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志勇

　　保薦機構每個項目收費上千萬，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收費通常只有保薦機構的零頭

　　三四個人忙上一兩年，收成上千萬元。什么行業這么賺錢？

　　答案是擁有保薦通道資源的券商投行。

　　一邊是苦盼上市的數以萬計的擬IPO企業，一邊是監管部門每年400家左右的發行計劃，在中間穿針引線的便是券商投行。IPO名額越是緊缺，他們的作用就愈加重要，券商投行人員的收入也越來越高。

　　但與高收費相對的不一定是優質服務。隨著保薦團隊工作越來越忙，客戶的意見和埋怨也越來越多。

　　不僅如此，擬上市及已上市公司頻發招股意向書或說明書造假事件，這背后保薦團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小券商比大券商賣力

　　最近一段時間，有多名IPO企業高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達對保薦機構的怨言。一家過會后已經“封卷”的IPO企業董秘告訴記者：“我們公司兩個簽字保薦代表都很忙。我們的IPO資料剛封卷，他們就飛往其他地方忙另外的項目了。有一次監管部門臨時要詢問一個問題，我們還得說盡好話叫保薦代表陪我們一起去解釋。現在如果臨時有些事情，我們都不敢去麻煩他們。”

　　還有一家剛剛掛牌上市的企業高管，談起保薦機構也牢騷滿腹。這位高管稱，那個全程負責的保薦代表自己不動手，指揮下面幾個小年輕干活。投行團隊工作人員經驗又不夠，最后招股說明書上95%以上的內容是企業自己完成的。

　　另外有一家擬IPO企業董秘介紹，保薦機構給該公司完成的招股意向書(上報材料)中，風險提示欄里內容幾乎照抄另一家服裝類上市公司的內容，除了數據作了必要修改外，甚至標點符號也沒換。

　　記者發現，上述IPO企業的怨言集中指向深圳幾家IPO數量最多的券商。那些由中小券商完成的IPO企業普遍對保薦團隊較為認可。深圳一家新股公司高管介紹說，該公司保薦機構是華中的一家小券商，保薦代表能長時間呆在企業，盡心盡力為企業服務。唯一的擔心是保薦團隊缺乏經驗有時會讓企業走歪路。

　　比拼IPO數量

　　投行客戶滿意度正在日趨下降，投行人員卻在喊著忙死了，累壞了。

　　按照證監會相關規定，在深市，每個保薦代表可以在中小板、創業板雙跑道運作，分別向證監會發審委申報一個IPO項目。部分優秀的保薦代表同時運作兩個“在會”項目時，還會有再融資項目，以及儲備項目。同時操作多項目的保薦代表并不在少數。平安證券保薦代表韓長風就是一個高產兒，在2010年共出現在6家新股公司的投行團隊中。其中有三個項目韓長風是簽字保薦代表人，另外三個項目是作為投行項目協助人出現。國信證券、招商證券、華泰聯合證券的保薦代表們也都會同時操作兩個或更多的IPO項目。

　　一位保薦代表對本報記者介紹：“每多簽一個項目，僅簽字費就可以拿七八十萬元。同時操作兩個以上的項目，才可以保證平均每年完成一個項目。”

　　在投行人員看來，以前一個IPO項目投行團隊要跟三四年。現在的IPO項目即使算上輔導期，平均耗時也在一年半左右，資質好的企業在一年內就可以走完IPO程序。除項目主辦人外，投行團隊通常和保薦代表一樣，同時操作兩個或兩個以上項目。這樣在單個項目上投行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確實比以前要少得多。

　　投行業務的快節奏不僅表現在保薦代表個人身上，同樣體現在券商投行的相互競爭中。2010年，平安證券依靠創業板通道，完成的IPO項目數量一舉超過國信證券。這讓國信證券投行部極為緊張，自去年四五月份起，內部經常開反思會，號召員工向平安證券學習。

　　低價入股客戶企業

　　在企業IPO旅途中占據要道的投行們，尤其是大投行成了被“寵壞”的孩子。

　　投行的強勢體現在收費上。同樣是IPO中介機構，保薦機構每個項目收費都是上千萬，即使在中小板上，投行收費幾千萬、上億元的項目也不在少數。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的收費通常只有保薦機構的零頭，多數收費在百萬元以下。

　　投行的強勢還體現在多個方面。券商直投在IPO中大行其道便是一種。華東一家上市公司董秘介紹：“上市前，有風投愿意15倍市盈率入股，我們沒要。保薦機構的直投部門只花了8倍市盈率來入股。沒辦法啊，如果談崩了，上市計劃又得延后一兩年。券商投行及其直投子公司就是上市門口的‘野蠻人’。”

　　投行的強勢還體現在保薦代表人身上。有多家企業高管反映：“保薦代表人太牛，必須好好伺候，不是來干活幫忙的，而是請了尊‘神’。”保薦代表人常常年薪數百萬元，中小企業上市公司高管通常也只有三四十萬元年薪。常常會出現“保代只對企業老板客氣點，對其他人常吆三喝四的”。

　　保薦代表的“忙”和保薦代表的稀缺是分不開的。正因為稀缺，部分中小券商“挖角”常會給保代開出百萬元“轉會費”。保代能力測試的低通過率造就了這種稀缺。2010年的保薦代表人勝任能力考試，可謂考倒了一大片中國投行精英——3183人報考，僅31人通過，1.05%的通過率。

　　對發行人情況不熟悉

　　“我明顯感覺到現在的保代對企業各風險點的掌握，和企業上上下下的熟悉度都比以前我們這批老投行人員要差。投行團隊現在更多精力花在完成各種文件、報表上，對于企業業務層面深層次的思考較少。”深圳某投行一名董事總經理介紹說，“無論是投行還是保代個人，過于追求效率和速度，其代價可能會是項目完成質量會下降。勝景山河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存貨未經盤點，前五大客戶披露信息有誤，如果保薦代表和投行團隊工作能做得更細致一些，怎么會出現這種失誤。”

　　《上海證券報》援引有關部門負責人的話稱，很多保薦代表人對發行人情況不熟悉，在發審會上出現兩個保薦代表人說法矛盾情況，或者在發審會表述與招股說明書不一致等情況。

　　事實上，監管部門對于保薦代表的不盡責已開出多張罰單。去年八月，招商證券保薦代表人周凱因在擔任桂林三金藥業首發項目的保薦代表人期間未充分勤勉盡責，被監管層處以12個月內不受理推薦的重罰。

　　去年11月，有報道稱，證監會在這年已發出13起針對保薦機構與保薦代表人的處罰。

　　為了加大保薦代表的違規成本和處罰力度，近日證監會相關人士表示，將重點關注歷史上被處罰過保薦人的項目，實行差別化對待，對出現問題的機構和人員再報項目的審核進度放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