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證券研究部副主管 周金濤

　　我們在11月份的月度策略報告《通脹演繹經濟底部開端(二)—雙底演繹》中明確指出，“對于11月份而言，我們認為在經歷了10月份的外部沖擊洗禮，市場已經逐步接近了底部。在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普遍經歷的階段，即隨著PPI周期性演繹到成本壓力緩解和產業政策支持的階段逐步明朗化，我們認為11月份的市場出現反彈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實際上我們的這個判斷是基于對于中國經濟未來態勢的一種理解，而這種理解是基于我們所運用的工業化理論和長波理論作出的，在這兩個理論的例證中，我們認為，作為長波衰退期的特殊現象，我們在2008年四季策略報告《通脹演繹經濟底部開端》中指出“伴隨著2008年通貨膨脹拐點的出現，也縮減指數的高位向下趨勢也就不可避免。而從前面的國際經驗對比看，這意味著縮減指數高點的出現，也即是在未來一到兩個季度內(一個存貨周期內)實際增速低點出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中國有望在2009年1季度之前見到實際GDP低點。當然中周期低點出現后并不意味著新上升周期的接踵而至，但是經濟下滑預期的明朗程度無疑將大大增加資本市場的信心。同時由于名義增速會伴隨著縮減指數下滑而下滑，因此企業盈利可能會出現名義利潤減少和實際利潤增加的相反變化，這意味著下期維持企業經營的現金流和成本都將減少，從這個角度看，也是符合前期報告對于通脹下滑后企業成本下降和經營轉好的預期判斷的。”

　　同時，根據我們對工業化理論的研究。在中國2007年開始經歷的這次起飛蕭條期，是所有工業化國家都曾經經歷的，值得借鑒的就是在這種經濟調整中的政策作用，在1980年韓國的轉折期間，當時的韓國面臨的問題同樣與中國具有類似性，首先是由于起飛的過度投資所引致的需求膨脹和流動性過剩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其次是重化工業化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的加大。在1980年蕭條過后，韓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經濟管理上的自由化，改變重點發展重化工業的政策，傾向于均衡發展和鼓勵和推動中小企業和農業的發展等等，在這些政策下，1982年韓國經濟就恢復元氣。而在日本，為了應對起飛的蕭條，佐藤內閣實施發行特別公債，國稅減稅等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是起到了60年代后期高速增長的作用。

　　所以我們的核心觀點是，起飛的蕭條具有迅速復蘇的特征，因此，我們對于2009年形成雙底之后的經濟增長并不悲觀。而正是基于此，我們相信，中國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是有效的，它將大大加速中國經濟底部的形成。

　　所以，我們在提出11月份市場將發生中級反彈后，進一步用工業化理論思考了我們的邏輯，而這些都在我們的年度策略報告《走向成熟》系列報告中給出了更多的解讀。

　　關于未來的反彈熱點，我們根據翔實的經濟史對比之后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是短期配置的最重要線索，根據投入產出表計算的結果顯示：從絕對拉動值看，金屬冶煉和壓延、非金屬礦物制品、金屬制品、交運和機械設備受益靠前。從拉動值占07年總產值的比例看，非金屬礦物采選、非金屬制品業、木材加工、金屬制品和金屬冶煉和壓延，受益程度較高。我們認為直接受益的行業是鋼鐵、建材、一般機械、機車和電力設備，考慮相對受益性，應注意把握其階段性機會。

　　事實上，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僅是短期拉動這么簡單，按照我們對工業化史的理解，韓國在1977-1979年間的大規模政府投資給處在第二次石油危機中的韓國企業以生機，政府投資給企業發展提供了長期穩定的資金，在渡過難關以后企業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國際金融環境和處于下降通道的商品價格，加上長波回升階段的國際市場出口需求，給韓國企業帶來了發展的良機。中國在這輪世界經濟調整中，遇到了外部需求回落的威脅，但政府四萬億投資計劃有希望使得國內企業的市場由國際轉向國內，拉動內需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政策的推動將可能帶來隨之而來的中國企業的大型化時代，而這種例子屢見不鮮，請關注我們的報告《公司繁榮的起點—政策推動下的大型化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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