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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從商業客體、中介和主體的革命性變化角度分析意義互聯網，現在讓我們進行一個小結式的歸納，我把提煉出的東西稱為“意義價值”。我認為這就是互聯網給經濟學帶來的真正的新東西。
作為參照系，我們選擇馬克思《資本論》的第一篇“商品與貨幣”，它是經濟學現代性思考的典范，集中了工業化角度的價值論判斷。基于后現代實踐提出的意義價值，則屬于
信息化角度的價值論判斷。
了解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經濟學價值論的異同，有助于我們理解即將到來的新商業革命的本質，也有助于為進一步解放生產力創造思想解放的條件。我們下面提及的“商品”，應作廣義理解，包括產品、服務和體驗。
商品的使用價值、價值與意義價值
從現代性的觀點看，使用價值是價值實體，價值是指價值量。這是商品的兩個因素。馬克思認為，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
在馬克思的語境中，“有目的的”與“有用的”是一致的。實際上，這兩個概念是有區別的。按照《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觀點，“需要”分為非自主需要與自主需要，自主需要就是人的目的；“有用”，只是針對人的目的的工具性的說法。但在現代性的正式理解中，自主需要這層含義不見了，而它正是意義價值賴以存在的家。有用性強調的是工具性，而不是目的性，這就是問題所在。
按照現代性理解，只要比例適當(交換價值相等)，一種使用價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種使用價值完全相等。這里所謂“相等”，只是相對于社會性這個尺度而言的，或者說是相對于現代性這個尺度而言的。可是，在前現代與后現代的語境中，在使用價值和價值之外，還有一種意向性的意義存在。商品還要經過主體選擇，才能成為從每個人的意義中生成的對象。這是個性化的基礎。如果把意義也計算進去，即使交換價值相等，使用價值也不可能相等，因為對于不同的人來說，使用價值的意義不同，不可通約。
第三次浪潮的實踐顯示，人的價值判斷并不是單方面基于形而上的普遍價值，還可以是相對于個人參照系的相對價值。
從后現代的視角觀察，我們會發現商品中包含一種在工業化中不顯著的意義，這就是在心物一元基礎上人對自然的復歸。既然使用價值在這里代表自然差異性的一面，而價值(或交換價值)起著社會抽象的作用，那么在個性化經濟中，在工業化中缺乏意義的使用價值的自然差異性，本身就開始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和價值。為了不與工業化中相對于使用價值的價值相混，我們可以稱這種價值為意義，或意義價值。當然，這種差異性，不再是完全基于自然本身，而是基于人本身。
也就是說，商品實際上包含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意義價值三種屬性，分別體現商品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與個性化屬性。按照這一新的劃分，價值就不光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這樣一種本質主義的、工業化的東西，這種價值的意思僅限于社會化價值，或工業化價值，更高的復歸級的價值必須體現差異的價值、個性化的價值。
從復歸的意義上談論商品價值，不但不違反馬克思的本意，而且正是把《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馬克思與《資本論》中的馬克思統一起來的重要步驟。手稿是終極性的話語，資本論是現代性話語。現代性被作為通向終極性的橋梁，大致就是這樣一種關系。
從語言轉向的意義分析，使用價值對應語形，交換價值對應語義，意義價值對應語用。從意義分析角度立論，使用價值不過是價值的語形，是它的外在表現形式、自然對象化的存在方式；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語義，是其通行的、一般化的意義所在，也是意義的本質所在，是其社會對象化的存在方式；而意義價值是價值的語用，是在具體語境下，相對于不同意向性的主體“折算”出來的差異性意義，是意義的本質向具體個性化存在的復歸。
從實證角度說，體驗經濟是顯示意義價值重要性的廣泛實踐。在體驗經濟中，使用價值成為道具，交換價值只是舞臺，消費者的意義體驗才是主角。對意義的爭奪，成為商業競爭的焦點，它不是簡單的眼球經濟，而是心靈經濟。信息價值，也是意義價值，它的作用在于直接顯現熵的變化，尤其是在結合供求(或目的性)的層次上，它具有以目的為杠桿調節熵流變化的功能。如果說，交換價值起到由具體價值向抽象價值轉化的杠桿作用的話，意義價值則起到相反的作用。
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三重性
對應于商品的二重性，馬克思提出了勞動的二重性，即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區別：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形成商品價值；具體的有用勞動生產使用價值；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就價值量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量。不過這種勞動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者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
從現代性的角度理解，抽象勞動的思想是對的，正如鮑德里亞所說，它是一種符號的生產。或者說，勞動的社會化，生產著社會化本身。然而，“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只能是異化勞動。自主勞動不可能是一種“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一定是有差異的，不可能是通約價值尺度上的。既然如此，異化勞動與未來的自主勞動之間，難道可以共用同一把價值尺子嗎？我認為不能。
現代性的勞動價值論，強調的是社會化這個參照系。說價值只是量的關系，隱含了價值可通約的前提設定；而意義價值恰好不可通約，是以意向主體、可選擇的主體、自由主體為參照的，而非以本質為參照。其實，馬克思說勞動是勞動自己的報酬時，也隱含了自主勞動創造價值的假設。
回到質的規定、而非可通約的“量”上分析，在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外，還需要提出自主勞動的概念。自主勞動是與人的意向需求聯系在一起的，自主勞動創造意義價值，它是抽象勞動向具體勞動的復歸。
語言的“貨幣”職能
意義價值需要語言信息作為承載，就象交換價值需要貨幣作為承載一樣。
信息作為商品、虛擬貨幣與意義價值的中介，具有不同的含義。信息像金、銀一樣，本身也可以由人的勞動獲得，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般商品。同時，信息作為虛擬符號或其它可定量的中介形式(如股票)，又可以承擔一般等價物的功能，表示共相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作為交換中介的類似貨幣的特殊商品，如許多本質是信息產品的衍生金融產品；特別是信息作為語言或非語言話語時，它可以表達殊相、個性化形態的意義和潛意識，這時，它又是一種特殊的一般等價物，一種特殊的“貨幣”，相當于不具有一般等價特征、只能充當個別等價功能的貴金屬。
語言是特殊的意義價值符號，好比貨幣是交換價值符號。信息一方面是符號，一方面還是符號尺度。作為符號(語形)，它本身就是意義所在，通過特定語境確定的意義指向的是貨幣的反面，即世界的個別的意義、內在的意義。而作為符號的尺度，它衡量的對象是意義價值，包括意義價值與交換價值的轉化關系。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信息和語言才可以個性化(非通約化)，而是因為一切商品作為自主勞動的一種歷史階段上的形式，本身就含有個性化的可能，所以它們可以用一個特殊的“貨幣”(中介)來表現自己，并計量自己。
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語言的中介功能不同，前者與交換價值相聯，只是忠實反映交換價值；后者卻只與意義價值相聯，可能根據意義自身發生內涵、外延的自我膨脹。
用語言表達的意義，第一，將交換價值轉換為信息形式的意義價值，就像貨幣把使用價值轉化為貨幣形式的交換價值，只是兩者的轉化方向相反；第二，將意義價值從商品和貨幣形式變成信息形態，就像用貨幣表達的價值成為價格一樣。正如交換價值與貨幣價值的實質相同但可能在貨幣流通中相互背離一樣，意義價值與信息價值也是實質相同而可能在交換中相互背離的。
討價還價，是最常見的在交換價值之上附加意義價值的形式。在這里，信息價值既有可能夸大也有可能縮小意義價值。言過其實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在第三代互聯網商務行為中，討價還價將成為商品交換的正式制度，進入價值構成。意義價值浮動交換價值，將成為體驗經濟的基本規律。行為金融學在這方面已經開展了許多有效的實證研究。
從尺度這個意義上說，信息的價格，就不光是指信息作為商品所具有的價格，而是指信息的流通速度(處理水平)，即意義價值的價格水平。因為信息的價格是尺度本身的刻度，而非信息商品的刻度。通俗地理解，討價還價水平的高低與商品價格的高低，所指的是兩碼事。目前信息價格水平問題不僅是經濟學的盲區，也是信息經濟學的盲區。討價還價水平的高低，與信息商品價格的高低，通常被混為一談了。
貨幣與語言同是符號，但表達的價值不在一個層面上。一般來說，貨幣符號越交流，越指向共相；語言符號越交流，越指向殊相。通過語境，語義將越來越具體，而非越來非抽象。語言作為符號，包含語形、語義和語用三個方面。語義是意義價值所在；但語形語言，畢竟是一種通用的中介，它可能像貨幣一樣脫離自己的本金(語義)而自我發展。對意義價值來說，它的語形問題就是它作為交流手段的特殊問題。意義價值，不光通過意義價值量表達，還要聯系意義價格水平來表現。如果不留意意義價格水平可變這一點，就會犯凱恩斯以前貨幣數量說的錯誤。
這樣，我們就解決了一個問題。意義價值(幸福、快樂等體驗效用)與意義符號(語言等信息)的關系，同交換價值與貨幣符號的關系，具有對稱性。意義符號將意義價值轉化為形式上的信息價值，進而在語形層面將這種價值在收入層面進一步解析為信息價值總量與信息價格水平。
意義價值，是在商品和勞動根本屬性的高度上，對互聯網經濟意義的一個總結。它將成為理解第三代互聯網商業模式的價值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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