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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紀錄的香港領匯基金上市計劃在最后一刻遭遇挫敗，不得不暫時“擱置上市計劃”。其中值得內地研究學習的還包括香港特區對法治社會和程序正義原則的尊重——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考慮，但僅僅為了避免上市后可能的訴訟風險，對尚處在司法程序過程中的上市計劃“叫�！�
香港領匯事件的經驗教訓值得內地認真研究學習——任何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計劃，
無論其出于怎樣的考慮，均應重視與利益相關各方的溝通、尊重法律上的程序正義、順應公共事業和產品的民營化趨勢。
上周，創紀錄的香港領匯基金上市計劃在最后一刻遭遇挫敗，不得不暫時“擱置上市計劃”，令全世界的投資者和觀察家錯愕不已。然而在有關該事件的評論和分析中，卻鮮有提到其經驗教訓，以及內地在此類事件中應該吸取的正面信息(相關報道見本期《領匯再上市未有預期》)。
香港一直以其自由港、完善的法治體系和高效的公共服務能力而聞名于世。為此，香港特區政府代表港人管理著大量與公共事業、社會福利相關的資產。譬如，機場管理局、郵政局和水務局，以及特區房委會。
作為全球居住價格最昂貴的城市之一，香港為廣大的低收入階層提供兩類住房福利政策，一是“公屋”，就是只租不售的廉租房，租金不超過租戶收入的10%；另一是“居屋”，就是以低價出售的安居房。目前“居屋”已經停止提供，只有“公屋”繼續出租。
然而，上述所得根本無法維持這些資產的物業管理等費用。與此同時，盡管近年香港經濟明顯好轉，但是香港的貧富差距卻有拉大之勢。迫不得已，特區政府與房委會醞釀將后者旗下的優良資產——1876萬平方商場和7.9萬個停車位——打包出售給領匯信托基金(LINK REIT)，領匯基金再行公開上市。
領匯基金其實是一支為特別目的而設立的公司——其向房委會購買資產所需資金則完全通過社會集資所得，也就是公開向社會發售股份，投資者則可公開認購。特區政府冀望通過此舉為社會福利事業紓困，發展福利事業，同時也讓投資者得以分享該部分優良資產的紅利，“還富于民”，可謂一舉兩得。
這個計劃在18個月的執行過程中都一帆風順，然而，直到公開認購截止日的前一天，僅僅是兩位高齡市民的一紙訟狀，即致使該龐大計劃被迫擱淺。兩位市民在最后一天向香港法院申請司法復核，要求禁止房委會將資產注入領匯基金，質疑資產轉讓過程中“賤賣政府資產，殺雞取卵”。到目前為止，無論是香港高等法院，還是上訴法院，均已駁回上訴人的復核申請，只有終審法院程序尚未啟動。
領匯事件是政府事業和公共資產的民營化典型案例。另一個人們熟悉的例子是1999年設立的盈富基金(行情 論壇)。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特區政府動用近1200億港元外匯儲備大量買進本港股票和相關資產，阻擊金融投機，保護香港經濟不至崩潰；僅僅32天的時間，資金全部回籠，而且，政府從容淡出，將所購資產委托盈富基金進行專業管理。
此次領匯基金在民營化公共事業上操作完全與盈富基金一致——政府以市場價出售資產，由專業的基金公司管理，而政府則只是作為監管者和所有者代表之一出現。
政府事業和公共資產民營化是內地20年改革的主軸之一。然而，無論是社�；鸷蛥R金公司運作，還是其他公用事業、壟斷行業改制，均不能擺脫政府直接控制，甚至政府官員直接出面管理；擺脫不了利益關聯，甚至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干擾——被改革者設計改革方案，自我革命；政府官員直接變身管理者。相較于香港領匯基金和此前的盈富基金，內地相關改革，只是邁出了第一步而已。
值得內地研究學習的還包括香港特區對法治社會和程序正義原則的尊重——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考慮，但僅僅為了避免上市后可能的訴訟風險，對尚處在司法程序過程中的上市計劃“叫停”。這種對獨立運作的司法程序的尊重所體現的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仍然是香港社會的寶貴財富。
懷疑香港普通市民背后操縱勢力的人事實上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事實——香港司法體系保護市民對任何涉及公共財產處置行為的知情權和質疑權。在經濟社會結構急劇轉型的內地，大量壟斷企業急需改制，公共資產民營化勢不可擋，大量公共資產亟待處置。譬如，國有法人股流通、金融業注資和不良資產的處置、國有企業的改制等等。對于改革方案的設計者和操作者而言，在保證改革效率的同時，怎樣維護國民的知情權、質疑權，以及程序正義和司法獨立，以此保證改革的公平、公正和公開，恐怕將是未來內地必須直面的巨大挑戰之一。
經過長達18個月的推介以及其后的路演過程，香港特區政府盡可能向市民和投資者解釋其還富于民的本意，但該計劃仍然在最后一刻被不期而至的司法程序中止。在指責上訴申請背后的勢力和集團的同時，特區政府以及承銷團仍須面對殘酷的事實。這同樣值得內地深思。不僅香港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溝通，在信息披露要求極其嚴苛的香港資本市場，仍因為部分利益相關者不能滿意政府的計劃和解釋而導致龐大的計劃擱淺。當涉及眾多的利益相關者時，公共資產的重大改革或處置計劃，內地仍然延續閉門造車的經驗，恐越來越不為人們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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