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綱論談伯南克：市場供求是人民幣匯率第一考量

　　周艾琳

　　[今年年初人民幣出現較大幅貶值，貶值幅度更大的離岸人民幣一度與在岸人民幣出現近400個基點的匯差，這不符合SDR對人民幣的要求，更助長了投機勢力、循環加大人民幣貶值預期。]

　　美東時間4月14日13：30，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與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場論壇上同臺亮相，共同商討加速全球經濟復蘇的良策，并著重討論了中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以及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討論過后的提問環節，幾乎所有的問題都聚焦于人民幣匯率，可見在當前人民幣企穩、經濟數據好轉的大背景下，各界仍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心存疑慮。就連主持人（布魯金斯學會哈欽斯貨幣政策中心主任DavidWessel）都忍不住反問——中國要如何同時實現基于市場供求并維持人民幣穩定？

　　易綱表示，市場供求仍然是當下決定人民幣匯率的第一考量，當然現在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一定要好于完全自由浮動。

　　未來人民幣的“三個重點”

　　DavidWessel向易綱發問——“盡管3月以來人民幣走勢企穩，央行也在溝通方面成效顯著，但市場仍擔心人民幣可能會大幅貶值，易綱副行長你希望外界如何看待中國匯率管理的方式？”

　　易綱回應稱，官方聲明的精確描述主要包括三大關鍵——基于市場供求，用一籃子貨幣作為參考，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一籃子貨幣主要盯住3種貨幣籃子，CFETS貨幣籃子、BIS貨幣籃子、SDR貨幣籃子。

　　“至于為何近期人民幣有一點點偏離（弱于）一籃子貨幣，這是因為CFETS貨幣籃子的指數基期是2014年12月31日，當時人民幣匯率相對較高。”

　　盡管參考一籃子貨幣，但易綱仍相信，在市場較為合理的狀況下，市場供給仍是決定匯率水平的最優先考量。

　　“在籃子里美元的比重仍然較大，因此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穩定，其對美元也大概率會相對穩定。因此我認為，當前市場力量是第一考量因素。目前，巨大的市場波動和超調情況對中國和全球都不利，”易綱指出，鑒于全球需求比較疲軟，我們希望一方面考慮市場供求，另一方面也不希望看到超調情景。

　　“如果看一下FDI、ODI和經常項目，預計人民幣都基本處于均衡水平，基于基本面，我有信心能夠維穩人民幣。”

　　然而，現場聽眾仍對于易綱的回答有所疑問——一方面要基于市場供求，一方面又說要維穩，這是否矛盾呢？

　　易綱對此也并不否認。“我的確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短期內我們需要權衡利弊和成本。不過長期來看，市場供求是第一考量。”

　　一個最佳例證便是央行此前對離岸人民幣市場的干預。由于今年年初人民幣出現較大幅貶值，貶值幅度更大的離岸人民幣一度與在岸人民幣出現近400個基點的匯差，這不符合SDR對人民幣的要求，更助長了投機勢力、加大人民幣貶值預期。

　　于是，央行入場離岸市場，措施包括：1）央行或在外匯市場大舉買入離岸人民幣，降低CNH和CNY匯差，減少套利資金對在岸人民幣的貶值壓力。2）通過中資行回收離岸人民幣后，并未投放到拆借市場上等。這使得CNH拆借市場供不應求加劇。

　　如何應對“三元悖論”

　　每當談及人民幣匯率，“三元悖論”或“不可能三角”總難免要與之同臺亮相。

　　伯南克對此表示：“中國央行很清楚，人民幣大幅貶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現，”他也表示并不認為限制資本自由流動就是理想的舉措。“中國需要加強對資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國加速開放債市就是吸引更多資金的好辦法。”

　　易綱則認為，“三元悖論”的理論也可以靈活運用，“即中國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條邊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結合三者，總體加起來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對其做一個最優結合。”

　　具體而言，易綱解釋稱，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需要有一定獨立的貨幣政策來決定利率水平等；此外，中國資本賬戶在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兌換的，只是在非常時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時，中國近年來也并不是實行完全固定匯率。“2005年開始，人民幣對美元為8.28，此后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REER）和名義匯率（NEER）都升值了30%~40%。相較于去年，人民幣對美元也從6.05貶值至6.50左右，可見人民幣其實是浮動的，這種匯率變化基本上是由市場力量驅動的，這有助于經濟發展。”

　　不過，伯南克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前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如何權衡防止貨幣貶值和推行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

　　伯南克表示，“我的建議是，中國需要更為關注財政政策，用財政政策來實現需求端的目標，這也不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如貨幣政策那樣的負面影響。”

　　對于伯南克的建議，易綱也回應稱，與歐美日等過于依賴貨幣政策的模式不同，中國的確在加大財政效力。“2016年中國提高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至3%，相當于2萬億元人民幣的財政赤字，去年只有2.3%。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中國仍十分重要。”

　　推行“聰明”的結構性改革

　　當前，各國都終于意識到了貨幣政策的局限性，因此一向最不受歡迎、見效最慢但卻必須實行的結構性改革也被推到了舞臺的中央。

　　對此，伯南克倡議要推行“聰明的改革”，用他的話來講，就是“刺激投資意愿和提高生產率同步進行，這樣就能從供需兩側來刺激經濟。”

　　對于中國而言，大量僵尸企業、居高不下的公司債務水平都是潛在的轉型風險。對此，易綱并未過多著墨當前市場熱議的“債轉股”，而是強調了“金融紀律”。“中國公司債水平的確很高，但金融紀律就是要讓經濟體中的每個個體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倒閉就是倒閉。”易綱強調，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個體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果該基礎不存在，就會引發很多道德風險。

　　不過，易綱也解釋稱，“我們要考慮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減輕這一問題，這仍需要一些時間讓債務穩定下來，此后可能會逐步下降，但寄希望于瞬間降低杠桿率是不現實的。因此我們需要謹慎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