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仇曉慧

　　近期遇到量化私募富融理財董事總經理賀金凌，感覺比大多數寬客更有些學者風范，他原來寫過一本書，叫《國際金融期貨與選擇權交易》。

　　他的學歷背景與很多量化高手差不多，是金融學博士出身。不過，我發現，他可能是中國最早一批國家本土培養的全才型寬客。

　　他最早研究量化的時間是2005年，當時他剛從加拿大回來，很受券商歡迎——當時背景主要是股改背景下的權證推出。2005年8月，寶鋼權證的推出，讓 與中國股市闊別9年后的權證重出江湖。在寬客看來，權證就是個類似于期權的玩意兒，只不過國外是期貨交易所發行，國內的權證是上海交易所與深圳交易所發行。

　　有了權證這新鮮玩意兒，很多券商都覺得是個賺錢好機會，于是邀請了一大幫懂金融工程的高手，當時在研究方面有些成績的賀金凌就被邀請在列。當年他被國信證券邀請。

　　那時候，一些有遠見的券商也紛紛開始設立量化部，其中比較資深的還有國泰君安，當時的牽頭人是章飚，現在章飚已經成為國泰君安資產管理公司的總經理。另外還有個比較出名的券商是申銀萬國(微博)，主要負責人是現在擔任金融部總監的提云濤。

　　權證在中國資本市場很快就成了瘋狂投機的工具，券商在其中賺了很多錢。最瘋狂的大概要數2007年5月30日。雖然，“5·30”是令很多投資者記憶猶 新的兩市暴跌日，但對于權證投機者而言，則是個暴利的日子——兩市權證集體暴漲。甚至因為有些投資者發現股市機會變得不確定后，反倒把主戰場拉到了權證。 “5·30”還成了權證交易的分水嶺。5月30日前，權證換手率相對平緩，基本在50%至150%區間震蕩，從5月30日之后，換手率從前一日的39%陡 升至355%。

　　用賀金凌的話來說，一個權證交易量就至少幾個億。當時國信證券交易量很大。那段時間，券商靠權證確實賺了不少，起碼手續費也絕對賺夠。但真正從權證交易中獲利的投資者卻寥寥無幾，大多數都被專業級玩家“玩死”了。

　　對他們這類跟著政策走的寬客在那兩年還遇見一件重要的事——2006年9月8日，上海成立了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這個時候，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專門成立了一個量化部，想為之后股指期貨等推出做一些準備。

　　然而，因為股指期貨遲遲未推出，很多量化工作只能是紙上談兵。這群寬客就像是政府與券商養的閑兵。于是，在2008年前后，不少券商裁掉了這個部門，只有一些財力雄厚又富有遠見的大券商，如國泰君安的量化部還幸存下來。

　　原本，賀金凌也是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定向培養的寬客，然而，他也受不了遲遲沒有工具的煎熬，又跑回加拿大去了。不過他在加拿大也沒放棄此前金融工程的事業，去那里更多是學習更多策略與工具運用。

　　這兩年，他又從加拿大回來，因為2010年4月，量化套利的工具終于出來了，就是股指期貨。因為一般量化投資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套利，而能與股票市場形成對沖對立的工具就是股指期貨。如今，他還在籌備第一個產品。

　　我知道另一個與賀金凌背景差不多的私募寬客叫肖輝，他是上海期貨交易所的博士后，也是在股指期貨推出前夕，本土培養的第一批寬客。肖輝曾出版著作《股票指數現貨市場與期貨市場關系研究》。淘利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是國內最大的大宗交易做市商，肖輝為公司開發了好幾套成熟的量化交易策略體系，很多金融工程 的人才也沖他而來。

　　從我所接觸的券商系私募寬客來說，主要還是分類兩類，一塊是基本面量化，這與傳統投資的估值體系很類似，只是用量化工具去 分析估值、公司運營效率，在分析工具上，更多借助計算機。比如用低估值這一特征，去發現一大批公司。另一種風格，就是交易層面的量化，比如利用市場無效、投資者行為等，去發現交易型機會，運用數據在技術層面更高一些，會使用到一些高頻數據。

　　只不過，這些從券商出來的量化私募遇到的主要煩惱是， 當年在券商培養的階段，還沒實際的工具可以運作，學習效率極低。然而，真正有了工具的時候，不管是資金實力，還是團隊建設、或是硬件設備，又遠遠比不上現在券商的金融工程部，比如國泰君安擁有大型的分部式計算機，能高效處理海量數據。但很多高端的位置又都有人了，他們又不想回去做基礎的差事。他們只能堅 持，所幸，他們除了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外，還有比年輕的后來進入者更多的市場理解與資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