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證券 王野

　　氣候是影響資源稟賦的重要因素。資源稟賦，是經濟決策的約束，也是科學思考的邊界，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都需要認真對待的要素。在影響資源稟賦的外在眾多因素中，氣候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氣候變化分析，成為科學發展決策的基礎。

　　氣候變暖的危害成為國際共識；參與并在未來執行《京都議定書》的約定成為崛起的中國自發與自覺的選擇。應對全球氣候變暖行動機制的形成始于《京都議定書》。中國參與并在未來執行《京都議定書》的約定，這是民眾自發關注的民生需求，是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需要自發承擔的責任，也是中國要融入全球經濟的國際要求。

　　中國經濟發展的能源需求與和諧發展的博弈與兼容：需要節能排放。我國經濟走向能源依賴重工業化階段，人均能源消費潛力、低效的能源消費效率、能源特點下的溫室氣體排放的現況，都需要我們實現節能排放，但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實現節能排放具有極其艱巨性。

　　能源效率提高與能源替代，是實現節能排放重要途徑。提高能源的轉換和利用效率，節約能源是能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力推動能源替代是減排C02的另一類重要措施。這也是與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相一致的。

　　效率與替代下的能源政策：推進煤炭資源關停并轉和整合，提高煤炭生產規模效率；完善資源行業社會成本，反映資源的社會綜合效益；上大壓小：提高耗能行業的行業準入，提高單位產出的能耗效益；加強新能源的立法與經濟激勵。

　　應對氣候變暖的能源政策趨勢下的投資機會：煤炭行業，和諧與意志強化煤炭行業定價權；石化行業，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盈利周期；電力行業，投資銀行創造價值；電力設備行業，“三峽模式”助推行業升級。應對氣候變暖的能源政策趨勢下的個股投資機會，詳見下表。

　　前言：氣候變化分析成為科學發展決策的基礎資源稟賦，是經濟決策的約束，也是科學思考的邊界，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都需要認真對待要素。影響資源稟賦的外在因素，應該成為我們思考最基本、最底層的因素。在影響資源稟賦的外在眾多因素中，氣候無疑，成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氣候變化分析：成為科學發展決策的基礎。

　　全球氣候變暖氣候變暖范疇與成因氣候是構成地球環境系統的重要因素，適當和穩定的氣候是人類在地球環境中產生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近200年以來，全球氣候在人類活動的影響下，卻發生了一些非自然的和不正常的變化，這些變化可以統稱為氣候變化。

　　目前，國際社會所討論的氣候變化問題，主要是指溫室氣體的增加所產生的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尤其是指由于人類社會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大量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氣等礦物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氣體，導致地球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逐漸增高，形成所謂的“二氧化碳罩子”，太陽光可以透入，地球上的熱量卻不能散發出去，以致地球表面溫度逐漸上升，產生氣候變暖的現象。由于二氧化碳等氣體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機理與“溫室”的作用類似，故稱之為“溫室效應”，二氧化碳等氣體則被稱為“溫室氣體”。

　　雖然地球表面溫度的維持，也離不開溫室氣體。如果沒有溫室氣體，則全球地表平均溫度應是-18.0℃，而工業化前很長一段時間全球地面的平均溫度實際上是15℃左右。因此，全球氣候變暖顯然是由于溫室氣體的濃度顯著超出了自然的限度所造成的災難性現象。如果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繼續增加，進一步阻擋地球向宇宙空間發射的長波輻射，為維持輻射平衡，地面必將增溫，以增大長波輻射量。地面溫度增加后，水汽將增加，冰雪將融化，又使地表進一步增溫，即形成正反饋使全球變暖更顯著。

　　全球氣候變暖呈現加快趨勢

　　根據國家氣象局牽頭下形成的《氣候變暖國家評估報告》文獻記錄，近100年來，我國的溫度變化同于北半球，均顯示出20世紀40年代和80年代兩個增溫期，北半球平均溫度80年代高于40年代，中國恰好相反。中國氣候變化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西部地區近100年來平均氣溫與東部地區大體一致，但西部的變暖趨勢更加明顯。

　　從各季節的氣溫變化也存在較大差異，冬、春、秋三季氣溫上升，而夏季氣溫下降。其變化幅度分別為1.64℃、1.32℃、0.43℃、-0.16℃。增溫最明顯的季節是冬季和春季。

　　大體上，中國近100年增溫幅度為0.5～0.8℃，增溫速度為0.05～0.08℃/10a.

　　氣候變暖的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氣候變化的領域影響我國氣候變化影響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水資源、自然環境和海岸線。但這些研究的對象構成經濟發展其他另外原始要素。

　　初步研究結果表明，氣候變化將加劇我國北方的缺水狀況。氣候變化導致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增加，局部干旱高溫危害加重，春季霜凍的危害因變暖發育期提前而加大。觀察表明，氣候變暖，導致中國六大江河的實測徑流量都呈下降趨勢，北方河流發生斷流；東部物候期提前，亞熱帶、溫帶北界北移。中國氣候的重要特點是溫度變化幅度大于地球上其他緯度地區，使得冬季采暖、夏天制冷用能的問題與同緯度國家相比更加突出。全球氣候變暖將加劇未來中國夏季制冷的電力消費的持續增長趨勢，對保障電力供應帶來更大壓力。

　　氣候變化的地區影響從地區來看，東北地區增溫有利于農業生產，但是作物長期凍害減少，潛在生育期延長。但特殊的生態系統，由于氣候變暖和人類活動而退化或消失；部分區域的荒漠化和沙化危險性增加，森林生態系統結構會發生變化。華北地區繼續缺水，西北地區降水增加但仍缺水。華東地區洪澇風險加大，夏季連年出現過量降水，使汛期長江下游干流潮位持續偏高，加劇洪澇災害。華中地區增溫不明顯，但旱澇交替頻繁。西南地區山地災害加重；華南地區受海平面上升影響顯著。

　　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行動機制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行動機制：《京都議定書》溫室效應帶來氣候變暖，作為全球環境問題之首，除了具備普遍性外，還有其特殊性。氣候變化給全人類帶來的挑戰使得人們最終將保護氣候列入國際政治議程。

　　氣候保護必然涉及全球范圍大幅度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及減少對化石燃料的消費。對于化石燃料使用的削減和替代，成本是很高的，這將導致全球范圍內利益的再分配，并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利益激烈的沖突。而且，國際氣候談判的博弈其重點是要形成保護全球氣候的國際規則、涉及各個國家的長期經濟、能源與環境發展空間和相關的權利與責任的確定，事關以確定環境權益為表現形式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發展和作為國際公共物品的全球大氣環境資源產權的部分界定與劃分，對于國家競爭力有很大的影響。

　　關于氣候談判所達成的兩個關鍵性文件，分別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一種比較原則性的、“軟性”的國際法，而《京都議定書》則是帶有約束性條款的、“硬性”的國際法。全球氣候問題的國際治理就是具體實施《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的國際氣候制度。《京都議定書》雖屬“硬性”，明確了發達國家控制二氧化碳等六種主要溫室氣體的時間表和目標，但對不履行承諾，條約中并無明文規定，也缺乏嚴厲的懲罰措施，而這卻是保證《京都議定書》得以實現的前提。

　　《京都議定書》，是在《聯臺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細UNFCCC)》下制定的，UNFCCC自1892年締約之日起，已經有全球的185個國家的參與，并舉行了9次由各締約國參加的締約方大會。在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召開的《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終于形成了關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當該大會結束時，此公約已具雛形，并以當屆大會舉辦地京都命名。《京都議定書》被公認為是國際環境外交的里程碑，是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旨在防止全球變暖而耍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條約。

　　中國是該公約第37個簽約國，于1998年5月29日簽署。2002年8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向聯合國交存了中國政府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的核準書。印度、歐盟和日本也相繼批準了《京都議定書》。溫室氣體排放量(1990年)占世界總量17.4%的俄羅斯，于2004年10月22日批準了《京都議定書》，并于2004年11月18日，向聯合國正式遞交了《京都議定書》的批準書。美國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曾于1998年11月簽署《京都議定書》。但布什政府上臺后，在2001年3月，以“降低溫室氣體量將會影響美國的經濟發展”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降低排放量和限制溫室氣體的義務”為借口，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數量，要比1990年減少5.2%，發展中國家沒有減排義務。對各發達國家來說，從2008年到2012年必須完成的削減目標是：與1990年相比，歐盟削減8%、美國削減7%、日本削減6%、加拿大削減6%,東歐各國削減5%~8%，新西蘭、俄羅斯和烏克蘭則不必削減，可將排放且穩定在1990年水平上。

　　議定書同時允許愛爾蘭、澳大利亞和娜威的排放級分別比1990年增加10%、8%、1%。

　　《京都議定書》在對發達國家減排義務做出規定的同時，也規定了非常靈活的履行義務方式。如基于市場的“聯合履行”、“清潔發展機制”和“排放交

　　易機制”，從而為發達國家也提供了回旋余地。“聯合履行”允許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在成本較低的另一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投資旨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項目，并將因此減下來的減排額返還給投資國，沖抵減排義務。不過，“聯合履行”只能在承擔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之間實施。

　　“清潔發展機制”，允許發達國家在此名義下與發展中國家“聯合履行”。

　　也就是說，把“聯臺履行”限制的向發達國家的投資，擴展到發展中國家，以換取減排額度來沖抵本國應負的減排義務。

　　“排放交易”的意思是，如果一國的排放量低于條約規定的標準，則其剩余的額度可以直接出售給完不成規定義務的國家，以沖抵后者的減排義務。

　　中國加入《京都議定書》的自發與自覺選擇中國對氣候變化和《京都議定書》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環境，到政治、到經濟的不斷深化的過程。

　　《京都議定書》確定的基于市場的三機制，尤其是其中鼓勵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開展項目合作的“清潔發展機制”，可以給中國企業帶來價值難以估量的世界最新技術以及看得到的大量資金。2004年6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科技部、外交部聯合簽署了《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運行管理暫行辦法》。

　　在2004年11月，在日本舉行的氣候與環境變化技術周開幕式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官員在開幕演講中強調，在中國開展CDM項目既不存在行政上的障礙，也不存在技術上的障礙。

　　專家分析認為，《京都議定書》實施后，鋼鐵、石化業和以礦物能源為燃料的發電廠將受到很大的影響，其次是人造纖維、水泥和造紙業。目前發達國家在水泥、造紙和人造纖維等的新增投資已明顯減少，鋼鐵和石化的投資也正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由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隨著經濟的加速發展而急劇升高，預計很快會成為全球氣候變暖的眾矢之的。這一點，在隨著中國更加融入全球經濟和綜合國力不斷提升，更加突出。

　　中國經濟發展能源需求與和諧發展的博弈與兼容我國經濟走向能源依賴重工業化階段2004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金，以住宅、汽車、家電等消費需求為主的消費升級，對資源消耗增大，依賴性強；而且重工業的比重明顯提升，帶動了資源消費的增長。無論是消費升級的驅動，還是工業化進程的拉動，我國對資源的需求都已進入持續上升階段。世界一些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后，汽車、高檔電器等高檔耐用消費品將逐步走入家庭，消費結構的升級和重化工業的加速發展，人均GDP增長進入能源依賴型階段，人均能源消費量將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日本在同樣的一個階段1953年~1980年的能源消耗量增長了6.4倍，年平均復合增長7.7%。韓國1977年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時人均耗電量627千瓦小時、10年后的1987年為1525千瓦小時，年均復合增長率9.3%；1988年泰國人均達到1000美元時人均能耗618公斤油當量，10年后的1998年人均能耗1112公斤油當量，年均能耗復合增長率6.5%。預計未來十年我國的能耗復合增長率將保持在年均8%左右，鑒于我們較大的能源基數，如2005年原煤產量21億噸，僅按8%增長率我國的原煤年均增量為1.68億噸，我國能源長期供應能力依然不容樂觀。

　　能源資源特點與國際比較

　　我國常規能源探明總資源量約8230億噸標準煤，探明剩余可采總儲量1392億噸標準煤，約占世界總量的10%。能源剩余可采總儲量的構成是：原煤58.8%，原油3.4%，天然氣1.3%，水能36.5%。煤炭在能源資源中占絕對優勢，為1145億噸；石油資源累計探明地質儲量為227億噸，剩余可采儲量為24.2億噸；天然氣累計探明地質儲量3.4萬億立方米，剩余可采儲量為1.9萬億立方米。若按目前煤炭、石油、天然氣生產能力計算，剩余可采儲量的保證程度：煤炭為81年，石油為15年，天然氣為30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國能源資源與國際比較有兩大特點。其一，能源資源總量少，人均占有量低。我國能源資源總量約為世界的10%，但人均資源量僅為世界的40%。其二，優質資源少，保證程度低。煤炭剩余儲量的保證程度是：世界平均為200年以上，我國不足100年。石油剩余儲量的保證程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為45年，我國不足15年。天然氣剩余儲量的保證程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為61年，我國不足30年。必須指出，能源資源保證程度是以我國目前能源生產量計算的，若按照2020年我國的能源需求預測量估算的話，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的資源保證程度，則分別下降到30年、5年和10年。

　　我國能源供需形勢能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人類社會生活必需的物質保證。我國人口眾多，但資源相對缺乏，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能源需求將不斷增長，我國將面臨嚴峻的能源供應問題。

　　按照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國家發改委預測，到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的總體目標，以分行業、分品種能源需求預測為基本思路，綜合運用彈性系數、情景分析等多種預測方法，并參考國內外能源機構和專家學者的科研成果，初步預計，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約為30億噸標準煤，需煤炭23億噸、石油4億噸左右、天然氣2000億立方米左右。

　　這是一個在充分考慮了技術進步、經濟結構調整等因素，采取多種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努力建設高效、節能型社會的前提下提出的方案。因此，要使能源消費總量不超過這個水平，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預計到205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可能在60～70億噸標準煤，滿足這樣高的能源需求將是我國能源供應的十分艱巨的任務。需要解決能源經濟中的諸多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未雨綢繆，早做準備，系統研究，認真籌劃。

　　人均能源消費潛力我國人均能源消費水平低。目前，世界人均能源消費量為2.1噸標準煤，其中美國為12.3噸、日本為5.8噸、OECD國家為6.6噸。我國2003年的人均能源消費量為1.29噸，是美國的10%，日本的22%，OECD國家的19%，世界平均水平的61%，能源消費增長潛力巨大。要達到目前世界平均能源消費水平，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將超過30億噸標準煤，達到OECD國家的消費水平需要85億噸標準煤。

　　低效的能源消費效率盡管我國人均能源消費較低，但能源利用技術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低。目前，我國總能源效率為32%，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單位GDP能源消耗是美國的3.5倍、歐盟的5.9倍、日本的9.7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

　　同時，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工業化、城鎮化、小康社會建設都需要能源作為支撐，能源消費總量將不斷提高，大力提高效率是降低能源消費總量的重要措施之一。

　　能源特點下的溫室氣體排放我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以煤為主要能源的國家，目前能源消費構成中煤炭占67%。能源消費過分依賴煤炭，造成了嚴重的煤煙型環境污染。目前，我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的90%是燃煤造成的，大氣中70%的煙塵也是燃煤造成的。

　　這種大氣環境污染不僅造成土壤酸化、糧食減產和植被破壞，而且引發大量呼吸道疾病，直接威脅人民身體健康。

　　由于能源結構的問題，每增加1噸標準煤的能源消費，我國排放的溫室氣體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50%。在不遠的將來，我國將在排放總量上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則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將進一步突出，我國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

　　節能減排：中國的積極應對節能減排的：經濟學基礎全球氣候變暖應對的代際理論由于全球變暖問題具有大的時間范圍，使之成為涉及未來各代人利益的重大問題，我們將這樣的問題稱為代際問題。從經濟學意義上講，代際問題就是各代人之間如何進行資源配置的問題。這里的“資源”，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資源就是經濟學中常用的“稀缺資源”的概念，包括人力資源(或稱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與環境、人造資源(或稱人造資本)三大類。而狹義的資源專指自然資源與環境。由于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環境質量的退化具有很大程度的不可逆轉和不可替代性，近年來日益成為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對代際問題的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這類問題。

　　代際問題與代內的人際問題有著相同之處，都是人際效用(或福利)的一種比較和加總，屬于福利經濟學的范疇。但是代際問題也有不同于代內問題的特殊之處。一是，由于時間的不可逆，使代與代之間產生了順序。所以，代內社會選擇中共同的無名(或無差別)原理對于代際公平的情況難以適用。以前各代人的決策后果，當代人只能被動的接受，而沒有“在場”發言的權利；同樣，當代人的決策，以后各代也沒有參與的權利。這種差別是由時間本身具有的“不可逆性”決定的。二是，代數是不確定的，可以認為很大而沒有任何限制。在理論分析中，一般要求所有的代際公平的解決方案對于無窮代都必須是有效的。三是，在連續的代之間存在交錯或重疊；存在個體自身的時間偏好和某種形式的利他主義。這使得各代人的效用很難單獨分離出來，予以適當加總。

　　四是，每代的決策都要受到前面各代已經作出的決策的影響；同時他的決策也要影響以后的所有各代。

　　代際與“可持續發展”代際問題不是孤立的問題，它的提出，是“可持續發展”思想提出與發展的必然結果。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最早由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夫人在1987年的聯合國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上提出：“可持續發展是這樣一種發展，它既能滿足當代人的各種需要，又不會使后代人滿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受到損害。”這一概念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廣泛的接受和認同，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在與會各國中達成了共識。可持續發展的這一權威定義，實際上也是對代際問題的高度概括。

　　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發展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人類活動的日益加劇所導致的全球變暖、物種滅絕和全球荒漠化等一系列難以逆轉的巨大威脅正向我們迫近。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人類在面對現實，反思過去和展望未來中，深刻認識到：人類要持續地生存甚至更好地發展下去，就不能不為子孫后代著想，對某些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的大問題未雨綢繆，盡早采取措施。全球變暖是涉及能源利用、植被保護和大氣污染防治的綜合性課題。

　　氣候變化的過程緩慢，不太可能對當代人形成致命的威脅，但如果完全置之不理，有可能對后代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因此，通過當代人的努力減緩氣候變化，為后代提供良好的生存和發展環境，體現著代際關系的基本原則。

　　從經濟學意義上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對未來各代人福利的關注，即代際問題。這種關注是在人類對資源和環境施加的壓力不斷增長的背景下提出的。這些資源和環境為人類提供了可開采的原材料，吸收人類排放的污染物，用具有一定恢復能力的生態系統保護人類，提供美麗的景觀等，然而這些對人類有價值的功能正在受到削弱。從核心問題延伸出另一個問題，就是經濟系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財富去彌補自然資源的減少，完全替代自然資源所發揮的全部功用，以保證未來各代的福利不會減少。而研究第二個問題的目的也是為了解決核心問題。因此，代際問題是可持續發展最為根本的問題。

　　節能減排測算原理最早的全球變暖模型代際模型是Nordhaus(1991)提出的，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DICE模型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清華大學在國家發改委研究基礎上，研制I/O-INET模型，如圖。該模型由投入產出模型和能源系統最優化模型耦合而成。

　　目標函數是優化區間內居民總效用的貼現總和。居民又分成農村和城市居民兩類，以反映他們消費行為的差別和今后的城市化。效用函數的形式設定為一個線性支出系統。模型的功能是對投資與消費、各個部門以及各種技術之間的投資比例進行遠期優化，以研究在外生給定的限控目標(減排方案)下，技術革新的方向及其投資成本，以及這些減排技術對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在計算比較了大量的宏觀總量減排方案、部門減排方案和碳稅方案之后，得出關于減排時間路徑的基本結論。

　　模型的約束條件包括投入-產出平衡約束、自然資源約束、投資約束、外匯平衡和外債約束。每個投入產出部門又按技術發展情況分成多個技術子部門以反映投入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模型還分別考慮了兩種主要的溫室氣體(CO2和CH4)的排放量，可以討論單獨限制其中任一種氣體排放造成的影響。

　　我國的節能減排目標

　　根據學術研究，由于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主要取決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所以最主要的問題還是控制溫室氣體的凈累積排放量而非年排放量。以我國2050年減排30%的CO2凈累積排放量為例，最佳的年排放量減排軌跡應該是幾乎逐年遞增的，認為我國CO2凈累積排放量最佳排放軌跡，如下表。當時學術研究認為，在不過度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基礎上，最佳減排時機從2000年開始。

　　傳統能源效率提升提高能源的轉換和利用效率，節約能源是能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也是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相一致的；另一方面，發展節能將可能是一種新的商業機會。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節能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從1978年到1994年的16年內，能源消費彈性為0.49，年節能率高達4.4%，以世界上最高的年節能率水平，維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目前我國鋼鐵、水泥、化肥、造紙、發電等主要耗能產品的能源單耗，仍比世界發達國家高出30%～100%，風機、鍋爐等通用耗能設備的效率，也比世界先進水平低20%～30%，節能尚有潛力。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根本轉變，也將會促進能源的節約和合理利用。但是無論如何，未來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能源消費勢必有合理的增長。前述的預測中己考慮了較大力度的節能措施，世界大多數國家在其工業化階段(人均GDP為400～3500美元)，能源消費彈性一般都比較高，大都大于1.0，即使OECD國家，在80年代經濟增長比較緩慢，而且大力推行節能政策的條件下，能源消費彈性仍平均為0.4以上。我國未來的能源消費彈性欲控制在0.4以下，則需大規模的投資和技術引進。無論如何，直到下世紀中葉，我國實現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經濟長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能源消費欲實現零增長或負增長是不現實的。我們得在進行經濟分析的基礎上考慮盡量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促進節能工作。

　　新能源的能源替代大力推動能源替代是減排C02的另一類重要措施。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C02排放強度高。在眾多的能源替代技術中，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有較大的可能會起到一定的作用。盡管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可能不會太高，但可再生能源的非電力用途的發展空間是比較大的。這幾年我國太陽能熱水器產業的發展使得我們對于未來的可再生能源有比較樂觀的設想。可再生能源將有較大的可能是一種新的商業機會。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可再生能源的新增的市場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第二，我國的有些技術已經處于領先水平，如沼氣，小水電和太陽能熱水器；第三，發達國家在可再生能源方面還沒有形成絕對的技術優勢。核能也是有可能成為另一種新的商業機會。在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中，這種技術的發展會遇到很大的障礙，而在我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民眾對于局部風險的反映會比較緩和，這使得核能在我國的發展有可能會走與西方國家不同的道路。另外，我國是國際上掌握核能技術較早的國家之一。

　　效率與替代下的能源政策推進煤炭資源關停并轉和整合，提高煤炭生產規模效率以市場運作為主，強化政府推動和政策引導，打破區域界限，發展跨區域企業集團；打破行業界限，發展煤、電、化、路、港為一體的跨行業企業集團；打破所有制界限，發展各類資本參與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集團。把大型煤炭企業集團培育成為優化煤炭工業結構的主體、大型煤炭基地開發建設的主體、平衡國內市場供需關系的主體、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主體，逐步形成若干個由國有資本控股、擔負跨省區市煤炭供應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提高國家對煤炭資源的控制力和對煤炭市場的調控力，保障煤炭供應安全，促進煤炭工業健康穩定協調發展。根據資源分布特點、企業發展現狀、對國民經濟的重要程度以及長遠發展的要求，煤炭企業戰略性重組的重點區域是晉陜蒙寧、華東、東北、西南等地區，要依托大型煤炭基地內外部優勢條件，兼并聯合區域內中小型煤礦。

　　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快中小型煤礦的整合改造，實行集約化開發經營。鼓勵大型煤炭企業兼并改造中小型煤礦。積極推進中小型煤礦技術改造，規模以上煤礦必須采用壁式開采工藝。繼續整頓關閉布局不合理、不符合安全標準、浪費資源和不符合環保要求的小型煤礦，堅決取締違法經營的小型煤礦。瓦斯、水、火等災害嚴重的小型煤礦，重點予以整合，難以整合的限期退出。

　　完善資源行業社會成本，反映資源的社會綜合效益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建立煤炭資源稅費與動用儲量掛鉤的機制，加大資源監管力度，提高煤炭資源回收率。制定政策，鼓勵采用先進技術，開采建筑物下、鐵路下、水體下煤層和極薄煤層。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力量，增加煤田滅火工程投資，加快煤田火區治理，保護煤炭資源和生態環境。

　　切實落實中央財政對國有重點煤礦增值稅定額返還和所得稅返還政策。加快煤炭稅費制度改革步伐，把煤礦企業稅負降到合理水平。完善煤炭成本核算制度，將資源、環境、安全、勞動力、轉產發展等費用足額納入生產成本。推進電煤價格與市場價格并軌。

　　上大壓小：提高耗能行業的行業準入，提高單位產出的能耗效益大力發展60萬千瓦及以上超(超)臨界機組、大型聯合循環機組。采用高效潔凈發電技術改造現役火電機組，實施“上大壓小”和小機組淘汰退役。

　　推進熱電聯產、熱電冷聯產和熱電煤氣多聯供。在工業熱負荷為主的地區，因地制宜建設以熱力為主的背壓機組；在采暖負荷集中或發展潛力較大的地區，建設30萬千瓦等級高效環保熱電聯產機組；在中小城市建設以循環流化床技術為主的熱電煤氣三聯供，以潔凈能源作燃料的分布式熱電聯產和熱電冷聯供，將分散式供熱燃煤小鍋爐改造為集中供熱。到2010年，使火電供電標準煤耗由2005年的每千瓦時370克下降到355克，廠用電率由5.9%下降到4.5%；城市集中供熱普及率由30%提高到40%，新增供暖熱電聯產機組超過4000萬千瓦，年節能3500萬噸標準煤以上，為改善城市空氣質量作出貢獻。

　　推進科技進步，鼓勵節能環保貫徹落實“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的科技發展指導方針，建立和完善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能源科技創新體系。優先發展先進適用技術，提升能源工業技術水平；加強前沿技術研發，為未來能源發展奠定基礎。

　　加強新能源的立法能源保障提升，離不開能源替代。大多數可再生能源發展取得成功的國家的經驗表明，通過立法手段，明確可再生能源的法律地位，將發展可再生能源作為全民的義務，是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根本途徑。目前世界上已經有50多個國家，以不同的方式，通過立法支持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強制手段是國外大多數國家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根本法律基礎，在多數國家的可再生能源法或其他相關的能源法或電力法中均有體現，但是其法律形式有很大的差別。目前，各國采用的強制手段大體上有三類，一是強制配額制度；二是強制購買制度；三是自愿購買的綠色能源制度。

　　加強新能源應用的經濟激勵措施除了強制手段之外，大多數國家還采用了具體的經濟激勵措施，保障各個方面的利益。具體的激勵手段如下：(1)補貼政策。這是我國常見的一種激勵手段，國外也屢見不鮮。一般而言，補貼有三種形式：一是投資補貼，即對投資者進行補貼。二是產出補貼，即根據可再生能源設備的產品產量進行補貼。

　　我國目前還沒有這種補貼政策。三是對消費者進行補貼。(2)稅收政策。一種是對可再生能源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如減免關稅、減免形成固定資產稅、減免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另一種是對非可再生能源實施強制性稅收政策，如碳稅政策等。(3)價格政策。由于可再生能源產品成本一般高于常規能源產品，所以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采取了對可再生能源產品實行價格優惠的政策。理論分析和實踐都已證明，價格優惠是一項非常有效的激勵措施，只要應用得當，就可以起到促進技術進步和降低成本的作用。(4)低息(貼息)貸款政策。低息(或貼息)貸款可以減輕企業還本期利息的負擔，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缺點是政府需要籌集一定的資金以支持貼息或減息的補貼。貸款數量越大，貼息量越大，需要籌集的資金也越多，因此，資金供應狀況是影響這一政策持續進行的關鍵性因素。(5)政府采購政策。此外，政府支持的技術研究和開發活動也屬于政府采購的范疇。

　　應對氣候變暖的能源政策趨勢下的投資機會煤炭行業：和諧與意志強化煤炭行業定價權..煤炭行業運行：07年1-3月份，高位運行。07年一季度，全國原煤產量5.06億噸，同比增長5.6%(煤炭協會)；全國商品煤銷量4.9億噸，增長16.9%，增幅同比上升11.7個百分點。煤炭中央企業均價1-3月份累計318.57元/噸，同比增長5.28%；原煤成本累計209元/噸，同比增長7.2%。

　　煤炭行業供求判斷：煤炭行業未來處于供需基本平衡偏緊階段。考慮到07年、08年、09年約產能2億、2.4億、2.5億噸產能釋放。存量產能3.8%技改增長，每年約5000萬噸的淘汰產能，按2006年底23.8億噸產能，07年～09年新增供給2.38億噸、2.87億噸、3.08億噸、增長率分別為10.25%、11.27%、10.82%。根據我們對主要需煤行業的增長情況，尤其是火電增長率的回升，預計煤炭08年～09年實際煤炭需求增長仍將保持在12%～14%左右。

　　煤炭行業政策：煤炭資源整合穩步推進，節能排放，力度不斷加大。在國家的《能源“十一”規劃》與《煤炭行業“十一”規劃》，強調國有資本對能源，尤其提到煤炭資源控制，煤炭資源整合穩步推進；歐盟通過能源新政策，政策強化“節能減排”義務，這些將約束負責任的中國經濟發展的能源依賴。在2006年，我國萬元GDP能耗三年來首次出現下降，但卻沒有實現年初確定的萬元GDP能耗降低4%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減少2%的目標，節能排放未來，力度不斷加大。

　　和諧與意志強化煤炭行業定價權，煤炭行業景氣將處在高位運行。在煤炭資源品加大集中的同時，國家希望能夠發揮資源品對節能減排的調控作用下，當國家經濟進入能源依賴的發展階段下，煤炭下游需求依然強勁。因此，我們認為和諧與意志能夠強化煤炭行業的定價權。

　　行業投資評級：由于資源品絕對地租和國家宏觀經濟持續發展預期下，煤炭行業卻能經歷2006、2007年產能集中釋放，仍然保持高位運行。為此，我們給與行業未來“強于大市”投資評級。并重點推介，煤炭品種稀缺、產能釋放或資產并購、煤炭一體化深加工企業。

　　石油行業：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盈利周期..長期高企的油價和行業景氣，使得石油巨頭們在2004-2007年期間盈利豐厚，全球因巨額石油收益而產生的資本流動更趨活躍。亞太成為最具活力的投資地區之一。

　　未來五年，中東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將是全球煉油和石化產能增長最快的地區，亞洲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石化市場。而2007-2010年，全球基礎化學品和塑料需求的年增長率將達3.8-4.1%，中東和中國的石化產業將處于旺盛發展期，需求拉動的景氣狀況仍將維持。

　　我們判斷2007年全球石化行業景氣度繼續在高位盤整，聚烯烴價格高位波動，成品油消費和大宗化工品市場需求維持高增長，上下游一體化的能源化工公司將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盈利周期，投資價值明顯。

　　由于財富效應和工業化進程，中國對石油的需求在長期內有加速增長之勢，目前中國的石油進口依存度的不斷提高，而能源消費結構又相對單一，使得中國因排放問題而導致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倡導清潔能源，減低污染是目前尤為緊迫的問題。

　　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占據比較重要的位置，倡導“清潔能源”是解決全球變暖的根本途徑，按照目前的排放計算，天然氣是排放率較低的清潔能源。大力倡導清潔能源消費，積極拓展天然氣的開發和利用，是解決氣候變暖的一個有效途徑。

　　電力行業：節能減排有利提升大火電和清潔能源競爭力..從最新頒布的《關于“十一五”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實施意見》和《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來看，“節能環保”已經成為行業未來幾年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

　　發電端：積極開發水電基地，優化建設煤電基地，加快建設核電基地；大力發展600MW及以上機組，“上大壓小”，推進熱電聯產；水電建設重視環保問題，火電機組同步安裝脫硫除塵。

　　電網端：重點輸送水電，適度輸送煤電，推進“西電東送”三大通道建設；優先調度可再生能源、核電等清潔能源發電，盡快建立并實施節能、環保、經濟的發電調度方式。

　　定價機制：實行有利于節能、環保的電價政策，全面實施激勵清潔能源發展的電價機制。

　　看好華能國際、長江電力。在節能環保的大背景下，我們認為單機規模較大的發電公司有望憑借其高效率和低能耗在電量調度上獲得相對優勢；而水電類清潔能源發電公司也將獲得國家在上網電價和調度上的優惠政策，從而在未來的電力市場競爭中占據先機。綜合節能環保給行業帶來的影響和公司估值情況，我們建議投資者重點關注華能國際和長江電力(參看電力行業投資策略報告)。

　　電力設備：“三峽模式”助推行業升級..國內電網投資嚴重滯后，投資增長是未來長期趨勢。我國電力工業“重發輕供”，電網建設投入嚴重不足，電網發展嚴重滯后于電源發展。展望未來10-20年，持續加大輸配電領域投資、提高電網資產占比，是我國電力工業長期發展的必然趨勢。根據規劃，2007年電網投資同比高增長25%，預計2008-2010年均復合增長率為16%左右。

　　“市場換技術”借助外力實現技術進步。電力裝備制造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產業，國家在重大項目招投標上一直采取“市場換技術”策略，將跨國公司的尖端技術通過聯合投標嫁接到國內企業，并希望國內企業逐漸能夠自主設計及生產，伴隨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核心制造技術也被帶到中國。

　　行業頻頻上演“技術轉讓-消化吸收-自主創新”的經典“三峽模式”。..

資本市場對行業內公司快速成長產生深遠影響。如借助資本市場融資功能加快企業間收購兼并；實施股權激勵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股權投資分享其他上市公司成長等。

　　“節能減排”正在成為電力發展的主旋律。電力工業是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大戶”，我國電力生產、輸送和使用的效率提高是關鍵，高等級、高參數以及節能產品將是未來幾年我國電力設備行業發展的主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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