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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空間相對狹小、誠信缺失等因素會導致紅火民企突然崩堤
記者：民企難以發展壯大，除了市場和社會環境、歷史背景和文化淵源等因素之外，民企的法律空間相對狹小也是一個重要制約因素？
舒揚：20世紀80年代，我給珠江三角洲一家很強大的民營企業做法律顧問，有一天
，該企業老板愁眉苦臉地對我說：我感到很苦惱———我想找個能人，又怕他拿著我的錢跑了，找個老實人，又怕他無能而帶不旺公司。他的心態揭示了長期困擾民企的一種關系———職業經理人和企業產權人的關系，而且這種關系始終找不到最佳的結合點！也就是說，職業經理人和產權人永遠是兩張皮。很多企業在紅火時期卻突然崩堤，就是因為這種關系無法協調。
隨著產業的發展，這種關系應該協調，但我們目前的法律沒有任何條文可以約束這種關系，這兩種人在法律上都找不到自己可預知并十分放心、可靠的位置。
記者：企業崩潰的另一個原因是誠信，誠信是企業的生產力，更是企業的生命線，信用建設應否納入法律管理的各環節？
舒揚：信用是企業經營的立足之本，沒有一家企業不懂“信用”的重要，但恰恰有很多民營企業存在著嚴重的信用缺失，可以說，“不講信用”在企業中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決不僅僅是“汕頭企業”才有。為什么這么多民營企業缺乏信用危機？當民營企業發生“信用”問題時，人們往往單方面把責備的眼光投向民企，從來沒有考慮過造成企業信用缺失的客觀環境。我認為，民企信用缺失，不能僅僅責怪民企，如果我們的市場沒有誠信、我們的政府沒有誠信、我們社會的各行各業沒有誠信，民企的誠信又從何而來，民企依靠什么來維持自己的誠信？可怕的是，個別的民企“誠信缺失”往往能產生“骨牌效應”，從而影響民企整體形象。
這20多年來，我所接觸的最后以倒閉收場的民營企業中，幾乎沒有一家能處理好內部和外部的關系，包括與股東的關系、與合伙人的關系、與政府的關系、與法律的關系……企業當時能夠走紅，很多時候憑的是個人魅力，但這些過去成功的風云人物，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卻是根底的淺薄，他們往往能忍受失敗，卻不能承載成功的歡欣，更不能維系成功，“成功”往往成為了致他們于死地的因素，所以，企業的成功，不應是目標的成功，而應該是過程的成功。
中國民營企業歷史較短，不能和國外眾多知名企業相提并論，人家靠的是歷史沉淀、經驗的聚合和知識的積累，而我們的多數民企靠的是“紅運當頭”的一搏和“無心插柳柳成蔭”式的奇跡。
解決問題的辦法在于民企要激活自身發展的潛在因素，爭取政府救濟和企業之間相互救助
記者：您曾是三家公司的獨立董事，現在企業的管理比過去更加重視董事會的層面，從“董事”和“律師”的角度，您認為解決問題的鑰匙何在？
舒揚：從社會層面上講，民企自身要激活潛在的發展因素，如產權的股份制改造，形成產業的聯動和聯盟，打造民企的航空母艦，以延長產業鏈，從而產生新的生產和市場的增長點，形成新型的產權人與職業經理人的關系，這一點尤為重要。
在法律環境方面，目前憲法對民企的保障已在原則性的規定上實現了突破，手段也逐步加強，下一步是牽引出更多的法律關聯保護，包括刑法、民法、訴訟法、行政法、經濟法以及民企有關的法律、國際貿易的有關法律等等，讓企業家在與之每天發生關系的事務之中，真正感到法律對他的如影隨形的作用。
對民企提供法律環境還包括改善政府行政方式和行政行為，最重要的是要對某些政府行為進行改造，變“全能政府、全權政府”為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權利就是救濟”，對私權的救濟就是對民企最好的法律保障，如這次禽流感事件中政府出面的救濟，但這種救濟其力度和效果仍覺不夠。
我對民企有個建議，當政府救濟不發達時，民企應建立“相互救濟同盟”，即行會式的實效組織，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相互的援助和支持。在這方面，國外就做得非常成功。國外的“商事仲裁”就是國外民間經濟組織有效互動關系的結晶，最后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通行世界的商法。民企需要規則和法律規范，其實，相當多的規矩和法則是完全可以從民企的理性活動和科學規劃中涌現出來的。我們應當有選擇地學習發達國家工商業社會的經驗，甚至搬用他們的章法，也是一種可行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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