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全球經濟和政治中的一個突出變化，就是所謂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大量興起。

　　美國高盛公司對此有過兩個概括。2003年，高盛提出“金磚四國”概念。它將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四國英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組合成了一個新的名稱——BRICS。2006年，高盛又創造“新鉆11國”概念，這一概念根據勞動力成長、資本存量與技術成長三項指標推估出GDP增長率，認為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韓國、越南、土耳其、菲律賓、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等11個國家，在經濟發展潛力上僅次于“金磚四國”，不僅目前在經濟發展上有良好表現，其前景也一片光明。

　　后進者的新形象

　　新興市場經濟體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新興市場經濟體傳統上一般都是后發落后國家，在半個多世紀前，他們還大多是今天那些發達國家的殖民地。

　　這些以前作為“弱勢群體”而存在、常常需要仰視強大國家的后進者，如今開始在國際經濟和政治中以新的形象亮相。人口眾多、自然資源豐富、經濟增長率和全球化程度高，以及經濟規模日益增長是他們的普遍特點。他們的“發家”沒有統一模式。中國、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或低端制造業致勝；而伊朗、俄羅斯、尼日利亞等國則在最新的全球性油價上漲中賺得盆滿缽滿；印度以其良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軟件服務業和醫藥行業享譽全球；韓國則已在高端制造業及創意產業上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這些國家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往往還不止于某一方面，如俄羅斯以其先進軍工水平常年在世界軍工市場上能獲得大量訂單，印度目前向制造業進軍的速度也如其軟件行業一樣令人矚目，中國向高科技領域的進軍同樣不可小視，印度尼西亞則兼具油氣資源輸出國的身份。

　　這些新興市場國家最近六年來的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在7%以上，而全球平均水平是5%。而從GDP來論，2007年印度、俄羅斯、巴西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均將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晉升世界經濟12強，而中國則將突破3萬億美元，可能位列世界第3。再看綜合經濟表現，2001年～2007年，中國、俄羅斯、印度在全球GDP、出口、引資、外匯儲備和股市總值排行榜上的名次平均躍升了四位。

　　新興市場經濟體利用世界資本的水平也大幅度提高，越南最為搶眼，2007年越南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200億美元，比2006年整整增加1倍。跨國公司也在這些國家不斷出現。中國、印度和韓國均有不少企業在全球大規模開展了自己的業務或并購海外資產。其中，印度在這方面的表現更為優異。

　　世界經濟的新穩定器

　　新興經濟體正在顛覆以往的全球經濟版圖。它所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世界經濟不再依賴美國而增長，中國、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表現已成為世界經濟穩定的來源。

　　世界銀行等機構的研究報告認為，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50%來自中國、印度和俄羅斯，整個新興市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超過60%。

　　新興市場經濟體當然也有著它們的不足之處。比如，一些國家相對比較依賴石油等原材料，在經濟多元化上還做得非常不夠。以俄羅斯為例，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新世紀以來的國家復興主要是靠賣石油和軍火，而一般意義上的制造業在世界競爭中并不占有多少優勢。前蘇聯在上世紀石油危機中就曾經如今天一樣腰包鼓鼓，但在上個世紀80年代石油價格下跌后他們捉襟見肘的一幕會不會在今后重演？誰也無法準確預計。非洲的尼日利亞在上世紀也曾經當過“闊人”，投資于資本密集型產業一度給它帶來大量石油美元，但油價一下跌，這個國家就患上了“荷蘭病”，直到近年才恢復元氣。此外，對于俄羅斯和韓國來說，人口已成為大問題。俄羅斯人口已在負增長，韓國人口總和生育率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這兩個國家都為此憂心忡忡。

　　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群體性出現，契機在于世界政治格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出現的重大轉折。一些被殖民國家紛紛實現政治獨立，經過20世紀下半葉的不懈努力后，他們終于建立起了相對成熟的現代民族國家，這使這些國家致力于經濟發展成為可能。

　　而世界人口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變遷同樣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的契機。歐洲地區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30年占整個世界的40%，到今天已經跌至不足20%，回到了1750年時的水平。相反，在最近的50多年中，亞非拉后發國家的人口迅速增長，過去一度是國家負擔的大量新增年輕人口的爆炸性涌現，現在成為了“人口紅利”。

　　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則使世界分工成為可能。那些依賴大量年輕人口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利用油氣資源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利用大量大學里培養出來的工程技術人員發展軟件服務業的國家，都可以從經濟全球化中分得一杯羹。不少后發國家在此進程中找到了各自的發家致富機會。

　　多中心時代：可望，可及？

　　不言而喻，如雨后春筍般在全球各處冒出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給這個世界帶來新的改變。

　　“美國比10年前更占優勢，可是諷刺的是，權力也更加分散。”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頗有預見地說出這句話的時候，美蘇兩極體制剛剛崩潰，社會主義陣營和蘇聯帝國的瓦解，讓世界迎來了只有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的時代，一位叫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觀察者，還因此認為人類正在面臨“歷史的終結”。然而，“美國世紀”并沒有如人們想象的那樣順利到來，2003年以來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泥潭的事實表明，“美國能夠運用來改造世界其他地區的力量，實際上也減弱了”(基辛格語)。

　　新世紀以來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為何反而無法如冷戰時期那樣在世界范圍內建立權威？還是基辛格說得對：一個世界政治權力分散化的時代已經到來。而推動這種政治版圖生成的力量，部分就在于新世紀以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群體性興起，它們也越來越活躍地展現在世界經濟和政治舞臺。

　　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極具活力，其中不少對全球經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如中國和印度)，有些甚至已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如韓國)，這使他們不僅在全球經濟，甚至在全球政治中的發言權不斷加重。它們還以群體的形式聯合對世界經濟與政治施加影響。東盟“10+1”機制、南方市場共同體等不依賴于發達國家的區域性組織的出現，以及中印兩國與其他后發國家在資源、資本和產業上跨國交流的日益頻繁，使人們在看到傳統的世界中心國家概念在已遭到解構的同時，還發現世界范圍內在后發國家之間形成了獨立于發達國家的全球化進程。僅在“金磚四國”之間，正如BRICS這一名字所寓意的那樣，它們也已表露出了某種整體性，相互之間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漸漸把彼此視為潛在的合作伙伴——中國將俄羅斯視為能源供應地；巴西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在過去幾年中急劇增加。這些國家以“大國”的姿態崛起并以集團的形式現身于世界舞臺，高盛公司說：“那就很可能引起連鎖反應和國際政治改組，而最終結束無可爭辯的美國世界霸權。”

　　新興市場經濟體對世界經濟政治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這體現在2005年的聯合國成立60周年大會期間，要求入常的印度、巴西、尼日利亞等國，都在新興國家之列；而從不久前和去年的歐非、中非首腦峰會上來看，非洲國家除了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處在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還在經濟發展上也初具起色，世界不能再拿老眼光來看待他們；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影響還體現在，象征世界經濟權力的G7(或G8)峰會，這些傳統的國際社會老“貴族”再也不能把“新貴”撇到一邊，巴西、中國、印度、墨西哥和南非如果不與會，就將如德國財長史坦布律克所說的那樣，傳統的全球經濟大國將不再能夠對全球經濟問題進行有效討論。

　　當亞洲、非洲、拉美世界都有一些國家作為領頭羊而帶動地區和全球經濟的發展時，這個世界還是那個以歐洲或者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嗎？當然不是。似乎可以認定，單一中心的時代，已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遍地開花，業已宣告終結。這將迎來什么樣的新時代呢？人們正在饒有興趣地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