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脫貧人口 過上體面的小康生活

　　邵海鵬 唐樂融

　　[2015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上一年的7017萬減少到5575萬，減少1442萬人，貧困發生率從上年的7.2%下降到5.7%。]

　　今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也是扶貧攻堅戰的第一年。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劉永富在此前召開的2015年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提到，“十二五”期間，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從2010年的1.66億人，減少到2015年底的6000萬左右，減少了1億人。

　　在這場政府強力推動下的扶貧攻堅戰中，日前，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部分農村人口未能脫貧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充分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和社會分工。政府理當主導幫助最后五六千萬貧困人口脫貧，但是要想擺脫貧困實現小康，還是需要讓農村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更加市場化。

　　農民貧困的根源

　　在黨國英看來，雖然貧困是由一連串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多年來貧困的根本原因還是農民的隱性失業，就是農民的有效工作日不多。“他們自給自足，沒有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和社會分工，這導致農民的勞動效率很低。”同時這也跟當地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有關。

　　黨國英舉例說，農民務農，平均每戶約10畝地，按照正常標準來計算，四五十個工作日就足夠了。相對于城市工作三百多個工作日（考慮加班等因素），顯然收入沒有優勢。若是農民兼業外出務工，在工種轉化時，勞動時間的損失比較大。當他們參與社會分工，跟市場結合成為專業性的產業工人，每年的有效工作日就會延長，收入自然會提高。這時，農民已經不再是農民。

　　他認為，如果在貧困地區，各種要素市場化以后，會很好地解決貧困問題。

　　以勞動力要素為例，在充分的市場條件下，貧困人口只要有就業能力，在家鄉不能充分就業時，就會主動做其他選擇，比如轉移到城市中就業。農民的流動最終會形成一個城鄉居民收入的均衡點。

　　那么，這種轉移是否存在門檻呢?

　　黨國英認為，轉移肯定是比不轉移要好。最主要的門檻不是就業難，而是農村土地制度不合理。現行制度不利于耕地流轉，影響農業規模經營水平提高。土地制度還不允許農民的宅基地進入市場交易，限制了宅基地實現其市場價值，其他所謂的教育資源短缺、社保體制不順等問題，均不是最主要的。

　　具體來說，在農村，宅基地是一戶一宅，相對于城市居民所居住的樓房來說，土地的價值相對要高許多。在競爭充分的市場條件下，農村住房的價格應該比城市的單元樓房價格要高。只是現行的土地制度導致情況正好相反。

　　脫貧后要考慮3億人的“體面”

　　在中國，最新的扶貧標準是2011年設定的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每年還將根據物價指數、生活指數等動態調整。相較于此前的標準1196元，增幅為92%。

　　貧困線的提升，意味著減貧任務的增加。這直接導致當年農村貧困人口數量從2688萬人增加到1.28億人。

　　國家統計局上月底發布的《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上一年的7017萬減少到5575萬，減少1442萬人（比上年多減21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上年的7.2%下降到5.7%。

　　劉永富在去年10月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講到，2014年貧困標準上升至2800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約相當于每天2.2美元，略高于世界銀行1.9美元的貧困標準。

　　黨國英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在甘肅調研時，他做過估算，現行2800元的貧困標準線，其實只是滿足了中國擺脫絕對貧困的標準。即使每人每天8元，能夠保證吃飽，大體上還有營養保證。但是如果翻番的話，就能夠讓他們過上更體面一些的生活，因為他們還需要有一些其他消費。

　　他說，這是按照恩格爾系數不高于50%來估算的。按照16元的標準，每月每人差不多應該有500元，一年就是6000元。要是這樣的話，在甘肅農村，一個四口之家，年收入就達到24000元，這對農村家庭來講是比較可觀的。當然在其他發達地區，要求就更高一些。在他看來，“這是脫貧以后達到小康的標準”。

　　黨國英表示，按照他的理解，目前官方的標準解決的是絕對貧困的狀態，按照不超過50%的恩格爾系數來扶貧的話，達到的是小康標準。換句話說，面對五六千萬的貧困人口，要解決的是生存的問題。不過，要達到有意義的小康標準，讓人們都過上體面的生活，那么這部分群體無疑數量更大，大約有3個億。

　　那么，是否應該在2020年之后再去提高扶貧標準呢?

　　他認為，從政策的穩定性來講，不建議現在就提高扶貧標準，而是考慮物價指數、生活指數進行動態調整。只是需要認識到，這兩個標準的存在。在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基礎之上，還要有比現行脫貧標準更高的小康標準。

　　黨國英認為，要實現擺脫絕對貧困狀態的脫貧，財政兜底是可以實現的；不過，要實現“3個億”這一更高層面上的小康狀態下的脫貧，就一定要做到改革脫貧、發展脫貧。如何改革？還是要講市場化，特別是要素的市場化；如何發展？就是要通過城市化，讓貧困人口逐步進入社會分工體系，在農村要搞規模經營，走專業化的道路。

　　要用更市場化的方式來脫貧

　　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的目標，使得目前扶貧開發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中央明確提出，必須要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確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超常規的力度，眾志成城實現脫貧攻堅目標，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

　　為此，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向中央簽署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并且還將脫貧攻堅實績作為選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據，在脫貧攻堅第一線考察識別干部，激勵各級干部到脫貧攻堅戰場上大顯身手。

　　黨國英認為，脫貧工作政府當然不能缺位，主要是因為五六千萬的絕對貧困群體，要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是一個公共性的問題。政府理應發揮這樣的主導作用。而且，國家有條件提前完成現行脫貧目標。

　　不過，要想讓發展具有可持續性，還是需要借助市場的力量。黨國英提到，貧困地區不論如何扶貧，都需要規模化，才能實現脫貧。以前在河南一個地方調研的時候，他發現當地有農戶種蘋果，但是賣蘋果要花掉其70%的時間。隨著當地農民普遍種植蘋果，形成規模以后，收購商就主動上門了，這樣賣蘋果就變方便了。

　　這就涉及精準扶貧。中央明確要求找準路子、構建好的體制機制，要解決好“扶持誰”的問題，把貧困人口、貧困程度、致貧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

　　黨國英表示，除了精準識別外，還要注意扶貧資金要花得有效率。

　　他舉例說，如果一個村莊有10戶人家，只有1戶貧窮，那其余9戶也不會特別富裕。如果不提高這9戶的水平，那么這1戶即使提高，也只是會跟他們一樣，仍然無法實現整個經濟的發展。也就是說，經濟活動要具有集約性，農戶經營要達到一定的規模，這樣才能提高效率。將扶貧當成發展的一個方面，通過提高市場化、專業化的程度，就可以改善整個社區共同體的生活狀態，說白了，就是“水漲船高”。

　　對于外界有聲音稱，扶貧缺乏第三方評估，黨國英認為，所有的公共政策其實都涉及評估問題。這個錢應該由政府來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