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企業的中國命題：如何解決貧富差別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曹煦 | 北京報道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16年第26期）

　　“社會企業的出現，提供了緩解貧富差距的另一種可能。” 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說。

　　6月24日至25日，第二屆中國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CSEIF）年會在京舉行。本次年會以“尋找中國社會企業”為主題，100多位業內人士圍繞中國在教育、養老、醫療、扶貧、殘障群體就業等方面眾多社會議題進行主題討論。論壇上，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道蘭新能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CEO劉疏桐等多位國內外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的研究者、實踐者，就社會企業的內涵、社會企業在中國的發展等問題接受了《中國經濟周刊》采訪。

　　什么是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最高目標，有時會犧牲利潤

　　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社會企業和私人企業，或者商業企業有什么不同？從資本屬性上，我認為私人企業是由私人投資，積累的是私人資本，可以分紅。社會企業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會投資，最后積累的是社會資本。跟私人不同，社會資本是要解決社會問題，用于社會投資。

　　從業務范圍看，私人企業可以說法無禁止則可為。但是社會企業不同，法律有禁止的當然不能干，法律即使沒有禁止，也還有一些底線，底線應該定在不產生新的社會問題，這要比一般商業企業要求高。比如新的環境污染，比如現在的一些互聯網企業，集中了很多資源之后，把一些本來公眾有的就業機會給剝奪了。你要反思，是不是產生了新的社會問題。

　　從成功的標準來看，私人企業以利潤為最高目標，有的時候為了利潤會犧牲公眾利益，這是由資本的屬性決定。而社會企業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最高目標，有的時候會犧牲利潤。

　　道蘭新能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CEO劉疏桐：社會企業就是用商業解決社會問題。以道蘭為例，我們目前在做一個上海的示范項目，希望把上海本地所有的廢棄油3萬～5萬噸全部回收做成生物燃料，應用到城市公交系統或物流體系里面去，可以達到將近8萬噸的溫室氣體減排，這樣的話確保了這些廢棄油的安全回收，進入到生物燃料，幫助節能減排。我們也希望聯合上游的安全食用油的企業，以餐館為中心，確保把廢棄油交給我們處理，這樣既保證食用油安全供應，又能讓廢油不回餐桌。

　　我們解決的社會問題：一個是交通領域的節能減排，這一塊其實國家減排的手段和方法比較少，但是這一塊又是占到將近24%的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比重非常大的，而且增長速度最快，所以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做一點點工作。另外一個是，我們把后端的生物質燃料做好以后，能把前端的地溝油問題解決掉，所以這是一個對社會公眾健康、食品安全健康，對環境，還有我們新能源發展都是有益的事情。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徐永光：社會企業是為解決社會問題而生的，中國社會問題很多，需要用社會創新的辦法特別是通過社會企業和社會投資的力量來解決。

　　總結一下，社會企業解決的是這樣的問題：政府有錢、有權、有責任，該做做不好；NGO無錢、無權、缺能力，想做做不了；企業有錢、有人、有能力，趨利不愿做。

　　境外的社會企業怎么做？

　　“社會企業能否分紅”的爭論正在向“右”轉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徐永光：我想從社會企業投資分配模式的左、中、右三種觀點來分析。

　　美國：創新、務實、不爭論。全美一半以上的州通過“共益公司”（B Corp）法，通常要求企業必須在公司章程中聲明企業的社會目標。大多數企業的社會目標通常與公共利益相關，如低收入人群保障、環境保護、公民健康、雇員福利以及科學藝術知識普及教育等方面。他們在章程上有很多約束，約束自己的企業必須把社會目標放在第一位，這樣對股東有約束，對管理者有約束，但美國700多家共益公司只有1家宣布不分配利潤。所以利潤之爭在美國基本上不存在。

　　英國：遭遇“資金黑洞”后向右轉。英國的社區利益公司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以前規定利潤分配不超過35%，但是英國社企聯盟2011年發布的《成長中的社會企業：社會復制調查》發現，社會企業遭遇了“資金黑洞”：因其商業特性，資助方不愿給予捐贈；因其特許經營社會特性，資本市場望而卻步。最新發布的《2015年度英國社會企業調查報告》稱：39%的英國社會企業認為缺乏資金支持是制約機構可持續發展的障礙，而主流中小企業受此困擾的只占5%。

　　2014年的時候我們和英國社會企業聯盟一起召開了一個中英社企論壇，我在發言時講到社會企業利潤分配有左、中、右三派。英國社會企業聯盟首席執行官彼德·布魯克說，他以前主張中間偏左，現在是中間偏右。2015年，英國政府取消了社區利益公司分紅限額的規定。

　　英美社會企業均無特別的稅收優惠，為什么英國和美國他們還要進行社會企業認證，而且是非常嚴格的認證呢？社會企業認證的價值在哪里？這是因為獲得這個認證就可以獲得社會對它們的認可，消費者對它們的認可。這種背書對社會企業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美國和英國的消費者愿意進行道德消費。

　　香港：堅持“極左”10年后改弦易張。香港社企總商會認證了500多家社企，但是“黑暗中的對話”體驗館（讓體驗者在漆黑的環境下,完成指定的任務,體驗失明人士的世界）這么好的個人投資卻不被認定為社會企業，就因為它規定了35%的利潤可以分配。他們現在一年營收2000多萬，真的做得很好。香港社會創業論壇主席謝家駒最近撰文指出：“過去10年來，不少非營利組織創辦的社會企業，在耗盡政府的資助后便難以為繼。大量的事例證明，私人出資創辦的社企比依靠政府資助的社企更具生命力，更能創造社會效應。但私人創辦的社企一直得不到政府方面的支持，兩個政府出資創辦的基金皆拒他們于門外。”但就在今年，香港政府放寬了資助限制，終于決定采取以35%為利潤分配上限的方式，于下一個財政年度開始接受私人社企申請政府資助。

　　從全世界范圍來看，在“社會企業能否分紅”的爭論上整體是在向“右”轉。尤努斯先生關于“社會企業不分配利潤”的準則正在面臨挑戰。

　　道資本創始人、董事總經理張濤：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的社會企業領域和影響力投資領域，是有一些誤讀的：首先是中國不差錢，所以不需要境外的國際化影響力投資。實際上境外的影響力投資倒不是說錢的問題，更多的是能夠通過國外的一些最佳實踐，給中國帶來一些好的模式可以借鑒。

　　第二個誤讀，中國過去30年經濟快速增長，很多老外覺得中國沒有窮人了，比如看不到乞丐。他們經常問我們是不是中國沒有BOT（弱勢群體的英文說法）了，實際這種認知是不對的。實際上按照聯合國的收入標準，中國BOT人群至少還有4億人。

　　第三個誤讀，中國本土富人或者投資人不具有影響力基因。實際上我覺得中國的富人和投資人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一直都是有影響力基因的。但是這種影響力基因如何發掘出來，我覺得這是一個話題。

　　社會企業的使命

　　命中社會痛點，解決社會問題；積累社會資本，讓善更有力量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徐永光：如果把中國的企業市場比作“靶子”，從0環、1環到10環，接近靶心的8環到9環企業往往接近社會企業的范疇，而10環企業是最經典的社會企業。8環企業是有良心的企業，具有社會責任感，戰略公益貫穿整個產業鏈。比如推動共享經濟的互聯網企業、高科技企業都是8環企業，是潛在的社會企業。9環企業一般做的都是政府鼓勵的行業，是推動供給側改革的行業，是更接近社會企業的企業。

　　最重要的社會企業應該命中10環，10環就是社會的痛點，社會的剛需，同時這個10環也是人心，我們要瞄準人心來做社會企業。

　　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中國的社會企業具有特殊結構、優勢和挑戰，目前有社會福利企業，社會扶貧企業，高新企業、農業、環保等免稅企業，社會服務機構，公益金融等五類企業。在傳統的福利企業和公益慈善模式已經無法更好地、更可持續地解決社會問題時，社會企業的興起無疑提供了一種新的更具發展潛力的方式，而這種方式也是被政府所鼓勵和支持的。

　　中國社會企業對企業的社會性要重新定位，要以社會價值引領經濟，引領企業轉型。另外，社會企業要提高專業化、行業化標準，與社會問題對接、與政府對接。借助再工業化，推動企業再社會化，創造各種形式的社會企業，引領善經濟時代 。

　　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貧富差距問題，我認為是當今世界全球范圍內最大的社會問題。社會企業的使命是解決社會問題，減少貧富差距，讓社會更美好。所以我理解，社會企業有兩大基本功能：一是直接為弱勢群體提供服務，或解決社會問題。比如說像殘友集團，直接解決了殘疾人的就業，沒有殘友，很多殘疾朋友現在還在家里，靠別人的收入來養活他。二是積累社會資本，讓善更有力量。

　　在現代企業制度和資本機制面前，現代慈善機制對沖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作用相形見絀，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企業讓我們看到了新的希望，這是一個新的社會治理工具，它的形態融合了現代企業制度和現代慈善機制的長處，規避了二者的短處，使得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重視社會利益，使得公益慈善更有持續性，獲得更多、更持久的力量。

　　道蘭新能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CEO劉疏桐：通過社會企業的努力，我認為中國完全有可能杜絕地溝油的現象。在歐洲，生物柴油特別是廢油做的生物柴油的附加值非常高，它比普通柴油貴將近20%。在中國反而要比普通柴油便宜，賣不出去，這里面有渠道的問題、機制的問題、公眾認知的問題。所以我們希望在中國把生物柴油的價值，起碼做得跟普通柴油一樣，不會被市場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