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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洪
伴隨著“兩會”的召開，市場對利好的期盼又多了起來，尤其是對相關證券法律制度的修訂更是如此，那么，在“兩會”期間會否傳出一些激動人心的利好呢？
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增長以及證券市場地位的提升，當前《公司法》、《證券法》等
一些法律條款已不太適合當前的證券市場，比如說國有企業進入證券市場投資在目前已是普遍現象，但《證券法》依然規定了國有企業不得炒股，雖然投資與炒股的確是兩回事，但實質上卻是進入到證券市場。因此，業內對相關法律修改的預期是非常強烈的，而且媒體披露的相關報道也傳達出這一信息。
縱觀近期媒體的這些報道，我們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公司法》可能會作一定程度修改，比如說增加“揭開面紗制度”，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意為當公司具有實際支配權的股東濫用公司的法人人格，損害了公司債權人和社會公共利益時，法院將拋開公司的獨立人格，將公司的行為視為隱瞞在公司背后的實際支配公司的股東的行為，使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這對于遏制類似于托普軟件(資訊 行情 論壇)、南華西、武漢長印等惡性掏空上市公司事件有著極大的幫助。同時，還有增加獨立董事以及提升其地位與作用等相關修改信息，這些信息均有助于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改善，為證券市場的長治久安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
二是可能會有《證券法》修改的信息。眾所周知的，在99年7月1日生效的《證券法》，當時的立法氛圍正好是處于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不久，所以，當時的立法出發點就是如何防范風險。但是伴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以及其他相配套法律的跟進，防范風險的某些條款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證券市場的發展創新空間，比如說融資融券問題一向是成熟證券市場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再比如說可以做空交易也是成熟證券市場一個不可缺少的交易類型，所以，在“兩會”期間如果能夠傳出相關信息的修訂，有利于激活證券市場的發展與創新空間，也有利于券商等市場參與主體的發展空間。
正是由于此，我們不難看出，法律的修改對證券市場的發展將起到極為重要的引導作用，一是給證券市場更多的創新空間，可以提升證券市場的活躍度，比如說融資融券問題，雖然會放大證券投資的風險與收益，但卻有利于促使證券市場的交投。再比如說做空交易的推出對金融衍生品種的設計也有著極大的促動作用，也可活躍市場氣氛。二是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與建立法律追究制度，讓違法違規者負起相應的責任，這樣就有助于減少證券市場高管們的道德風險所帶來的投資陷阱。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信息固然會對證券市場產生積極的影響，但并不是迅速起效的十全大補湯，可以講，會引發證券市場革命的量變，但難以成為證券市場的質變拐點，不僅僅因為這些信息均是長治久安的，效應要長期才慢慢體現出來的，而且還在于這些信息的出臺時間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尚需要時間來磨合，也需要證券市場參與者意識的提升，就如同網上投票所留下來的諸多遺憾一樣。
更為重要的是，制約當前證券市場疲軟走勢的因素并不是法律修改所能夠解決的，一是股權分置問題的解決，這是制約行情向縱深發展(資訊 行情 論壇)尤其是制約每一輪行情高度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法律修改的信息并未觸及這一要害，因此，難以改變場內資金、場外資金對A股市場的估值看法。二是證券市場走長牛的最為根本動力并不是法律的修改，而是需要持續穩定增長的上市公司業績。可以講，國外的證券法律可能較我國證券法律來得更成熟一些，但國外的證券市場也同樣有著牛熊交換的循環，也就是說，決定一輪行情是牛是熊，不是法律的完善或其他，而是上市公司的業績會否出現持續穩定增長，因此，投資者在期盼利好時，不要南轅北轍，期望一些難以改變上市公司內在估值的利好，可以講，如果上市公司業績不改善，那么再多的利好就等于再多的套子，等著場外資金去鉆，理解了這一點，可能也易于理解為何近期A股難以雄起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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