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行業競爭帶來資管市場空前發展，但長期“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在應對越來越“混業化”的資管市場時亟需更多磨合。“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此背景下呼之欲出，成為值得期待。

　　相比于基金業的平緩發展，券商資管規模可謂“突飛猛進”，呈現出幾何倍數爆發式增長。2012年底的資金規模為1.89萬億，2013年比2012年增加了3.3萬億，增幅達175.13%；而2011年的受托管理資本金總額僅為2818.68億元，也就是說，2012年的規模增長幅度竟高達575%。

　　資產管理業正迎來“大資管”黃金時代。

　　全行業競爭帶來資管市場空前發展，但長期“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體制，在應對越來越“混業化”的資管市場時，亟需更多磨合。“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此背景下呼之欲出，成為值得期待的焦點。

　　在泛資管格局已逐步形成的當下，銀行理財、券商、保險、信托、基金子公司等各類機構實際上業務已趨同，卻各有各的監管部門，對應不同的監管規則。游戲規則不統一，難免出現“長短腿”狀況，而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則能夠明確投資領域的“黑名單”，同時簡化事前審批管理，在不觸碰監管紅線的前提下，最大化地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創新，各機構相對公平地進行市場競爭。

　　分析人士指出，“負面清單”的推出，無疑將成為加速基金行業創新發展最重要的突破點，從“沒說可以做的都是禁止的”，到“沒說不可以做的都是可行的”，監管部門管理思維的轉變，將賦予基金新的創新發展的活力。

　　資管潛藏通道業務隱患

　　近年來，大資管時代的競爭愈發激烈，資產管理規模呈現爆發式增長。

　　相關數據顯示，我國資產管理業務的受托管理資產規模一直保持穩定上升趨勢。除2008年受金融危機影響，整體規模增速有所放緩外，其余時期我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基本都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長速度。2011年、2012年的業務規模增速均在40％以上。

　　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發布的2013年度證券公司經營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證券行業受托管理資金總額為5.20萬億元；中國基金業協會數據顯示，同期公募基金總規模為4.22萬億，公募基金總規模為3萬億，非公募資產為1.22萬億。這是券商資產管理規模首次超越公募基金，同時全面超越基金總規模。公募基金業在近年來一直增長緩慢。根據WIND數據顯示，2011-2013年，公募基金資產凈值分別為2.17萬億、2.80萬億和2.93萬億，分別同比增長-13.20%、29.02%和4.79%。

　　相比于基金業的平緩發展，券商資管規模可謂突飛猛進，呈幾何倍數爆發式增長。證券業協會數據顯示，2012年底資金規模為1.89萬億，2013年比2012年增加了3.3萬億，增幅達175.13%；而2011年受托管理資本金總額僅為2818.68億元，也就是說，2012年的規模增長幅度高達575%。

　　實際上，券商資管長期不溫不火，行業中地位邊緣，直到2012年券商創新大會才有所改變。

　　國泰君安資管子公司CEO謝建杰認為，在大資管方面，券商資管還是個新兵。“比較中國金融資產規模的發展，2010年，銀行資產規模已突破百萬億，而公募基金規模最高時亦不過3萬多億，且近年來持續呈萎縮態勢。券商資管也只在過去兩年、特別是去年，才有顯著增長。”

　　但值得一提的是，規模膨脹的背后卻是由占九成的通道業務來支撐的。數據顯示，2013年底券商集合資產管理規模僅約3590億元，而定向業務和專向規模合計約4.8萬億，定向業務占比超過90%。而2012年末，1.89萬億的券商資管規模中超過80%為通道業務。去年底雖有近10家券商開展了包括資產證券化在內的專向資管計劃，但專向計劃總體規模僅約100億元。

　　在資管開放之后，理財市場已經從原來的“精品市場”變成了今天的“批發市場”，在一個銀行理財產品里面，將包含信托、證券、基金、保險等多個資管產品，這些金融子行業分別受不同的部門監管，不同的法律指導，如何加強部門協調，防范“監管套利”，仍是一個擺在眼前的難題。

　　負面清單管理

　　實際上，從去年至今，資管領域正在一步步放開，在加強監管的同時，鼓勵金融各行業領域的相互滲透、競爭與創新。其中，尤為引人注意的是，“推動建立‘負面清單’制度”被寫入了6月中旬發布的《資產管理行業發展規劃綱要（征求意見稿）》。

　　此前，國務院轉批《關于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的意見》，也提及加快探索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方式，逐步做到負面清單之外的事項由市場主體依法自行決定，實現“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在今年的券商創新大會上，“負面清單”也一度成為熱詞。市場不少人士期盼券商創新領域能夠引入這一管理模式。

　　所謂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相當于投資領域的“黑名單”，列明了不能投資的領域和產業，其他未明確的都能投資。該模式最早源于美國二戰后簽訂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據悉目前世界上至少有77個國家采用負面清單外資管理模式。2013年9月，上海自貿區首次嘗試了這種管理模式。

　　全國社保基金副理事長王忠民認為，當前基金業發展最大的不確定性、最大的風險，來自制度環境的不確定性、多邊性、非一致性：“不同所有制的基金主體，或者說投資主體背后，根據不同所有制要求去管，那么就會產生出不同所有制投資者，不同部委管轄投資者，投資行為沒有辦法按照全社會統一的混合要求，發揮最大效益。”

　　國泰君安副總裁顧頡在今年券商創新大會上建議，證券公司資產管理業務可先行先試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顧頡認為，首先，在單一業務中試行負面清單管理不會引起大的波動。2013年證券公司資管業務收入只占業務總收入的4%，因此僅在該項業務中試行負面清單管理，可為全面推進行業負面清單管理積累經驗，發現問題，保證管理風險的可測、可控、可承受。

　　其次，參加證券公司集合資管計劃的投資者必須具備一定的風險承受力，因此從微觀上講，試行負面清單管理，對于單一集合資管產品影響有限。再次，負面清單管理，“法不禁止即可為”的領域需公司合規風控部門把關，有利于進一步加強合規風控的作用。

　　分析人士指出，在泛資管格局已逐步形成的當下，銀行理財、券商、保險、信托、基金子公司等各類機構實際上業務已趨同，卻各有各的監管部門，對應不同的監管規則。負面清單的推出，無疑將成為加速基金行業創新發展最重要的突破點，從“沒說可以做的都是禁止的”，到“沒說不可以做的都是可行的”，監管部門管理思維的轉變，將賦予基金新的創新發展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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