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倫·巴菲特曾經說過，沒有破產的資本主義就像沒有地獄的基督教。破產對于資本來說，就像下地獄般痛苦，有這種“懲罰”存在，人們對待投資和經營會更勤勉盡責。同樣，在資本市場中，“懲罰”是讓人少作惡的必要手段和底線。

　　不過，對于從事IPO業務的中介機構來說，中國的資本市場倒像只有天堂沒有地獄。在最近證監會對勝景山河違規保薦機構的處理中，我們看到，平安證券、中審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湖南啟源律師事務所三家機構，對勝景山河的保薦上市過程，絲毫未履行盡職調查義務，甚至有縱容和參與公司作假之嫌。即使這樣，證監會對這三家機構的懲罰也只是“出具警示函”。

　　保薦成功了，他們可獲數千萬利潤，出了問題卻只是警告，這不是只有天堂沒有地獄嗎？如果非要說有地獄的話，那么被踢下地獄的也只是幾個“臨時工”而已。在證監會對該事件的處理決定中，平安證券的林輝等兩名保薦代表人，被撤銷保代資格；為勝景山河審計及盡職調查報告簽字的會計師和律師，其處罰是分別36個月和12個月不受理其出具的文件。

　　雖然林輝們不是中介機構的臨時工而是高級雇員，但證監會對勝景山河案件處理所采取的最終形式，和不少政府機構卸責的手法一樣——出了問題是因為個別害群之馬，與“組織”無關，如果這些害群之馬還是臨時工的話，就更能說明“組織”是可靠的了。

　　勝景山河在去年12月7日因被質疑財務造假而暫停上市，隨后證監會要求參與該公司上市保薦的中介機構，對其財務問題進行調查。四個月之后，證監會公布調查結果，認為公司不存在造假，銷售收入符合會計準則規定、存貨真實，只是券商和會計師在信息披露和審計程序上存在不符合規定的瑕疵。

　　讓公司雇用的中介機構對公司造假與否進行調查，結果可想而知。而且，如果真要公眾信服公司沒有造假的話，應該將調查結果公之于眾，而非三言兩語下個結論。監管當局應該知道，公司上市涉及公眾利益，一旦引起公眾質疑，就應該采取充分透明的態度讓公眾了解真相。如果想用一句“認為公司不存在造假”換取公眾信任，得到的只是公眾“更不信任”。

　　也許公眾信任與否，對于監管部門而言并不重要，原因在于，證監會的權力事實上并非公眾賦予，就算你不信任我，又能奈我何？如果證監會非要認為自己是可信的話，那怎么解釋云南綠大地公司靠財務造假成功上市？

　　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安然事件，同樣是財務造假，但結果是讓這個曾在美國500強公司中排名第七的企業破產，讓全球最大的會計師事務所倒閉，進而促進美國的會計監管制度更加完善。這就是“地獄”讓資本主義不斷自我進化的作用。

　　綠大地財務造假已經證據確鑿，但證監會既沒有讓其退市，也未對公司的上市保薦機構做實質性處罰，隸屬云南省政府的云南城投還向該公司注資，希望讓公司起死回生。我們很難想象，這樣一個沒有“地獄”的資本市場，真的會是天堂嗎？也許是，但只是上市公司、中介機構和權力部門的天堂，“地獄”都留給了那些無權無勢的散戶。

　　當今的社會中，充滿了“臨時工”式處理問題的方法。打人致死的列車員是臨時工、暴力執法的城管是臨時工、對群眾發飆的女警是臨時工、入室強奸的巡防員還是臨時工。只要官方機構出現讓人尷尬的丑聞，就有一個臨時工站出來頂罪，難怪有人說，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臨時工。

　　誰都知道，讓臨時工承擔責任就是推卸責任。不論政府部門還是企業，作為承擔責任的主體，出了過錯一定是這個主體失職，至少也是其主管領導失職，至于具體是“正式工”還是“臨時工”搞砸的，人們并不關心。

　　試想，在杭州市物價局最近查處的沃爾瑪價格欺詐案中，如果沃爾瑪把責任推給負責標價的“臨時工”，能有人答應嗎？如果康菲石油公司把渤海漏油事件的責任推卸給臨時工，能有人答應嗎？看來，臨時工也分兩種，能當替罪羊的和不能當替罪羊的，而能不能當替罪羊，關鍵看在什么地方當臨時工。

　　權利和責任是對等的，機構出了問題卻由個人承擔責任，是偷梁換柱般對責任主體進行庇護。平安證券、中審會計師事務所和湖南啟源律師事務所，是勝景山河保薦責任的主體，證監會真想整治IPO亂象的話，就應該撤銷或暫停他們的保薦資格。拿這些機構的幾個雇員開刀，與鐵道部揪出“臨時工”來定罪，有何區別？

　　中介機構之所以肆無忌憚地幫助企業造假，是因為在現有的體制下，他們永遠不用擔心因造假而“下地獄”；證監會之所以能讓造假者蒙混過關，也是因為他們不會因為失職而影響手中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從來沒有法律和規則來明確當權者的權責邊界。這是最讓他們滿意的局面——躲在一潭渾水中盡享“自由”，真要激起了民憤也好辦，抓出幾個“臨時工”，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