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孩子上學的原因，離開居住了六年多的倫敦回到國內。落下腳來的首要任務，就是在學校附近租套房子。然而租到滿意的房子著實不易，當位置、樓層、朝向、物業、價位等一大堆變量齊齊涌來的時候，讓習慣了數據分析的大腦都應接不暇，焦頭爛額間甚至開始遷怒為什么彭博不能提供一套有關這些數據的分析模型。

　　個人搬個家還如此費心費力，更別說一家擁有二十多萬員工的大型跨國銀行總部遷徙了。目前匯豐銀行就又卷入了搬家的傳言，雖然他們真的可能有專門團隊做出模型來分析每種可能的搬家計劃的利弊，但現實中的需求要完全超出數字體現的含義。最新的傳言是匯豐可能搬到美國去，因為那里的經濟規模足夠大，而且監管規則有利于大型全能銀行。

　　而在與美國傳出“緋聞”之前，匯豐一直與香港眉來眼去，畢竟匯豐曾經在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將那個亞洲金融中心作為總部所在地，也算熟門熟路。雖然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匯豐銀行并非英國土生土長，這點從公司的名字“HSBC”就能看出，因為直譯的話這家銀行的名字是“香港上海銀行公司”，其東方血脈可見一斑。作為殖民時期的產物，匯豐的總部之前一直在香港，直到1993年作為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的條件，才將總部從香港遷至倫敦。

　　在倫敦20多年中，其位于金絲雀碼頭的尖頂大樓，已經成為倫敦新金融城的標志建筑，也被看作是英國上世紀末“金融大爆炸”的豐碑之一。當然，匯豐在倫敦發揮的并不僅僅是地標的作用，還包括數萬高薪的就業崗位，以及隨之帶動的住房、交通等消費——有哪個城市不喜歡這些有錢的銀行家呢？尤其是考慮到公司還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為其全球資產負債表繳納高達15億美元的稅金。

　　不管是美國還是香港，匯豐擺在紙面上的吸引力，也正是銀行對英國抱怨頗多的地方。

　　對于匯豐來說，搬家看上去有著充分的理由，一方面銀行家們要順應市場的召喚，鑒于亞洲創造出銀行將近八成的利潤，相比英國的收入可以忽略不計，因此搬回香港似乎是理所應當的。

　　另一方面，匯豐又一直在抱怨金融危機后，英國的監管環境對銀行充滿了敵意，不但監管越來越嚴格，銀行稅也一漲再漲，而美國的監管則要寬松得多。此外英國在歐盟內地位的不確定性，以及英國要求銀行把零售和投資業務分離的新規，也都成了匯豐對自己的未來重新思考的部分因素。

　　不過雖然匯豐搬家的聲音再起，可是事實上這更像是一種施加壓力的手段。其實匯豐的規矩是每三年就對其注冊地進行一次評估，而在2013年銀行的管理層還再一次排除了將總部遷往香港的可能性，并強調稱，盡管面對歐盟限制銀行業獎金新規的威脅，但該行仍致力于把大本營留在英國。再往前追溯會發現在2010年，匯豐曾警告稱，如果英國政府任命的銀行業委員會決定大型金融集團應被拆分的話，它很可能會將總部遷至國外。而幾個月后，時任匯豐銀行總裁歐智華就宣布取消把總部搬回香港的計劃，決定讓匯豐總部仍然留在倫敦，全然不顧北京此前對匯豐總部再度搬回香港的計劃表示贊賞。

　　因此幾年來匯豐搬家已經成了一種肥皂劇，每隔幾年就要出新的一季，而每季的大解決似乎都是政府讓一點步，銀行也扎根不動，觀眾們則等著兩三年后拿別的地方當談判籌碼的下一季開演。

　　 當然，我要是敢在搬家的問題上如此反反復復喊“狼來了”，估計早就被房東和中介聯手扔進黑名單，可匯豐在兩邊要價的問題上顯然有更多的籌碼。而且一個大型機構的搬遷并不只是涉及到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成本這么簡單——即使個人搬個家都是一件讓人煩透心的事情。在學期已經過了一半時候，糾結于各種條件中的我仍沒有找到并租下心儀的“學區房”，因此搬家計劃仍處于“處理中”的狀態。不過兩個月的時間和匯豐糾結的搬家比起來，實在算不上什么。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