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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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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的夏天，驕陽似火，歷來是混亂與喧囂中心的中國資本市場亦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好戲連臺。方正集團與北京裕興之間的資本爭斗由懸念劇開始，以召開股東大會達
到高潮，結果又以股民大鬧股東會的鬧劇嘎然而止，只剩空蕩蕩的舞臺尚有余音繞梁。
上海股民的選擇
2001年6月28日上午9時，上海方正延中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花費巨資，包下上海國際會議中心整整一天，召開了2000年度股東大會。
大會由方正科技董事會的臨時召集人嚴純華主持，前一階段因為聯合幾大股東共同舉牌方正而名聲大振的北京裕興集團總裁祝維沙，作為方正科技公司合作者參與了股東大會，另外還有來自上海本地的1000多名中小股東代表。上海股評家言，如此陣容整齊的股東大會，在國內上市公司中尚屬少見。
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這樣高規格的股東會居然是出人意料的混亂。表面的風光終究難以遮掩各方利益的沖突，要在重重黑幕之下，探詢事情的真相，方正的股東大會注定難以收場。
上海是中國的金融中心，也是國內資本市場活躍的舞臺。上海股民又以精明著稱，他們千挑萬選，投資方正延中為的是豐厚的回報。很多人從新經濟的潮流中看到，北大方正的創新能力，以及背后北京大學的智慧資產，將結合知識和科技，在未來的資本市場中大顯神通，走出一條校辦企業產業化的新路。
一些老資格的專業股民可以扳著手指列舉投資方正科技的原因。首先，方正擁有拳頭產品———漢字排版和電子出版，在中文出版領域有很高的市場占有率；其次，借殼延中實業之前，方正已在香港上市，受到了海外投資者的追捧；即使是從PC市場的角度看，方正也是中國大陸市場的第二名，從1995年開始，方正電腦平均年增長200%。
高校無形品牌＋高科技題材＋資本運作＝一家高投入、高回報、低風險的企業，相信這樣模糊的認識就是當初眾多中小股民一致把方正，這個公司的第二股東，推上主席臺的主要原因。可是股民們的愿望并沒有實現。
第二股東的“法力”
按照上市公司的慣例，股份制企業一般是由第一大股東主持管理，并組織董事會。在方正科技入主延中實業以前，該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是深圳寶安。自從1993年10月進駐延中實業以來，只擅長投資的寶安并沒有給延中帶來什么日新月異的變化。1998年起，延中實業出現了虧損。
2月18日，深圳寶安發布公告，減持延中207.35萬股，當天延中實業開盤摸高10.99元，于12.10元收盤，創出了半年來股價的新高。之后的兩個月內，寶安又有幾次減持，共回籠資金1.5億元。相比寶安對延中當初幾千萬的投資，資本運作又一次驗證了中國股市“不虧不賺，小虧小賺，大虧大賺”的奇怪規律。
當時成功辨認“延中實業”這匹股市大黑馬的上海股民認為，延中實業必將資產重組，幕后高手即將露面。果然，5月11日，延中實業幕后的操盤手，北大方正出現在上海，當日股票停牌。
方正集團的高層給了上海股市一個信心滿滿的承諾。“一個企業的持續發展是我們經營、管理延中的承諾。”“方正集團正憑借進入資本市場的機會，按照國家對大型企業集團試點的要求，實現從產業經營向資本經營的重大轉變。”
方正的承諾給了股市一個良好的影響，刺激人們的想象。多數中小投資人贊成方正入主延中。延中公司把管理權交給方正后，就可以全力向知識產業轉型，國家的支持、政策的傾斜和方正、北大的品牌效應將為風起云涌的上海灘樹立一個全新的高科技企業形象。
復牌以后，延中實業股價沖破30元，一飛沖天。不久，延中實業召開的第17次股東大會以幾乎全體同意的方式通過議案，方正入主延中，公司改稱“上海方正延中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簡稱“方正科技”。
方正主持下的方正科技開始了資產重組。方正增資配股，將大部分募集來的資金投入了方正科技的經營業務，公司的計算機、顯示器業務一舉擠入了全國的前列；公司通過資產置換，引進了高技術、高附加值、高回報的科技項目，培育了一些新的贏利增長點。
方正科技逐漸成為了“主業明晰、結構合理、基礎穩固、回報可靠”，且具有一定規模的科技公司。可惜好局面沒有維持多久。
走出高校體制的怪圈
1998年5月，北京大學歡慶百年華誕，所有北大學子為之驕傲，所有中國政界、商界、知識文化圈內的精英聚會北大，或視察，或演講，或參觀訪問。北京大學作為中國第一高校的金字招牌，讓旗下有名的校辦企業北大方正出盡了風頭———幾乎是所有宣傳北大的媒體報道中，總要或多或少地提到方正。
不單是北大方正，全球化讓中國人看到，高校因為其人才儲備和“教學、科研、創業”一體而成為新時代朝陽產業的先鋒。高校通過科研轉化為商品，獲得經濟效益的做法，可以讓高校作為獨立的經濟實體而在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生存。
充沛的科研人員的頭腦資源是高校經濟的一大優勢，這一規律屢試不爽。正如王選教授創辦方正，在美國，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幾乎是差不多的時候，從哈佛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里出來的美籍華人王安創辦了王安電腦公司，麻省理工的林肯實驗室里研制小型計算機的成員之一奧爾森也開辦了數字設備公司DEC。
紅紅火火的產業化經營也證明高校創業者并非是“書生百無一用”，也不一定是商業交易的門外漢。北大方正早期的漢字排版，就成功突破了國外產品的封鎖，不僅占領了國內市場，還殺入了香港出版業和日本媒體出版業。對比英國的經驗，方正的產業化并不比老牌的牛津大學遜色多少———后者在上一世紀30年代曾資助了著名的青霉素的研究，該藥物的專利許可經營為牛津創造了250萬英鎊的收入。
但是中國特殊的國情似乎也是一柄“雙刃劍”，校辦企業在從高校獲得資源給養的同時，與高校牽絲纏絆，剪不斷理還亂的產權關系，給中國新生的高校經濟戴上了“緊箍咒”。一方面是高校辦企業一窩蜂，規模小，散點多，效率低，一方面校辦企業校企不分，管理混亂，“產學研”結合程度較低。據中國商界的不完全統計，校辦企業有80%的應用開放成果不能轉化為生產力。
人們圍繞著校辦企業是“屬于高校”還是“屬于社會”、高校企業是應該“困守高校”還是應該“走向市場”而反復爭論。薄弱的科技工業、傳統與現代的反差，還有幾十年一貫的老體制，使新生的經濟生命步履蹣跚。
高校企業好像一旦依附于高校，就“一入侯門深似海”，戴上了高校的帽子就一輩子脫不下來。不少歸國創業的人對此不理解，“美國的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都有不少大學公司，關系都可以理順。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什么斯坦福惠普公司、斯坦福SUN公司，人家還不是獨立把公司經營成大企業了嗎？”
“治療”體制的缺陷
校辦企業與高校關系“曖昧”只是中國資本市場體制缺陷的一部分。方正何嘗不想重現惠普和SUN公司的奇跡，然而在目前情況下，無論什么建議，都比不上尊重國情，實事求是，盡可能地在一個先天體制不完整的市場上真實地披露信息更為之貼切。只是方正做得不好，一個戴上枷鎖的舞者面對大小股東挑剔的目光，如何優雅地起舞。
股東會上，不少散戶投資者尖銳地質問，為何方正科技高層在披露公司重要信息時口徑一變再變，為何先行肯定了方正科技三年來的業績，旋即又公開稱方正科技年報“虛假稱述”，為何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方正集團可以以轉換持股法人為由，在二級市場上高拋低吸，致使許多后來買入方正科技股票的股民被深度套牢。
不管方正集團有沒有利用持股地位行為，實施黑箱操作，不管損失慘重的股民能不能用理智克服激情，從股東會投票的實質結果看，資本爭斗已經把方正科技分成三派。原來控制公司的北大方正依然掌握董事會，具有方正背景的魏新、張兆東、嚴純華等人入選董事會。
經由媒體大肆炒作的北京裕興等6家股東也與方正達成一定的妥協，除了提議的董事、監事人選被“擋回”外，北京裕興提議的“10送10”轉增配股方案得到包括方正背景的大多數股東支持而通過，也算小有收獲。
受到傷害的只有是中小股東。上午1000多股民大鬧股東會，砸爛投票箱，撕爛了部分選票，滿地狼藉；下午重新投票時，中小股民只剩下了幾十人，冷冷清清的場面不禁令人為今后中國的科技股市捏一把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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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科技股權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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