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一

　　1992年1月，一種叫“股票認購證”的票證出現在上海街頭，向市民公開發售。股票認購證的發行，既預示著中國股票發行到了一個制度化演變的入口，也預示著地方政府鼓動市場高速發展將演變出中央政府接手市場的決心。

　　1992年8月10日，深圳發售1992年新股認購抽簽表，出現百萬人爭購抽簽表的場面，并發生了被稱為“深滬交易所建立以來第一起集體違法犯罪事件”的、震驚全國的“8·10風波”。

　　“8·10風波”給中國證券市場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兩個月后，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中國證監會”)誕生。據劉鴻儒的回憶：“8月份一出事，中央一看，管都不管這個局面是不行的，必須趕快成立一個專門的監管機構。所以中央定得非常快，文件都沒有來得及像過去那樣一步一步地發表，一下子就公布了。”這也許是市場發展本身顯示了對于統一監管的要求，中央政府從此開始著手接管證券市場的主導權。

　　1992年10月12日，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成立，主任由副總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劉鴻儒(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周道炯(中國建設銀行行長)，還有多個部委領導擔任委員。1998年證券委與證監會合并，證監會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統一的中央政府監管機構。

　　在證券市場發展初期，中央政府對證券市場采取了比較謹慎的態度。這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證券市場中所具有的不同利益取向有關。

　　在證券市場中，某些地方政府是更多的獲利者，它可以不需要擔負更多的政治和經濟責任，卻可以獲得諸如印花稅等市場收益的大頭。交易所對柜臺交易和黑市交易制度的成功替代，其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和部分市場監管部門充分認識到了建立交易所的巨大潛在收益。比如，中央政府放權和地方財政包干出現地方投資擴張沖動與地方財政結余不足的現實矛盾，急需地方政府尋找資金集聚和市場融通所帶來的財富效應。所以，初期的市場存在自我約束、競爭約束、行業自律、訴訟約束和監管約束的巨大空白，市場參與者未受節制的貪婪和各種不當行為導致資本市場出現嚴重的無序。

　　但中央政府的處境不同，它在證券市場發展初期的利益非常小，卻要承擔證券市場的全部風險。所以，這一時期中央政府對證券市場基本上采取了以防范風險為主的政策。

　　這樣的社會背景和制度基因，決定了行政控制成為伸手可及的現成工具，成為一種便捷地替代和填補市場缺失的約束機制的重要戰略選擇。

　　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及其執行機構證監會成立之后，中央政府開始初步介入證券市場，進行大量具體制度設計，原有的市場利益主體的制度供給空間逐漸喪失。向地方收權、加強市場監管力度、加緊建立較完整的市場監管法律體系，成了這段時期中國證監會的主要工作。

　　在兩個證券交易所成立后不久，1991年8月28日，中國證券業協會便在北京成立。從中國證監會成立以后，中國證券業協會就開始“接受中國證監會指導和監督管理”，其高層管理干部大多來自證監會系統，屬于所謂的“(證監)會管干部”。如前任會長莊心一，原在1995年受中國證監會委任為深圳證交所總經理、1997年去職后于2002年成為中國證券業協會會長，2005年初在會長任上提拔為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現任會長為中國證監會湖北證監局前局長黃湘平。

　　1992年12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證券市場宏觀管理的通知》，全國人大也開始了有關制定《證券法》的討論。

　　總的來說，到1995年為止，中央政府只是被動地針對證券市場的具體問題予以干預。直到1996年，中央政府才正式把證券市場納入國家發展規劃，形成明確的發展戰略和方針，積極主動地全面介入證券市場，成為證券市場發展的主導力量，證券市場從此開始步入由中央政府主導、為完成“國企改革”政治目標、為滿足中央政府利益需要的發展軌道。

　　這標志著全國統一的證券市場體系開始構建，同時中央政府也開始以它的監管機構為代表，正式成為中國證券市場的利益主體之一。(作者單位：上海證券交易所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