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證券 任美江

　　和諧社會的經濟本質：我認為，和諧社會的經濟本質就是對過往不合理要素報酬格局的全面糾偏。如同彌補木桶的短板，已經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從顯見的邏輯劃分，和諧之意至少包括兩種：一是人和環境的和諧，二是人和人之間的和諧。環境污染和破壞的日益加劇，城鄉差距的不斷擴大，代表了過往經濟發展對環境和農村勞動力要素的漠視，直至現在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提高農民收入—和諧社會之匙：要建立和諧社會，必須盡快解決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而要解決城鄉差距擴大的問題，必須顯著提升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逆轉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長期落后城鎮居民的現狀。而要顯著提高農民收入，有兩個途徑：一是徹底放開農產品價格；二是在對農產品價格進行適當管制的同時，予以充分的農業補貼。

　　農產品價格上升帶來的偽通貨膨脹：理由有兩點：一是CPI此輪上漲的本質只是短期內對歷史錯誤價格的一次糾偏，而非通貨膨脹。即使豬肉及食品價格的上漲最終傳導到了整個社會的價格體系，也是正常的調整。不能把糾偏的痛苦簡單的稱之為通貨膨脹，痛苦源自整個社會享受了過長的低廉農產品。二是過低的同比基數導致CPI的攀升不可持續。不能只看到豬肉價格的迅速上漲導致CPI的攀升，而沒看到其上漲是建立在過低的同比基數之上。而過低的同比基數少則半年多則一年，就會迅速攀升，從而豬肉價格漲幅自然會迅速下降，由此導致的CPI攀升也會很快停止。因此即使稱作通貨膨脹也是“不持續”的通貨膨脹。

　　正確的政策選擇：我們認為，正確的政策選擇應該是無論是在種植還是養殖環節，一方面要充分的放開市場價格，另一方面要適時、適度的對種植面積、產量、養殖量等予以補貼。這樣一方面可以充分體現農民勞動的價值，從而提高農民收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分配格局，另一方面對抑制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也有明顯的作用。但類似發改委這樣通過打擊需求來抑制農產品價格，是一種徹底的市場向行政的妥協和倒退。

　　1、和諧社會的經濟本質我認為，和諧社會的經濟本質就是對過往不合理要素報酬格局的全面糾偏。如同彌補木桶的短板，已經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當務之急。

　　從顯見的邏輯劃分，和諧社會應該至少包括兩類：一是人和環境的和諧，二是人和人之間的和諧。環境污染和破壞的日益加劇，城鄉差距的不斷擴大，代表了過往經濟發展對環境和農村勞動力要素的漠視，直至現在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沒有和諧的環境，人類自身都無法生存，經濟發展更無法持續。盡管“流域限批”、“節能減排”等已經成為當前

　　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基礎，在我國首先就是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和諧。但遺憾的是，無論過往經濟政策的指向是什么，但實際的執行效果，就是改革開放29年來城鄉差距在持續擴大。

　　城鄉差距的核心表現就是可支配收入的差距。1985年，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1.86倍，現在是3.28倍；1985年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只有342元，現在是8172元。

　　顯然，城鄉之間無論是相對還是絕對收入差距都在持續拉大，表明社會分配格局的嚴重不平衡，造成的結果就是城鄉居民享受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質量，整個社會呈典型的二元格局，成為經濟發展的不和諧因素。

　　盡管教科書中宣稱是“勞動創造價值”，但那些終日在烈日下耕作的農民、養殖戶，那些為城市蓋起一座座高樓大廈的農民工，在社會分配中卻始終處于劣勢。難道是他們的勞動不創造價值？顯然不是，根源在于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所得—農產品沒有定價權，他們為經濟發展長期提供了廉價的農產品，卻沒有得到相應的補償。

　　2、提高農民收入—和諧社會之匙要建立和諧社會，必須盡快解決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問題。而要解決城鄉差距擴大的問題，必須顯著提升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逆轉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長期落后城鎮居民的現狀。而要顯著提高農民收入，有兩個途徑：

　　一是徹底放開農產品價格，提高農民在農產品議價中的地位，使農民的勞動價值得以充分的體現。由于農產品大都是必需品，其供求曲線具有特殊的形態，需求和價格都具有明確的下限，政府取消管制后農產品價格將出現恢復性的上漲，如圖2所示。而要提高農明在議價中的地位，需要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并有創新的組織形式出現。徹底放開農產品價格的弊端在于可能帶來階段性的通貨膨脹，因為社會價格體系要對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有一個適應、調整的過程；

　　二是政府為避免可能的通貨膨脹，可以在繼續對農產品價格予以適度控制的同時，對農民遭受的損失予以補償，從而達到提高農民收入和抑制通貨膨脹的雙重目標。這正是很多發達國家農業補貼的邏輯所在。而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對農產品價格實施了太多的管制，卻對付出代價的農民給予了太少的補貼。

　　在政策層面仿佛形成了這樣的邏輯，農產品價格上漲雖然會帶來農民收入的提高，但必然會帶來通貨膨脹，人為的將提高農民收入和控制通貨膨脹置于蹺蹺板的兩端。由于通貨膨脹損害所有國民的利益，因此提高農民收入的政策目標便經常被“無意”忽略。今日發改委公布的《關于促進玉米深加工業健康發展的知道意見》，便是對玉米價格一種赤裸裸的管制，完全無視市場自身的調節機制。玉米加工成能源酒精有利可圖，是因為能源價格一直在飆升。但由于深加工增加了對玉米的需求，導致了玉米價格的上漲，從而又導致了飼料和豬肉價格的上漲，進而導致了CPI的高漲，政府就要對玉米深加工動刀，用行政手段抑制市場需求，從而達到打壓玉米價格的目的。但發改委難道不明白，玉米價格的下跌，受害的是數億農民嗎？發改委人為的打壓玉米價格從而導致農民利益受損，難道不應該予以補償嗎？

　　3、農產品價格提升帶來的是偽通貨膨脹首先，我們必須澄清一個觀點：即當前以豬肉為代表的農產品價格上漲，其性質是恢復性的上漲，是對過去不合理價格的一種正常糾偏。從圖3可以看出，2006年6月豬肉10.58元的價格，甚至低于2001年1月11.02元的價格，意味著在接近5年半的時間里，豬肉價格非但沒有上漲，反而下跌了4%，而同期飼料價格上漲了23%，而近一年來豬肉價格的上漲，正是對過去5年半不合理價格的一種恢復性糾偏。

　　我們說農產品價格上升帶來的是偽通貨膨脹，理由有兩點：

　　一是CPI此輪上漲的本質只是短期內對歷史錯誤價格的一次糾偏，而非通貨膨脹。即使豬肉及食品價格的上漲最終傳導到了整個社會的價格體系，也是正常的調整。不能把糾偏的痛苦簡單的稱之為通貨膨脹，痛苦源自整個社會享受了過長的低廉農產品。

　　二是過低的同比基數導致CPI的攀升不可持續。不能只看到豬肉價格的迅速上漲導致CPI的攀升，而沒看到其上漲是建立在過低的同比基數之上。而過低的同比基數少則半年多則一年，就會迅速攀升，從而豬肉價格漲幅自然會迅速下降，由此導致的CPI攀升也會很快停止。因此即使稱作通貨膨脹也是“不持續”的通貨膨脹。

　　4、正確的政策選擇當前，農民的收入由三部分構成：工資收入、種植收入和養殖收入，如圖5所示。其中工資收入乃進城務工收入，不在本報告討論范圍。要提高農民的種植收入和養殖收入，必須要作出正確的政策選擇。

　　我們認為，正確的政策選擇應該是：無論是在種植還是養殖環節，一方面要充分的放開市場價格，另一方面要適時、適度的對種植面積、產量、養殖量等予以補貼。這樣一方面可以充分體現農民勞動的價值，從而提高農民收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分配格局，另一方面對抑制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也有明顯的作用。但類似發改委這樣通過打擊需求來抑制農產品價格，是一種徹底的市場向行政的妥協和倒退。

　　我們認為，正確的政策選擇應該是：無論是在種植還是養殖環節，一方面要充分的放開市場價格，另一方面要適時、適度的對種植面積、產量、養殖量等予以補貼。這樣一方面可以充分體現農民勞動的價值，從而提高農民收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分配格局，另一方面對抑制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也有明顯的作用。但類似發改委這樣通過打擊需求來抑制農產品價格，是一種徹底的市場向行政的妥協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