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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Watch維吉尼亞州4月13日訊】法官大人，我要為華爾街分析師辯護！
聽上去也許奇怪，這種辯護竟會來自一個過去25年投身于追蹤投資通訊的人。要知道，投資通訊行業正是因為對華爾街分析師不信任才興起的呵。
但周一“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依據Zacks Investm
ent Research的研究資料，對華爾街分析師作出的負面評價有失公正。
為此，我那服從公正的內心強迫我站出來，以確保陪審團的女士和先生們聽到來自另一方面的具有說服力的證據。
Zacks的研究顯示，被華爾街分析師列為“售出”評等的股票，表現反而更可能超越被他們列為“買進”的股票。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獲得最多“售出”評等的股票，去年大約漲了36%，而根本未列入“售出”評等的股票--包括“買進”和“持有”，同期僅上升了25%多。
Zacks的研究顯示，去年這種情況并非特例。除了1990年代的最后幾年，這種模式自1991年以來就相當普遍。
Zacks的研究結果，與四位會計學和金融學教授進行的有關華爾街分析師評等的研究結論大相徑庭。這四位教授分別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的巴伯(Brad M. Barber)、史丹佛大學(Stanford)的麥尼可斯(Maureen F. McNichols)、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利哈維(Reuven Lehavy)以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圖爾曼(Brett Trueman)。(他們的研究報告大部分表示在2001年4月的“Journal of Finance”上)
四位教授基于華爾街分析師的評等，列出每支股票獲得的占絕對優勢的評等，然后依此建立兩個假想的投資組合。前一個投資組合包括那些獲得最高評等的股票(約占股票總數的20%)，后一個投資組合包括獲得最差評等的股票(同樣約占20%)。當評等發生改變時，上述兩個投資組合馬上作出相應的改變。
幾位教授發現，從1986至1999年期間，包含最高評等的那個假想投資組合，其每一年的表現都顯著超越由最低評等股票組成的投資組合。在這14年期間，頭一個投資組合年均回報為20.5%，而后一個投資組合的年均回報僅為3.3%，差幅達17.2%。
當然，教授們也發現，在2000年稍早開始的熊市中，這種模式發生了顯著的逆轉：由最低評等股票組成的投資組合反而超越了由最高評等組成的投資組合，與Zacks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但是，幾們教授并不因此認為，這意味著華爾街分析師突然變成了差勁的選股者。
他們認為原因在于，華爾街分析師給予最高評等的股票通常是小型成長股，而被給予最低評等的股票往往是小型價值股。自2000年初以來，小型成長股表現落后于小型價值股達到空前的程度。
因此教授們說，始于2000年、表面上顯示分析師無能的評等現象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事實上，相對一般小型成長股而言，獲得華爾街分析師最高評等的股票在2000年以后繼續表現出色。
還有其它什麼原因使得Zacks得出的結論與四位教授相差如此懸殊呢？我向巴伯和圖爾曼提出了這個問題。
也許最大的原因在于Zacks的做法。它建立了包含最高評等與最低評等的兩個投資組合，但每月只根據評等的新變化調整一次。這意味著，當分析師改變一支股票的評等，而這支股票已被包括在Zacks的投資組合中時，Zacks需要差不多滯后一個月才會作出相應的調整。
圖爾曼認為，這尤其可能影響包含“買進”評等股票的那個假想投資組合，因為其它研究顯示，投資者對分析師“買進”評等作出的反應通常比對“售出”評等的反應更快。
然而，不管原因是什麼，幾位教授的研究表明，投資者在這個問題上應當三思而行，不要盲目回避多數分析師給予最高評等的股票，也不要對獲得多數分析師最低評等的股票過于熱心。
四位教授的結論，與Hulbert Financial Digest對獲得多數投資通訊推薦的股票的研究不謀而合。
根據三月份HFD的資料，獲得最多投資通訊推薦的股票，在成為最受推崇股票那一刻之后的一年內，表現平均比威爾夏5000指數(SVH)好1.01%。
下面是截至周二晚仍然排在“獲得最多推薦”榜單上的股票：
Pfizer(PFE)，推薦的投資通訊數量：19
Intel(INTC)，推薦的投資通訊數量：13
Johnson & Johnson(JNJ)，推薦的投資通訊數量：13
Newmont Mining(NEM)，推薦的投資通訊數量：11
Berkshire Hathaway(BRKB)，推薦的投資通訊數量：11
Home Depot(HD)，推薦的投資通訊數量：11
(本文作者：Mark Hu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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