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斌

　　4月10日的萬科股東會上，一位坐我旁邊的股東說：“萬科到目前為止，按25元的最高價回報有2500倍，復權計算早期股東的成本只有0.01元。如果能新找到這樣一只從小到大的股票就好了。”我說：“你應該算錯了，萬科的回報應該沒有這樣高。劉元生先生投資400萬，高峰期33億，只有825倍。劉元生先生有沒有把紅利用于再投資、是否參與每次的配股，我沒查過，但問題在于，即便只有100倍的回報，就算你能找到新的萬科，你憑什么就能賺足這100倍或825倍？1993年到1996年，萬科從36.7元跌到過3.2元，你是否會懊悔為什么不在高位賣掉？一個哲學問題是：如果你能高位賣掉，你是否就能再次低位買進，并不理會2001年到2005年萬科從16.25元跌到3.12元的情況。如果你兩次都能做到高賣低買，那么你只需要也許不到10萬元，就能賺取比劉元生先生多得多的財富。偉大的企業也會經受風雨，遇到逆境的時候你憑什么堅持？！”

　　影響企業的因素非常復雜，我想像劉元生先生一樣的投資者一定是鳳毛麟角。首先，基業長青很難——發現挑戰智慧；再者，波段操作誘惑巨大——美麗女妖塞任；第三，“投資心理倒錯”扼殺長期投資；第四，市場跌宕起伏，世界動蕩不安；第五，估值的艱難；第六，多維規則：標準越多，標的越少；第七，時間越長，不確定性越高；第八，同行業比較充滿挑戰；第九，跨行業比較對判斷力更具挑戰性；第十，前景理論�烡anielKahneman　：虧損的痛苦＝2.5×贏利的快樂。“守股比守寡還難”！即便企業沒問題，但一想到社會宏觀方面的變化，就足以讓人焦慮了。2008年底，遇見了一位學生時代景仰的學者，我們聊起中國的經濟及其未來，他說他的一個朋友——經濟學家，從1988年開始一直都不看好中國經濟，看空了20年……

　　2009年3月在張逸民教授的《國際金融》課上，一位同學說：“但斌，你對中國看得太樂觀了，我借給你一本書《中國：奇跡的黃昏》看看。”在此之前，剛看完吳曉波先生的《跌蕩一百年》。他在書的前言部分說：“在過去的100多年里，中國官吏和精英階層一直致力于國家的重建與民族的復興。而富有悲劇性的是，每隔30—40年，這一進程就會被外亂或內患所打斷，這使得中國的企業史成為一部缺乏傳承感的歷史。對于中國商業進步的緩慢……我們僅從企業史的視角來進行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三個現象：一是意識形態爭論對現代化的干擾；二是中央集權觀念對國家商業主義的催生；三是傳統的輕商和官商文化對新生企業家階層的影響。讓人嘆息的是，在洋務運動后的多次經濟變革運動中，這三個命題都幽靈般的影隨而至，無法擺脫。即便到了百年后的1978年，當中國再度開始經濟變革的時候，這三大命題仍然困擾著這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沒有跳出一個成長的邏輯圈……中國的商業歷史總是不押韻的，粗糙而缺乏修飾，像極了我們坎坷而迷茫的人生……”這本《奇跡的黃昏》也是讓人有種特別的焦慮：“中國，將面對怎樣的未來？”

　　吳曉波先生說：“中國的百年歷史，其實就是關于革命與改良的選擇。讓人高興的是，在剛剛過去的30年里，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騰飛完全可以不經由社會和政治革命的途徑來完成。在30年的和平崛起中，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沒有發生饑荒、國家分裂和民族對立，絕大多數民眾是這場改革的獲益者，漸進式的思想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國人民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未來30年，我們需要證明的是，這種漸進式的變革路徑和模式有可能給更大范圍、更為縱深的中國社會帶來新的可能性……”

　　看《滾雪球》，印象深刻的是巴菲特家鄉奧馬哈以及美國70年以來的滄桑巨變，(撇開技術因素)沒有美國的今天以及巴菲特對美國的信念，就不可能有巴菲特現今的成就。每個時代的人都可能因事、因境、因人、因物的不同，充滿憂慮與希望地面對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中國，將面對怎樣的未來？此刻，我們該選擇并擁有什么樣的信念？

　　(作者為深圳東方港灣投資管理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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