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董事長,李福成認為,應具備兩種思維方式,一是形象思維,善于將復雜事物簡單化,抓住主要矛盾及事物本質;二是逆向思維,要善于交叉換位思考,從不同的立場、角度認識問題。也就是在這兩種思維下,李福成強調,科學、民主的決策是企業法人治理的關鍵。
程序民主,才能決策科學。李福成談到,決策科學化,是要在決策前,把握市場的脈
搏,進行科學的市場調研和論證,尤其是市場一線調查。而民主化,則基于公司決策的程序和制度,這是決策過程和執行的約束和保障。
燕京啤酒的決策體系,特別是經營投資決策,是較早適應市場經濟的。具體決策階段,燕京啤酒規定采用專家調研評審、領導班子論證對比、提出方案、董事會擇優確認的程序,防止公司決策受個人或其他因素的影響。
1993年,燕京準備上項目、擴規模時,面臨市場容量及方向問題。當時有部門認為,北京啤酒市場的年最大容量為20萬噸,而燕京當時分析最少50萬噸,二者預測相差懸殊。究竟誰對,公司發展方向應如何確定呢?當時世界啤酒市場的消費形勢是,1992年美國年人均啤酒消費量近100公升,德國為138公升,歐共體為87公升,而中國僅為14.3公升。導致這種差距的原因是中國消費者不喜歡呢,還是其他?
李福成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市場是決策的試金石。去歐美考察,與行業專家論證,與宏觀經濟專家研討,經過專家組及領導班子一系列縝密及繁瑣的市場分析,他們發現,中國消費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啤酒市場增長潛力巨大,年消費水平至少比目前翻一番沒有問題。于是燕京決定大規模投入并占領市場。
李福成深諳管理、用人之道。在他的字典里,有一個非常經典的“魚鷹的故事”。每日魚鷹抓魚,漁夫將所抓大魚扔在簍里,喂其小魚吃。這種用“人”之道和激勵機制對李福成觸動頗深。
李福成認為,決策絕不能離開規范的操作程序。在公司的人事任命上,李福成沒有單獨任命過一個人,本著公開招聘、競爭上崗、擇優錄用的科學原則,公司所有干部的任免都是按程序集體決議,保證了管理團隊的團結和高度默契的配合。
比如上次招聘車間副主任,有5個崗位,準備招6個人,結果報名的有156人。公司的程序是,先按高考水平進行基礎考試,其次是經濟管理知識考試,再是崗位專業考試。闖過三關后,再由李福成親自出題,由14人的考評小組現場考試評分,最后由于競聘人員實在出色,剩下了10人。再由公司內部公示一周,接受群眾考察監督,五關全部通過后,才算正式錄用。
之所以這樣,李福成覺得,賽馬的效果比伯樂相馬更好、更科學。這樣的方式有利于公司內部形成人人向上、個個爭先的氣氛,使員工都把新崗位當作一個新的起點,以此形成一種健康的競爭機制。
但“魚鷹的故事”帶給李福成的又不僅僅是成功。他目前遇到的最大煩惱就是公司激勵機制如何解決的問題。經過20來年的高速發展,公司資產、收入、利潤都翻了幾十番,但高級管理人員的年薪還很低。“大魚”已經抓上來了,喂不喂“小魚”吃呢,沒有“小魚”,怎么激勵“魚鷹”再抓魚呢?
李福成強調,必須控制好決策的風險性,而要避免決策風險,就要科學論證,盡量避免、減少失誤,尤其是戰略上的失誤。同時要充分發揮公司獨立董事的作用。
在專業化與多元化經營這個問題上,李福成非常贊同杰克.韋爾奇的觀點。他認為,企業應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干就要干最好。如果能力達不到,企業就應該搞專業化,力爭把主業做大做強,為多元化經營打基礎。
在多元化和專業化的選擇問題上,燕京更多的是在專業化基礎上,構建與整個產業鏈緊密相聯的多元化平臺。在發展啤酒主業的同時,為提高抗經營性風險能力,燕京決定向相關高科技領域進軍。日前公司搞了一個300畝的生物科技園,一是搞生物制藥研究,二是與中科院生物所合作,搞酵母的深加工,如提取核糖核酸等。而為讓生物制藥有充足的成長時間,公司決定搞一些短平快項目,如茶飲料等,力爭將其扶持成公司另一個強有力的利潤支撐點。
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是另一突出矛盾。正確處理投資與回報、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必須充分考慮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所謂核心競爭力,李福成覺得應包括三個要素:一是產品有一定的市場覆蓋率;二是生產經營具有相當規模,有一定抵抗風險的能力;三是企業能長期獲得較高經濟效益的能力。
綜合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李福成認為燕京必須進一步讓技術、工藝、裝備達到世界一流水平;要把銷售網絡做強,在鞏固北京市場的基礎上,不斷擴大華北市場,盡快占領全國市場;并且燕京品牌要力爭成為全國知名品牌,逐步提升其國際化影響;同時把經濟實力要進一步做強,爭取在未來20年里,實現20個億的資本積累。李福成的目標是燕京要達到年產300萬噸,進入世界啤酒10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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