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中銘

　　僅僅五個月之后，第二家遭到深交所公開譴責的創業板公司萬福生科又“閃亮”登場。這家去年11月份才在創業板掛牌的上市公司，為了“提升”中報業績，不惜通過虛增營業收入、虛增營業利潤的方式“打腫臉充胖子”，繼而實現了“扭虧為盈”。對此，監管部門對該上市公司與其高管公開譴責。

　　在對萬福生科的公開譴責決定中，深交所認定其半年報“存在虛假記載與重大遺漏”的措辭明顯太過于“溫柔”。其實，萬福生科虛增營業收入與利潤的行為，屬于典型的財務造假，筆者認為，其惡劣程度與當年的銀廣夏財務造假案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其生產線長時間停產而不披露，則屬于隱瞞不報。從這個角度上講，深交所一“譴”了之的處罰方式，顯然不夠嚴厲。

　　更值得關注的是，在萬福生科身上，再現了保代“薦而不保”的一幕。作為平安證券[微博]的保薦代表人，吳文浩和何濤既是萬福生科首發時的保代，亦是掛牌后持續督導期間的保代。但在保代持續督導的眼皮底下，萬福生科上演了財務造假的丑惡鬧劇。作為保代，此二人又是如何“督導”的呢？

　　實際上，此二人保代保薦的企業上市后“業績”出現變臉的遠非萬福生科一家，屬于典型的“問題保代”。如由何濤保薦的今年3月份登陸創業板的同有科技，同樣出現業績“變臉”；吳文浩擔任保代的金禾實業，上市僅一年，其業績便開始滑坡。可見，在這些“問題保代”的保駕護航下，公司堂而皇之地上市，又無所畏懼地“變臉”，而當幾乎所有的業績“變臉”新股都將客觀原因作為“擋箭牌”時，保代逃脫了應承擔的責任。

　　據不完全統計，自2009年修訂后的 《證券發行上市保薦業務管理辦法》實施以來，共計有5家券商、16名保薦代表人被出具警示函，10名保代受到3~12個月內 “不受理保薦代表人負責的推薦”的懲戒，另有4名保代被撤銷資格。對于保代與保薦人的處罰，與近幾年業績“變臉”公司層出不窮的現實相比，無疑存在較大的差距。就像萬福生科的保代此次被通報批評一樣，所謂的嚴懲與追責，更多像“走過場”。

　　對于某些新股而言，不掛牌不“變臉”，上市成功就“變臉”，此事實也意味著保代的某些保薦行為，已無法為市場、為投資者起到真正的把關作用。而且，因為業績“變臉”之前呈現出“高增長”導致新股高價發行，一旦露出真面目，破發就不可避免，進而給投資者造成較大的損失。而在這些“問題”公司的背后，無疑都有一個或兩個“問題保代”的身影。

　　筆者以為，對于新股頻現的業績“變臉”現象，特別是在對相關保薦人與保代的監管上，監管部門應嚴懲。事實上，如果說對于造假上市行為，監管部門囿于《證券法》的規定，無法責令相關上市公司退市的話，那么，對于“問題”保代與保薦工作出現重大瑕疵的券商(如平安證券保薦勝景山河)，撤銷其保薦資格的權力可握在其手中。不將“問題保代”與保薦人“掃地出門”，今后市場上就難免再次出現“百隆東方第二”、“珈偉股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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