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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南航空一則公告宣告了它此次債務重組的流產。原來,海南航空擬將它對中國工行洋浦分行的約10億元債務轉讓給海南航空集團,以此來抵消集團公司對海南航空相同數額的債務,并想通過此項債務重組來降低海南航空逐漸高企的負債率,但最終未能獲得債權銀行中國工行洋浦分行的同意,此次債務重組宣告失敗。
由海南航空債務重組“流產”的案例分析,如果債權人是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
,那么制約和影響上市公司債務重組的因素與條件就比較復雜。
一般來講,國有商業銀行即四大專業銀行,在處理上市公司債務重組時,會更多地從政策性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由于它們受到國家財經紀律強約束,不管企業在日常經營中遇到了什么樣的問題,國有銀行本身往往無權決定給予哪家企業什么樣的政策優惠,它們只能按照國家相關部門所制定的相關政策的嚴格適用范圍來“照章辦事”,否則將會受到來自上級監管部門的質疑。例如,哪些企業才能夠享受銀行的“掛帳停息”的政策優惠？國有商業銀行本身無權決定,完全是按照國務院或國家經貿委經過篩選后進入“盤子”的企業或債務數額進行操作的。因此,在如何處理企業債務的問題上,國有商業銀行受政策性因素的影響更為突出,實務操作明顯缺乏“靈活性”。
國有商業銀行缺乏靈活性的又一表現主要體現在,它們既強調商業規則又同時違背商業原則。例如,讓一些企業實現債務主體的轉移或讓一些虧損公司實施部分債務的免息或掛帳停息,這些是否會影響或損害廣大儲戶的利益？這明顯有違于商業原則。
但同時,它們又忽略了另一個實質性問題,如果國有商業銀行不支持企業的債務重組,那么一些企業累計債務增加可能會導致它們難以償還的市場風險,而另一些虧損企業因無法解決巨額債務問題導致重組失敗或破產,最終將給銀行形成巨額壞帳,這些同樣也是有違商業原則的。那么,為何不通過類似債務重組或給予企業享受銀行其他優惠政策的積極操作,來盡可能地減少銀行壞帳？
這種悖論源自于國有商業銀行本身的“體制”因素的影響,目前它們作為政策性銀行的重要職能仍然在起作用,還無法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來進行業務操作。它們知道“應該怎樣做”但又不能“這樣做”,這種尷尬的角色定位也道出了它們的操作行為之所以令人非解的實際原因。
由海南航空的案例顯示,像海南航空這樣的業績尚可的上市公司在債務重組中遇到了這樣的難題,可以想象那些虧損公司在債務重組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將會更多。在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越演越烈的債務重組熱潮中,許多上市公司很難逾越銀行的這道門檻,看來債務重組的前景也不那么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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