照現代上市公司的規則，無論大股東所占的股份比重有多高，管理層所占的股份比重有多高，作為一個上市的公眾公司，管理者與股東就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作為代理人的管理者行為就得受到委托人的約束，就得為委托人服務，就得受制于公司規章制度，如果管理層改變或違反這種合約關系，就得受到相應的法律法規制裁與處罰。對于中國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者來說，盡管明白這些道理，但其觀念都十分薄弱。
近期，香港廉署追究黃宏生的責任就把他挪用上市公司資金看作是盜竊公司之財物。伊利股份在這方面的情況會是怎樣呢？
其次，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傳統上說是產權界定不清，因此，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往往會把企業運作的收益個人化或單位化，把企業運作的成本社會化。以這樣一種思維定勢，國有企業成為上市公眾公司之后，他們自然會把掠奪公眾股東的利益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了。特別是集體決議下行為更是如此。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國有企業改革放權讓利過程中，國有企業可能成為少數人或一人獨攬大權的企業，他負責的只是任命他的主管部門，而不是負責于國有企業本身。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主事者往往會利用其掌握的權力大力地為個人或少數人謀利，甚至于通過種種方式來掏空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上市之后，掏空上市公司更為普遍。這種現象早就成了國內證券市場頻繁發生的事情。
再加上我國的證券市場嚴重缺陷，如一是上市公司的劣質產品賣高價，二是市場上投資者的利益受到嚴重的掠奪，三是證券監管職能的錯置。這種錯置，一方面表現為證券監管部門對市場深入太多，用行政職能代替市場的職能，另一方面是證券監管部門的不作為，使得不能夠提供有效的市場制度與規則，不能夠對掠奪投資者財富的行為進行嚴厲的處罰。這就使得不少國內上市公司的主事者，一上市之后，就如進入無人之境，對上市公司公眾的財富任意掠奪與侵占。
總之，伊利股份高管集體違規事件，說明了我國的股市文化可能存在著嚴重的不足，說明了我國股市制度及國有企業改革存在的缺陷，面對這些不足與缺陷，不僅應該修改現行的制度規則，從各個方面加強對上市公司的高管的嚴格監管與嚴厲處罰，而且還應重建我國的股市文化及重新思考國內企業改革所面臨的困境。
□易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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