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宏觀：中國的重大矛盾

　　財經觀察

　　中國不是一個傳統宏觀分析及有效穩定政策所講求的發展成熟的宏觀經濟體。其分散的各結構比任何體系都來得“反宏觀”。由發改委主導的糾正中國經濟失衡的舉措將可能使出口增長放緩、GDP中的商品密度下降以及消費比重上升。

　　摩根士丹利 史蒂芬•羅奇

　　對于中國的看法，我們可能都是在自欺欺人。之前我提到過中國不是一個傳統的宏觀經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個結構分散、集合各個地方權力的經濟體。

　　隨著中國在世界舞臺崛起，西方涌現了不少的利用傳統宏觀觀點來描述中國經濟的機遇、壓力和限制的現成中國專家。然而，這當中藏著一個有趣的玄機：在某程度上，現代中國正在順水推舟-進一步強化我們對于中國經濟的錯誤理解。也許我們全都誤解了。

　　表面上，中國展示出來的是一個包裝整齊的經濟體-陰差陽錯地加深了我們已然存在落差的認知。它擁有一個設計周全的符合國際GDP會計準則的國家統計系統，并定期每月公布一整系列的詳盡的經濟數據。它擁有一家于1998年參照美聯儲體制而重新組織的中央銀行。其財務政策立場每年以總理“工作報告”的形式向全國人大會議提呈審批。中國定期列席七大工業國會議，以外部觀察員身份參與范圍廣泛的宏觀事項討論-從全球失衡和世界增長問題到貿易政策和貨幣事宜。還有隨著中國經濟在過去15年逐漸成長，它對世界各國的影響也日益顯著-特別是在關乎通脹走勢、全球貿易和資金流、大宗商品市場、以及跨境就業和實際工資套利等方面。

　　由于中國擁有一個如此西方化的外表，再加上其對全球經濟的重大影響力，我們西方人都傾向認為可以用我們觀察其它宏觀體制的同一套標準來檢視中國。因此，當事情出了問題并且似乎中國有責任做出糾正時，我們便搬出一大套宏觀理論并從中選出傳統的政策挽救方案。美國如何處理其日益擴大的貿易赤字是反映這種態度的最明顯案例。自從中國成為美國多邊外貿赤字中最大的雙邊順差國以來-約占2005年數字的25%-華盛頓和學術界的傳統派均要求大幅度調升人民幣兌美元

匯率。我從來都不贊同這種理論，因為我認為美國的貿赤是一個多邊問題，主要是由于美國史無前例的國內儲蓄短缺所致。“解決”對華貿易問題僅意味著把美國貿易失衡的其中一部分向別國轉移。另外，即使我的看法有偏差，而中國真的是關鍵所在，也無人能保證

人民幣升值便能解決問題。一個經濟體需要有發展成熟的市場機制，才能利用相對價格變動(比如匯率)來調節數量(比如貿易流量)。可是中國大體上仍是一個混合經濟體-還有大量國有企業和一個發展相對滯后的金融體系，僅局部“市場化”。經濟中缺少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說的“無形的手”，傳統貨幣政策可能會因中國仍然“看得見的手”而受到妨礙。

　　這并不表示中國沒有宏觀問題或無需執行宏觀政策。相反，這個全球增長最迅速的主要經濟體存在不少嚴重的宏觀失衡情況，必須盡快地從速解決-包括過熱的投資行業、低效的大量需要石油和原材料的生產技術、長期偏低的私人消費、和過度依賴出口。在市場化體系里，這些問題可通過結合收緊銀根和貨幣升值的政策得到解決。考慮到前所未有的投資和出口過熱情況-兩個板塊在中國GDP共占到75%以上并以每年30%的速度繼續增長-中國在遏制這趨勢上只邁出了一個小步。自2004年以來，短期借貸利率只輕微調升了兩次(每次27個基點)及人民幣兌美元匯價僅窄幅升了3%。取而代之的，中國在政策層面的嚴峻任務卻由相當于昔日中央規劃部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代為執行。在馬凱主任的領導下，發改委成為中國權力最大的政策性機關-出臺了一系列具針對性、旨在限制若干過熱行業投資活動的行政措施。目前，措施針對的行業包括鋁、水泥、有色金屬、煤、焦煤、碳化鈣PVC、以及

房地產建筑行業的投機活動等。

　　對于通過幣值變動以實現數量調節的方案，中國領導人已鄭重地向世人表明：中國還不具備條件通過貨幣、財務和匯率等政策，進行較傳統的宏觀管理。這些政策不只要求有一個市場化機制，還需運用非常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實現調節的目標。對于結構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國經濟而言，利用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實現拉力的難度很高。這方面的限制-中國經濟的地域化或(在若干情況下)區域化-嚴重地左右著中國的政策戰略。央行就全國借貸利率發出的任何意見，對于地方銀行分行如何向地方投資項目配置資金往往影響不大。此外，當宏觀政策機關調整匯率，外商跨國公司的在華子公司并不會自動縮減它們的對外采購。簡而言之，北京實施宏觀經濟調控，很大程度上為地方層面的根深蒂固的分散結構和獨立自主作風所妨礙。

　　過去12周我三度造訪了中國，期間感受到的分散結構力量比宏觀凝聚力強得多。在天津的一次-距北京兩個半小時車程的中國最新和潛在規模最大的高速開發區-是尤其有力的證明。天津地位特殊，它是國內三個獲賦予“省地位”的大城市之一。天津市長戴相龍是前國家央行行長，在中國領導人圈子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天津是中國近年大力開發的經濟特區。通過特別稅務優惠和大量基礎設施的動工興建-包括現為華北最大港口的大規模擴建工程-預期天津經濟在未來數年將以高于全國一倍的速度持續增長。趨升的貨幣和匯率調整將基本上遏制不了這股強有力的升勢。這里沒有異常之處。從北部的天津到南部的深圳，我們很難想象正在享受著超高速增長的中國沿海大城市會慢下來。

　　這里正是現代中國經濟的著陸點。宏觀中國的持續性已到達至關重要的臨界點-經濟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然而受到在地方層面的自主性發展拉動，微觀中國卻繼續向前邁進。穩定壓倒一切的大原則在宏觀與微觀的鴻溝之間架起橋梁。大量民工涌進中國的大城市-估計在未來15年每年介乎1500-2000萬-使國家領導人不得不對個別地方和省的超高速增長情況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以便有效吸納龐大的民工遷徙潮。不然的話，持續上升的失業率、日趨顯著的收入不均和社會不安情緒，將嚴重威脅著社會的和諧穩定。歸根結底，加快市場經濟的改革步伐是舒緩這些不斷上升壓力的唯一方法。只有這樣，傳統的宏觀政策才有用武之地并起到其發揮拉力作用的功能。

　　與此同時，我建議大家少點在意中國人民銀行和其它宏觀政策官員的高姿態聲明，多點關注發改委微觀管理人就經濟走向做出的指導性舉措。保護主義威脅和產能過剩均表明了中國必須刻不容緩的替其過熱的經濟降溫。由發改委主導的糾正失衡經濟的舉措，將可能使出口增長放緩、GDP中的商品密度下降以及消費比重上升等。對于一個混合經濟體而言，這些在數量層面做出的行政措施，將繼續遠比我們西方人所熟悉的傳統穩定政策調整來得重要。我同時建議大家留意史景遷的意見。我們總是傾向使用我們用以檢視自身問題的同一套標準來看中國。就中國經濟的當前狀況而言，這樣做很容易出現嚴重的誤導。中國不是一個傳統宏觀分析及有效穩定政策所講求的發展成熟的宏觀經濟體。其分散的各自為政結構比任何體系都來得“反宏觀”。這增加了調控的難度，并最終使經濟管理風險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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