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幾乎是中國經濟的宿命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鐘偉

　　三十多年來，改革對中國經濟的前途而言，幾乎是宿命，甚至是一種緣木可以求魚的奇特宿命。

　　當下，人們對深改的預期日益強烈時，我們也許可以用少許剖面，去回顧那段跨越1993-2003的改革歷程。

　　第一，清理三角債的挫折。

　　其實，清理三角債在1991年和1993年各有一次，強行注入的資金不少，中央和地方政府下的決心和付出的代價也不小。結果卻令人沮喪。可見在經濟低迷時，試圖清理有毒資產，哪怕有再大毅力，也可能越清越多。

　　當下中國，也需要相對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封閉有毒資產，等經濟企穩甚至重新進入繁榮周期之后，再回頭清理有毒資產也不遲。

　　當下中國也同樣面臨嚴峻的債務問題，真實的債務壓力有可能在2015年下半年才得到真正的重視。標志性的事件是，2015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迅速擴大了對地方存量債務置換的規模和節奏。而在2011-2014年中國經濟明顯下行時，利率市場化和影子銀行系統甚至還在整體推高中國債務成本。

　　2016年中國政府能做的，是對地方政府債務和銀行長期信貸資產進行操作，放長久期和降低利率，使得中國巨債務的雪球滾動起來慢一些。看起來中國巨債仍處于可控狀態。

　　第二，匯率雙軌制的合并。

　　1994年初開始，朱镕基合并了人民幣多重匯率并行的尷尬局面，并令匯率重估一次到位。這次改動比2005年7月和2015年8月的匯改動靜大得多。但毋庸諱言，1994年之后，原本相對市場化運行的外匯調劑市場陸續關閉，僅存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銀行以及外資外貿企業的外匯，通過強制結售匯制度，迅速向央行集中，中央政府積累外匯儲備和調節匯率的能力空前強化。1994年的匯率并軌和金融學上的匯率市場化差異巨大。

　　幸運的是，亞洲金融危機時，強行積累的外匯儲備和匯率干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讓中國應對外部沖擊的底牌更多。朱镕基時期做的匯率并軌無疑是正確的，但其強制結售匯制度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集匯于官而非藏匯于民的逆市場嘗試。嘗試的結果是，私人部門的外匯迅速集中轉換為官方外匯儲備。

　　當下中國也在試圖處理匯率問題。央行對人民幣嘗試市場化重估的努力無疑是必要的。這推動匯率信號順從市場，推動匯率重估有利于實體經濟，也使未來人民幣國際化建立在相對正確的匯率信號之上。離岸與在岸之間仍遠未形成規模化的匯率套利渠道，而離岸人民幣規模實際上在不斷收縮而非擴張。

　　但2015年8月11日至今，人民幣匯率十分有限的波動仍然引發夸張的軒然大波。這顯示國內外投資者對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的依賴慣性和浮動恐懼，以及對中國央行承諾的非理性期待。由于錯過了次貸危機之后的貶值良機，由于在此后全球量寬模式中實際有效匯率的持續偏離。市場必須接受人民幣逐漸重估和浮動的進程，舍此之外并無出路。

　　第三，財稅改革，分稅制帶來的財力集中和“諸侯”削弱。

　　王丙乾（1980年8月-1992年9月任財政部部長）時期，中國財政到了相當羸弱的狀態，以至于王部長有了重振財政的呼吁。1994年初，財稅改革迅速啟動，財政包干制被打破。

　　事后看，這次稅改的結果，一是GDP蛋糕中，財政的汲取能力大為增強，財政收支占GDP比重的持續攀升；二是財力上收，事權下放，使諸侯向中央的討價還價能力大為弱化，財政轉移支付日益重要；三是初步厘清了稅、費、債的框架，以及國稅和地稅兩大體系。這種集中財力、加重稅負、削弱諸侯的做法，在推進過程中，會被多大程度上視作市場化改革呢？事后看，該框架的確立，對后續經濟體制改革有非凡意義，例如重大基礎設施的落地和城鎮職工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都需要強大中央財政作后盾。

　　分稅制改革一舉擺脫了中國走向某種程度的財政聯邦制的可能性，使財稅收入迅速向中央集中，財政收入與GDP比例不斷上升。最大優點在于避免了中央財政的破產，最大缺陷在于強化了財力上收，事權下放。幸運的是，1998年之后，地方政府很快尋找到了土地財政的妙手。

　　近年來，隨著樓市供求失衡和土地財政的枯竭，地方財政危機逐漸暴露，十幾萬億巨額地方債務本身就是對上一輪財稅改革的反諷。應當警惕的是，當下仍有對擴大財政刺激的期待。

　　如果按3%的赤字率擴張五年，到2020中國債務率應該和歐債危機中的歐豬五國持平。這已明顯提示，穩增長除了催生嚴重產能過剩和資源不當配置之外，對增長轉型產生了嚴重制約。

　　現在中國財政仍應側重重建，而不是赤字刺激。盡管地方債務在重新置換之中，但地方必須有自己可靠的稅源；中央和地方必須整合碎片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并將保障水平維持在和國力相稱的水平；未來政府稅收的主體必須從企業生產轉向居民消費、從流轉轉向所得。現在離形成適應未來中國經濟增長趨勢的財稅框架，還相距十分遙遠。

　　第四，國企脫困戰。

　　國企逐漸進入困境，是1995年之后，1996年山東諸城對國有小企業進行了以賣為主的徹底改革，出了個“陳賣光”書記。對以產權制度變革為核心的諸城經驗，決策層有鼓勵，也有不能一賣了之的曖昧。

　　隨后1998-2000的國企三年脫困戰，是一場艱巨的關停并轉去產能、下崗待業去冗員，銀行大量貸款注入，一心想要把國有企業盡量搞好。付出了重大社會、經濟、金融代價的脫困戰最終無路可走，只能走向市場。它催生了中國特色的產權交易市場，加速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同時也催生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從脫困戰到市場化仍經歷了代價沉重的、漫長而痛苦的進程。19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必會為其一生中的重重坎坷刻骨銘心。

　　以此為鑒，當下缺乏強烈危機感、缺乏深刻共識的國企改革，也必然會在重雷區中艱難撞冰，再圖破冰吧。

　　當下國企改革仍然十分晦澀。

　　產能去化、政府采購、PPP模式等都似乎在形成新一輪潛在的國進民退。在產能去化中，被率先去化的可能是私企或者地方國企，而大央企卻更大；政府采購和PPP都變相成為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合作，政府官員非常害怕和私營企業打交道，害怕被扣上利益輸送之類說不清的麻煩。人們觀察到的國企和私企之間的鴻溝并不是在弱化，而是在加深。

　　第五，中國加入WTO之旅。

　　談判當然曲折，中央部委和地方觀點雜陳甚至尖銳沖突，斥責加入WTO為賣國的聲音也不少見。如果總是強調重大改革需要成熟的時機，那么，2001年，中國經濟增長低迷，企業虧損面廣，銀行體系岌岌可危，加入WTO的條件恐怕基本不具備。但事實上，中央頂住了巨大壓力。

　　正是中國入世，使得中國抓住了次貸危機之前最后一個外向型經濟發展的窗口期。開放的壓力也帶來了改革的動力。

　　對中國而言，任何時候進行方向正確的改革，都是必要的，不應以條件成熟預期作為回避，推遲改革的借口。

　　第六，銀行股改上市。

　　在朱镕基對中國經濟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手術中，金融體制改革似乎沒有重大突破，銀行體制改革是其中一項成就。但其大部分是在2003年溫家寶主持下，以背水一戰的姿態，奇跡般地完成的。

　　中國從2003-2007年的短短五年期間，將瀕臨崩潰的銀行系統，改造為全球效率最高和最賺錢的、令人敬畏的銀行體系。但即便這樣化腐朽為神奇的改革，當年也脫不了鋪天蓋地的“銀行賤賣論”的批評。

　　當下中國金融體系也在面臨挑戰。考慮到朱镕基時期銀行業不良率一度高達25%，因此未來數年中國銀行業逐漸承受和處置至少10萬億級的不良資產，是必要和難以避免的。

　　而中國的資本市場，至少近期股市并非在創造財富，而是在不斷激起貪婪和恐懼。看起來，必須先修復實體經濟，然后才有修復金融體系的可能；而在金融發展中，銀行業、貨幣市場和債權市場可能需要優先于權益市場獲得發展。

　　總體而言，當下中國銀行業承受經濟增長轉型和失業浪潮沖擊的能力，遠遠好于朱镕基時期。

　　回顧改革，是為了更堅定的走到市場化之路來。如果不做出這樣的選擇，經濟就會走向生死存亡的關頭。

　　改革對中國而言，甚至是一場生存或死亡的宿命。20年前朱镕基對經濟體系的強力施政仍歷歷在目，苛刻一些說，相當多的改革一開始并非順應市場，政府有形之手一度無處不在。

　　照觀當下，何嘗不是如此。只要我們還走在改革開放之路，還承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最終必然毫無選擇地走向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