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物權利意識發育的過程中，需要建立中國人自己的動物倫理哲學

　　行為藝術家片山空眼下正在做的“藝術”，就是到各地菜市場、動物園去給動物磕頭。片山空將他的行為藝術命名為“我替人類向動物謝罪”。他打算用三年時間走遍中國，完成這一作品。2月24日，片山空在歸真堂(微博)參觀“活熊取膽”時，忽然跪倒在地，對著熊一邊磕頭一邊說，“我要代表人類向你們道歉！”引來攝像機鏡頭全都由熊掉轉過來對準他。

　　歸真堂的名字聽起來就像是一座書院，實際上它是位于福建山區的一個養熊場。

　　“君子遠庖廚”

　　早在1993年，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就稱，有數以萬計的亞洲黑熊在中國的養熊場中遭受活熊取膽的折磨。如今，亞洲動物基金(微博)會給出的“保守數據”是，中國養熊場的存欄量“至少在一萬頭以上”。在動物保護主義者持續斗爭的近20年里，中國養熊業的規模并沒有縮小。但活熊取膽的技術從插管引流發展到無插管的造瘺，中醫藥專家認為“這是個很大的進步”。

　　同樣是在這20年里，互聯網技術從撥號上網發展到人手一個的移動終端，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新思想在中國的生根發芽。動物保護的觀念和行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變得越來越活躍，因而，活熊取膽近年來不斷招致責難。

　　也有人超越道德層面去思考活熊取膽的問題。作家馮唐(微博)在微博上說，“有個涉及人性的問題是：為什么可以天天吃豬肉，但是不忍聽黑熊被取膽汁？為什么可以勉強包容欺世盜名，但是看不下去指鹿為馬？”反對活熊取膽的電視主持人胡紫薇(微博)當即在網上反駁了馮唐。可是沒過多久，她又開始反思自己，“一度為活熊取膽的事心里擰巴，下午逛菜市買起五花肉來卻毫不手軟。人是很難做到知行合一吧。相比反省自己的小德行來說，臧否別人要容易得多了。”

　　胡紫薇心里的擰巴是很真實的。早在2000多年前，先圣孟子就有過同樣的擰巴，“君子遠庖廚”，是他解決對動物的慈悲之心和口腹之欲矛盾的權宜之計。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先秦儒家有“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這種思想認為人和動物是并存的一體，而不是對立的。但儒家在提倡對動物仁愛的前提下，也提出對動物要“殺伐以時”，遵循自然規律地利用動物。

　　“使人類的關懷及于動物，這對于中國讀者來說該并不陌生。畢竟，影響了中國許多世紀的佛教傳統的一個中心理念是眾生平等，甚至要求信徒不殺生。”彼德·辛格是當代動物保護主義思想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動物解放》一書中文版里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動物倫理觀大加贊許。

　　中國的動物保護主義者更習慣于對傳統文化中的陰暗面表達憤怒。近年來，中國飲食文化中的暴力、虐生、獵奇、炫富通常被置于動物倫理的解剖臺上。活吃猴腦、生摳鵝腸、生剮驢肉，這些畸形的飲食方式被動物保護主義者揮舞道德的掃帚清掃進垃圾箱，也使社會對動物倫理的認識得到強化。

　　回歸“非人類中心主義”

　　中國大多數中產階級樂于接受西方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影響，在動物權利的問題上，他們連西方的行為方式也刻意模仿。

　　片山空鉆進狗籠子的行為藝術并非獨創，之前就有紐約一位女攝影師裸體鉆進豬圈。

　　手捧動物尸體游行，以宣揚動物權利；身體潑灑人造血靜臥，以抗議斗牛比賽；裸體鉆進鐵籠子示威，以抵制皮草服裝…… 當代動物保護主義運動在世界各地的街頭頻繁地以創意、張揚，時尚的方式夸張地展現，令人印象深刻。

　　旅美學者沈睿說，“西方社會的變化，特別是人權思想的深入，是動物權利運動產生的根本基礎。當代動物權利議題已經從邊緣移到政治和法律爭論的中心。動物保護是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1975年，彼得·辛格出版了《動物解放》一書，這本書被認為是當代動物解放運動的重要標志。辛格的理論被認為是“功利主義的動物倫理學”，他從保護動物能夠帶來“好的”結果出發，來勸導人們解放動物，提倡素食。

　　比辛格更犀利的是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湯姆·雷根，他認為動物和人一樣，都是擁有權利的主體。所以，雷根所代表的動物權利論者主張無條件地廢除所有對動物的使用，包括人類的衣食、醫學生物學實驗對動物的使用等。雷根認為，并不在于因為這些做法帶來的壞處多于好處，而是因為它們侵犯了動物的權利。

　　在實踐層面上，西方的動物保護主義又因為主張“動物權利”還是“動物福利”而有所區分。前者更接近于雷根的思想；而后者的立場要妥協得多，他們認可人是可以利用動物的，但是提倡人道地使用動物，至少要求禁止“不必要的殘忍”，以維護動物的福祉。

　　歷史上，人類就有以“萬物有靈”“動物崇拜”等觀念為基礎的樸素的動物權利思想。到了文藝復興時代，隨著對神學的挑戰和科學的發展，西方人強調人至高無上的地位和重要性，人類中心主義成為近代動物觀的主流。

　　從18世紀開始，西方工業革命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改變，醞釀了現代動物權利運動的形成。進入20世紀，全球生態受到嚴重沖擊，使人類的自然觀和生活方式開始向生態文明方向轉型。直到20世紀下半葉，動物保護主義思潮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和社會運動，向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回歸成為主流。進入21世紀以來，動物保護主義思想在進一步發展的同時，也出現新的動向。

　　“動物解放”的暴力

　　2004年11月14日，美國愛荷華大學心理學大樓實驗室受到蒙面人的入侵，實驗所用400多只老鼠被放跑，研究人員用的計算機遭到毀壞，經濟損失近50萬美元。入侵者把“解放動物”的紅色大字涂在實驗室墻壁上，然后逃之夭夭。這次行動由自稱為動物權利組織的“動物解放陣線”所為。

　　動物解放陣線目前在40多個國家有分支，這個有50年歷史的組織執行“直接行動”的準則，通過破壞、盜竊、縱火等暴力方式反對虐待動物。除了拯救動物以外，他們還攻擊使用動物的人或破壞其財物。動物解放陣線經常針對打獵者、釣魚者、動物養殖場、餐館、動物園、馬戲團、斗牛場等采取行動。

　　人權組織“反誹謗聯盟”稱，在過去20年里，極端動物權利和環保主義者、生態恐怖主義分子已經實施了數百起縱火、爆炸、破壞和騷擾活動，所造成的損失超過1億美元。

　　豆瓣網的“動物解放陣線在中國”小組網頁上寫道：哪怕只是從地上撿起石頭扔向屠夫與劊子手共同建造的血腥城樓；哪怕只是在動物集中營的圍墻上涂鴉“動物解放陣線在中國”的字樣；哪怕只是戴上面具闖進醫學院的實驗室救出一只活在恐懼中的朋友；你就成為直接行動的動詞；你就是無領袖抵抗的先鋒……

　　對于動物解放運動中的暴力問題，彼得·辛格寫道，“只是坐在桌邊寫信是不夠的。必須立即救援動物！但怎么做？一般合法的政治抗議緩不濟急，而且效果可疑。那么，應該破門而入，釋放動物嗎？這是犯法的，但遵守法律卻也不是絕對的義務。”

　　在理論上，動物保護主義也面臨挑戰。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論以功利主義為哲學基礎，把痛苦和快樂作為道德的終極標準。而批評者認為，從生態環境倫理的角度看，給動物帶來痛苦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行為，因為動物之間的相互捕食是動物得以生存的前提，也是生態平衡得以維持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辛格的哲學被認為具有“反人類的立場”。

　　是否存在所謂“動物權利”也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十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邱仁宗就提出，“現在是談論動物權利的時候了。”清華大學教授趙南元則針鋒相對地寫了《動物權利論的要害是反人類》一文予以反駁。學者秋風認為，權利是以權利意識為基礎的，動物沒有權利意識，所以動物無權利可言。

　　新的“動物世界”

　　現代動物權利運動始于英國。早在1822年，世界上第一個針對動物福利的立法《防止殘酷和不適當對待牲畜法案》在英國議會通過。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個國家出臺了反虐待動物法案。2009年，中國首部涉及反對虐待動物的法律——《動物保護法》開始起草，但迄今尚未進入立法程序。歸真堂事件發生后，國內推動反虐待動物立法的呼聲再次高漲。

　　去年4月15日，京哈高速公路上演了一場截車救狗的行動，這一事件經微博發布，立即引起極大的關注。然而，由于被截運狗車的檢疫運載證明、行車證照齊全，志愿者強行扣留車和狗的行動并沒有法律依據。此后，類似的救狗事件隨著網絡傳播放大而逐漸高調，但同樣缺乏法律正當性的支撐。

　　旅美學者沈睿說，“在把家中豢養的動物看成寵物這點上，中國在急切地跟西方接軌的過程中。寵物這個概念在西方和中國的出現都是動物權利、動物保護運動形成的基礎。”沈睿所說的“接軌”，就像兩股平行的鐵軌只接上了“動物權利意識”這一股，而另一股沒有接上的，則是動物保護的法律。這種“單軌運行”的困境正是中國動物保護行動所面臨的現實，也是其潛在危機的所在。

　　在中國，沒有人比趙忠祥(微博)更堪稱“動物的代言人”了。1980年的最后一天，中央電視臺開播了從國外引進的電視系列節目《動物世界》。在這個電視片里，趙忠祥用極具質感的聲音進行的解說，讓人們感覺到自己和動物從未有過的親近感。

　　今年3月10日，趙忠祥在一個電視節目里被問到是否贊成活熊取膽時，他說，“我贊成！你看活人獻血都可以，活熊取膽怎么就不可以了呢？”趙忠祥的這個回答帶來的，幾乎是網上一邊倒的抨擊。

　　動物保護主義者似乎迫不及待地要成為新的“動物代言人”。沈睿說，“中國的動物保護運動是一個新的現象。這個現象表明中國正在出現一個中產階級，從對動物權利的意識上看，這個階級已經開始說話。”(本刊記者/ 安然  本刊記者錢煒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