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克州記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如何脫貧

　　文章導讀： 集南疆民族區域、特困山區、邊境地區于一體的克州，面積7.25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臺灣島大小，90%以上為山區，被稱作“萬山之州”。這里93%的人口是柯爾克孜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州域與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或毗鄰，邊境線超過1100公里；所轄三縣一市均為邊境縣和扶貧開發重點縣。

　　p38-1塔爾鄉巴格村民米日尼夏，30 歲，丈夫意外去世后，她帶著兩個孩子目前靠低保生活。《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被稱作“萬山之州”的克州90% 以上的地區為山區。《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p38-2貧困戶買買提明的妻子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塔爾鄉巴格村民米日尼夏，30歲，丈夫意外去世后，她帶著兩個孩子目前靠低保生活。《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p38-3被稱作“萬山之州”的克州90% 以上的地區為山區。《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貧困戶買買提明的妻子站在自家的院子里。《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 新疆克州報道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35期）

　　“這里是全疆扶貧開發的主戰場。” 在地圖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下稱“克州”）的形狀很像一把傾斜的手槍，克州黨委常委劉春的手放在地圖上，像是扣動了這把“手槍”的扳機，“脫貧攻堅的戰斗號角已經吹響。”

　　集南疆民族區域、特困山區、邊境地區于一體的克州，面積7.25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臺灣島大小，90%以上為山區，被稱作“萬山之州”。這里93%的人口是柯爾克孜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州域與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或毗鄰，邊境線超過1100公里；所轄三縣一市均為邊境縣和扶貧開發重點縣。

　　地處中國最西端、自然條件艱苦的克州，目前還有99個貧困村、4.16萬貧困戶、15.66萬貧困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困發生率居全疆第2位，貧困人口數量居全疆第3位，脫貧固邊任務異常繁重。

　　毫無疑問，這里是理解中國扶貧開發多樣性、艱巨性的一個窗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看來，克州脫貧固邊，關系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系邊防鞏固和民族團結，關系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

　　“貧困是克州最突出的短板，脫貧是克州最重要的民生。”克州黨委書記劉會軍說，扶貧開發已經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要堅決打贏這場脫貧攻堅戰，確保與全國全疆同步小康。

　　恰爾隆鄉：當“一方水土養活不了一方人”時怎么辦？

　　兩座大山中間的狹長小路，是克州阿克陶縣恰爾隆鄉的主干道。這個占地2000平方公里的鄉就建在崇山之中，總人口只有1285戶5258人。“恰爾隆”意為群山匯集之處，這里是四座大山的交會處，是山的盡頭。從遠處看，這里的一切都被大山包圍。

　　記者從阿克陶縣城到這里，204公里路程走了5個小時，崎嶇綿延的盤山道路，幾乎寸草不生的高山一座連著一座，單調重復的景象，似乎讓人永遠看不到走出去的希望。

　　8月2日午后，48歲的吉朗德村牧民買買提明·巴拉提戴著氈帽、挽著褲腿，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和記者聊天。買買提明告訴記者，今年以來他的這個院落已經來過4批干部，這在以前絕無僅有。“縣里、鄉里、村里，還有訪惠聚工作組，聊的都是扶貧的事。”

　　因為留在家中的只有買買提明一個勞力，三個孩子中有兩個正在上學，這個五口之家2015年家庭年人均純收入僅為2000元，低于“該戶年人均純收入超過2800元”的新疆脫貧標準。

　　像買買提明這樣標準意義上的貧困人口，吉朗德村有164戶627人，恰爾隆鄉有835戶3167人，阿克陶縣有2.4萬戶89970人，克州有4.16萬戶15.66萬人，全疆有72萬戶261萬人。

　　時間在這里近乎停止，隱沒在云層后面的陽光打在買買提明的皺紋上，他看上去顯得不止48歲。“我們祖祖輩輩一直生活在這個窮山溝里，生活從來沒有改變過。”他和他的祖輩們的人生履歷，可以簡化為一句話：出生于此，放牧于此，終老于此。

　　讓買買提明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三個兒子有望不再復制他的人生。最大的孩子22歲，現在烏魯木齊上大學；老二今年20歲，在廣東打工；最小的孩子18歲，今年高考考了376分，應該可以上個大學。

　　這個家庭當下最大的支出和收入也來自這三個孩子。“大兒子上大學一年要12000元，小兒子之前上高中一年要4000元，二兒子打工每月能掙2000塊錢。”

　　無論是烏魯木齊，還是廣東，都是買買提明只在電視上看到過的地方，他告訴記者，“我最遠只去過喀什。”

　　即使是坐在家里看電視，買買提明也是到了快知天命的年紀才實現。2016年2月，恰爾隆鄉吉朗德村第一次通電，買買提明交了730元入網費，又充了100元電費，這個家第一次在夜晚有了電燈。

　　通電以后，買買提明一家有兩個最大的變化：一是有了電冰箱，“肉不會放壞了。”另一個變化是睡覺時間晚了，“通電以前晚上只能和鄰居聊天，現在可以看電視了。”一臺18英寸的電視是他家里最值錢的電器，能收到54個頻道，盡管他只能看懂4個維語頻道。

　　和很多家庭一樣，買買提明的妻子愛看電視劇，他最愛看新聞，“國家在搞扶貧，電視上總說這個。”

　　“聽說鄉里要讓我們移民，希望盡快輪到我們家。”買買提明對搬遷充滿渴望，“如果鄉里通知今天搬，我不用等到明天。”

　　然而對世居于此的買買提明家族而言，故土難離的情結和擺脫貧困的渴望一樣強烈。“即使要搬，也必須有一個（親戚）留下。”他特意強調，“我弟弟留在這，我們的牲畜都給他放。”

　　他所說的正是恰爾隆鄉乃至整個阿克陶縣正在實施的“十戶聯牧、百戶聯耕”模式：把有限的牲畜或土地進行整合，動員群眾成立以家族、鄰里、合作社為單位的中小型聯牧或聯耕體系，實現規模化、現代化畜牧或耕種，釋放富余勞動力，讓更多的買買提明們安心外出務工或移民安置，實現承包者和被承包者互利雙贏的目的。

　　從牧區到農區，從牧民到農民，買買提明期望中也有擔憂：“沒種過地，不知道搬到山下怎么生活。”

　　這個家庭眼下最大的困難是，去年11月為了兩個孩子上學，從農村信用社貸了2萬元，還款日臨近，錢還沒有著落。

　　為了償還家里的債務，買買提明的二兒子今年3月在鄉政府的“牽線”下，坐了六天六夜的火車，到廣東惠州一個電器廠打工。現在每兩周通過鄉政府開設的網絡聊天室和買買提明“視頻連線”，說得最多的話是：“你們放羊掙錢太辛苦，我在工廠掙錢輕松多了。”

　　記者與買買提明握手告別后，他立刻關掉了電燈。通電至今的半年，他只花了30元電費。

　　塔爾鄉：山上山下，兩種人生

　　離開恰爾隆鄉，記者沿著葉爾羌河溯流而上，前往距阿克陶縣420公里的塔爾塔吉克民族鄉（下稱“塔爾鄉”），這是阿克陶縣西南面塔吉克族聚居的一個鄉。“塔爾”是塔吉克語，意為“狹窄”，塔什庫爾干河流經這里，河谷相對比較狹窄。

　　通往塔爾鄉的200公里山路幾乎不能稱之為路，沿途山崖陡峭，手機信號時有時無，不久前因為暴雨造成的塌方和泥石流痕跡隨處可見，無數從山上滾落的大小石塊，不時在道路上堆成一座座小山，越野車以30公里的時速蜿蜒爬行。

　　交通的不便讓這里近乎與世隔絕，河谷兩岸可耕種農田面積極少，只是河灘上僅有的幾塊沙丘綠洲，畜牧是這里的主要生活來源。抬眼望去，整個河谷里青草也是稀罕之物，人們唯有每天趕著牛羊到山上的草場。“從村里到山上的夏牧場放羊，走路要5個小時，30公里。”塔爾鄉巴格村支部書記希熱尼·胡江介紹說。

　　鄉政府所在地巴格村，就建在幾座大山中間的狹長地帶，鄉政府、村委會、衛生院等都被裝納在小道兩邊的平房里。從荒山到民居，土黃色幾乎是這里永恒的色調，鄉政府院子上空的那面五星紅旗，是這里屈指可數的一抹鮮艷。

　　坐在荒山“包圍”中的塔爾鄉巴格村村委會里，希熱尼·胡江給記者講了他的六條脫貧“思路”：引導農民思想解放，學習新的技術和文化；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就業率；易地搬遷，脫貧一部分人；勞務輸出；種植核桃；改良畜牧業，要大畜，不要小畜。

　　這些聽上去普通的舉措真正落起地來卻并不普通。75歲的巴格村老黨員塔什巴葉表示，邊遠山區的牧民祖祖輩輩以放牧為生，只會做一些簡單的農業勞動，思想比較懶散。許多牧民除了放牧，也不愿意外出打工掙錢，許多上年紀的人只能靠政府部門的低保維持生活，等、靠、要的思想比較重。只有部分有知識的年輕人和多年在外打工的部分青壯年思想觀念轉變了，主動外出務工、經商，不僅自己發展好了，還帶動村里的年輕人勤勞致富。

　　記者問他針對這種現象有沒有好辦法解決，“首先要加大教育力度，讓孩子們都上學，多學習文化知識，懂得自力更生，這樣才能徹底改變貧困面貌。”塔什巴葉說。

　　如果說教育是改變貧困面貌的長遠途徑，那么在塔爾鄉黨委書記姚強看來，“易地搬遷”則是塔爾鄉這種自然環境惡劣、交通極度不便的邊遠村莊實現脫貧的現實途徑。“把山區牧民搬遷到縣城附近的農區，讓牧民變農民，實現定居。”

　　姚強的信心，來自于塔爾鄉在山下的“分部”。時間回到1999年8月1日，塔爾鄉遭受重大洪災，受災的三個行政村414戶被縣政府搬遷到距阿克陶縣城23公里的農區搬遷點，搬遷點總規模6.7平方公里。自那以后，塔爾鄉轄區分為高山牧區和農區搬遷點兩部分。

　　阿不都熱扎克就是最早移民到農區的村民，他從小就在山區放牧，搬遷之前一年來不了幾次縣城。姚強向記者回憶：當時政府蓋好了安居富民房，動員移民搬遷時，牧民們由于長期習慣了游牧生活，都不愿意搬到山下。“有的剛搬下去，沒兩天就跑回去了。放牧慣了，農活不行。”

　　從牧民變為城郊的農民10多年，阿不都熱扎克坦言，“已熟悉了農業生產生活，不愿意回到山區了。”從他現在的家騎摩托車20分鐘就能到縣城，“孩子上學、買東西都很方便，不像以前，到縣里要10多個小時，連電視也沒看過。”

　　現在阿不都熱扎克種了5畝小麥，還養了兩頭牛、10只羊，農閑時在縣城工業園區一家棉花廠打工，每月能掙2000多元。“移民后的新生活，讓我開闊了眼界，同時，也過上了父輩們從未見過的好日子。”他現在每年回山區一兩次，去看望還在山上的父母和親戚們，“他們都很羨慕我的生活，都想搬遷到移民新村來，可是山下沒有地了，暫時還搬不了。”

　　阿不都熱扎克的故事有望不斷被復制。數據顯示，“十三五”時期，克州將對“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對于因守邊護邊需要不能搬遷的邊民，他們可以按照易地扶貧搬遷政策標準，就地改善生活條件。據統計，全疆有11萬貧困人口涉及易地搬遷，目前搬遷資金66億元已全額落實，其中，中央預算內資金11億元；地方政府發行債券10.7億元（已注入省級投融資平臺）；專項建設基金5.5億元；長期貼息貸款38.8億元。

　　p41-阿克陶縣占地6000 畝的現代農業開發區，有全日光溫室大棚2000 座，有1000 余戶近3100 余人受益。《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阿克陶縣占地6000畝的現代農業開發區，有全日光溫室大棚2000座，有1000余戶近3100余人受益。《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p41-2旅游業讓布倫口鄉的牧民受益。《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旅游業讓布倫口鄉的牧民受益。《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攝

　　吉根鄉：邊民如何就地脫貧？

　　已是8月初，護邊員普爾漢·塔米爾的羊還很瘦，這讓他看上去有些焦慮。

　　北京時間22點，最后一縷日光還未消失。記者在中國最西邊的村莊——烏恰縣吉根鄉斯姆哈納村見到他時，這個穿著皮鞋、戴著氈帽，衣著頗為講究的柯爾克孜族牧民顯然對今年羊群的“行情”不太樂觀。“馬上就該轉場（在高海拔地區的降雪來臨之前，牲畜要從夏牧場遷徙至秋牧場）了，羊有些瘦，我們這里8月底就要生爐子了。”

　　吉根鄉位于中國最西部，被稱作“西陲第一鄉”，平均海拔4200米，全鄉共有4個行政村、753戶2346人。在這個中國最晚迎來日出、最晚送走落日的地方，依然有150戶464名貧困人員。

　　護邊員，幾乎是這個世代以放牧為生的鄉村唯一的“工作”。毗鄰吉爾吉斯斯坦的吉根鄉，有多個直通境外的山口，護邊員的任務就是每天在放牧的同時，巡查負責的邊界段是否有人或牲畜越界，發現情況及時上報。

　　成為護邊員也要具備一定條件：身強體壯，有守邊護邊能力，且一年中有足夠的時間生活在特定范圍內。這意味著這個群體要面對無法避免的單調和枯燥，而這一切，58歲的塔米爾堅守了40年。采訪當天他連連對記者表示：“比我守邊時間長的大有人在，(守邊)是我們柯族人的血脈。”

　　動輒幾個月的逐草而居，占據了塔米爾人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如今塔米爾的兒子接過了他的衣缽，記者采訪時他正在山里巡邏。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看來，時代進步了，但邊民忠誠守邊護邊的基因沒有變，邊民對穩疆固邊的重要作用沒有變，“一座氈房就是一個哨所，一個邊民就是一名衛士”的生動寫照也沒有變。

　　在吉根鄉，像塔米爾這樣的護邊員還有很多。現在邊民和護邊員的補貼標準都提高了，困難的護邊員家庭和一線邊民實行保障兜底，像塔米爾這樣的護邊員已經有了很好的保障。

　　塔米爾家有五口人，去年人均純收入約4000元，在村里屬于中等水平，主要有四個來源：一是草原生態獎補；二是邊民補貼；三是護邊員補助；四是畜牧業收入。因為畜牧業超負荷，政策性收入成為他的經濟支柱，“現在放牧已經不掙什么錢了，邊民補貼、護邊員補助都在漲。”塔米爾說道。

　　事實上，像斯姆哈納村這樣的抵邊村邊民的脫貧問題一直牽動著新疆各級主政者。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要求：多方共同努力，補齊突出短板，力爭一線邊民盡快脫貧。克州黨委書記劉會軍提出：確保全州抵邊村的貧困戶和護邊員家庭率先脫貧，實現邊民留得住、守得牢、能致富的目標。

　　眼下，吉根鄉黨委書記鐘梓歐計劃利用“西陲第一鄉”的獨特優勢，發展邊境生態游，將富余勞動力轉移到第三產業。“一是開發特色農林牧副產品，比如風干牦牛肉、駱駝奶、雪菊、沙棘果飲品等；二是依托優美自然風光和夏季宜人氣候，發展牧家樂，吸引旅客休閑觀光；三是發展參與式牧區旅游，讓游客感受護邊員的一天、牧民的一天；四是利用毗鄰邊防派出所、會晤站的優勢，打造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國防教育基地。”

　　吉根鄉曾經的貧困戶馬麥提阿散·阿馬提汗一家的脫貧致富故事堅定了鐘梓歐的決心。馬麥提阿散在今年夏天開起了牧家樂，建了3座氈房，除了夫妻二人外，還請了兩人幫忙，解決了4個人的就業問題。現在每天至少有兩到三撥客人慕名而來，宰羊3到4只，每只羊平均消費1000元，周末游客更多。

　　“打造新疆邊防萬里長城，軍隊和兵團是固邊的專業隊伍，但是千萬邊民和護邊員是興邊的主力軍，生活富裕了才能確保邊民不流失、守邊不弱化。”長期關注民族地區的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徐平說。

　　有了時間表和路線圖，更要內生動力

　　8月3日，記者見到克州黨委常委劉春時，他剛剛結束兩天的“貧困人口精準施策”調研。“克州太大了，只要到縣里下鄉就得兩天時間。”

　　作為分管扶貧工作的常委，劉春的這個夏天，興奮和壓力并存。“目前從中央到自治區，再到州里，扶貧的頂層設計已經全部完善，各項政策已全部具備，克州迎來了實現脫貧的重大機遇。”劉春說，“剩下的就是大干實干了，再用不好（政策），對不起貧困人口。”

　　今年7月，扶貧開發成效被前所未有地納入了克州各縣市領導干部考核，州、縣、鄉三級政府主要負責人簽下了脫貧“軍令狀”。克州黨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龍明姬說，這意味著克州的扶貧由過去的“動員令”變成了“指揮棒”。

　　在6月14日舉行的新疆推進克州脫貧攻堅富民固邊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提出六條要求：第一，立足固邊抓脫貧，抓好脫貧為固邊；第二，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第三，把發展優勢產業作為突出任務；第四，堅持不懈改善民生；第五，著力加強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第六，強化脫貧固邊的支撐保障。

　　在這個被克州主政者認為是“脫貧總動員”的會議之前，4月22日—24日，張春賢三天沿邊境線驅車2000公里，在克州就脫貧攻堅、富民固邊考察調研。這是張春賢2010年到2016年主政新疆期間，6年內第六次在這個邊防大州、戰略重州調研。

　　“要把易地扶貧搬遷對象精準到貧困戶”“做精特色農牧業和特色旅游業，建設人工飼草料基地，加強良種繁育體系建設，扶持一批肉羊、奶牛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把增加就業擺在突出位置，堅持產業帶動、創業助推、援疆促進、就近就地，多渠道促進貧困人口就業”“著力提高教育質量，為貧困家庭子女成長成才創造良好條件，堅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引導各族群眾在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現代化邁進”……以上頗接地氣的表述都出現在了張春賢的講話當中。

　　克州將本地扶貧視為一場“脫貧攻堅戰”。據劉春介紹，這次會議之后，克州梳理歸類了自治區推進克州脫貧攻堅富民固邊政策措施，制定了11項脫貧攻堅專項行動實施方案（特色產業帶動、轉移就業、易地扶貧搬遷、生態補償、教育扶貧、社會保障兜底、民生改善脫貧、突破瓶頸制約、邊境扶貧、現代文化引領、潔凈農村）。

　　然而對克州這樣少數民族聚居的邊境山區，在脫貧攻堅的“路線圖”和“時間表”都已明確的背景下，如何將柯爾克孜族“一諾如山”的忠誠和“不忘初心”的堅守轉化為脫貧的原動力，在更深層次考量著基層官員“造血式”扶貧之道的執政智慧。

　　烏恰縣副縣長巴哈提·古麗曾擔任吉根鄉鄉長，現在縣里分管文教工作。“柯爾克孜族守土意識強，也比較安于現狀。”古麗略帶無奈地說，“縣里的職業技術學校免一切費用，可還是招不滿人。”克州黨委黨校講師孫云鳳則告訴記者，“易地搬遷也要因人而異，有些長期在高海拔山區生活的牧民，到平原地區反而身體不適。”

　　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徐平認為，基層政府對社保兜底的“絕對貧困”人口脫貧沒有壓力。但那些非生存性困難、屬“相對貧困”的群體，因病、因災返貧多發。“如何提升他們自身能力，讓貧困地區‘內生’出一條可持續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脫貧之路，是下階段扶貧攻堅的難點和重點。”徐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