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九日，東京開封府的皇宮。

　　一場別開生面的夜宴，宋太祖趙匡胤和禁軍將領們觥籌交錯，把酒敘舊。酒過三巡，趙匡胤擺出了“杯酒釋兵權”的龍門陣。石守信等禁軍將領，除了俯首聽命，感恩戴德，別無選擇。第二天，他們上表請辭，解除禁軍職務。趙匡胤接受辭呈，改任他們到各地當節度使。

　　盡管史學界對這段故事的真實性有爭議，但趙匡胤推進的軍事體制改革，則從此刻拉開帷幕。而石守信等人告別了開封府，憧憬著當節度使的新生活。

　　從功臣到地主：再無回頭路

　　石守信的新職務是天平軍節度使，治所在鄆州（今山東東平）。

　　唐末五代，藩鎮節度使是地方大員，對轄內州縣的民政、財政和軍政說一不二。他們擁兵自重，不服朝廷號令，在轄區內搞獨立王國，是標準的“土皇帝”。

　　然而，當他來到鄆州，看到的情形大不同。

　　天平軍所轄州縣，包括鄆州，都已經劃歸朝廷直管。知州、知縣也由朝廷派文官出任，三年一換，直接對朝廷負責，不再聽命于節度使。州里還有通判，名為知州的副手，實則分知州之權，相互制衡。“軍”作為曾經的軍事單位，也跟州縣等量齊觀，沒了特權。

　　翻了翻天平軍的賬本，石守信驚訝地發現，幾乎是空賬。朝廷將全國劃分為若干路，作為財稅單位，每路新設轉運使，負責將州縣絕大部分稅收解送京城。于是，節度使連財權也被剝奪了，成了窮光蛋。

　　行伍出身的石守信，想去天平軍的軍營檢閱部隊，卻發現這里的駐軍幾乎全是老弱病殘。原來，地方部隊中的精銳，全部抽調到京城，編入禁軍。從此，禁軍就從拱衛京城的御林軍，演變為國家的常備軍。至于挑剩下的地方部隊，則編為廂軍，也就管管雜役，看看城門，甭說割據一方，就連打仗都費勁。

　　這就是趙普給趙匡胤出的主意：“削奪其權，制其錢谷，收其精兵”。分割剪除藩鎮的軍政大權，改變五代以來君弱臣強的局面。

　　目睹這一切，33歲的石守信茫然了。今后的路還很長，該怎么走呢？離開京城前，趙匡胤賜給了大量的良田美宅和金銀財寶。于是，他刀槍入庫，“專事聚斂，積財巨萬”，在天平軍一待就是17年。宋太宗繼位后，他轉任洛陽的西京留守。在承建當地寺廟時，竟然對民夫“驅迫甚急，而傭直不給，人多苦之”，連工錢都克扣。就這樣，石守信墮落了。或許，他想用這樣的方式，消除皇帝的猜忌。

　　就這樣，像石守信這樣自毀英名的功臣宿將們，形成了一個新的食利階層。當他們的角色轉化為地主后，戰場上的強勢做派，便用在了土地和房產的擴張上。有他們的帶頭，原先只在封建王朝末期才出現的土地兼并問題，從宋朝立國之初，就愈演愈烈。出現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的景象。伴隨著土地的集中，自耕農傾家蕩產，淪為佃農的案例越來越多，官逼民反的事此起彼伏。

　　農民起義，固然令皇帝和地方官撓頭。大家知道問題出在哪兒，可想到功臣們的興趣轉移到買田置地和飲酒作樂上時，皇帝就踏實多了，轉而放手隨意斂財，不加約束。

　　再后來，石守信替皇帝背過黑鍋，也曾被加官進爵，可他總是三緘其口。此刻，曾經的血氣方剛，棱角早已磨平，變得寵辱不驚。他用自己的逆來順受，換來了善終和富貴。

　　所謂“冗兵”：流民的蓄水池

　　收回燕云十六州，恢復漢唐疆域，是北宋歷代皇帝夢寐以求的理想。唐前期之所以武功赫赫，靠的是以均田制為基礎的府兵制。國家將土地分給自耕農，足其衣食。自耕農在繳納賦稅的同時，還要遠赴邊關，保衛家園，也在保衛均田的成果。對他們來說，當兵既是義務，也是自覺。當兵的一些裝備，也從均田的收成里出，給國家省了一筆開銷。

　　然而，這樣的互動在北宋并無基礎。

　　自然災害和土地兼并，使均田制和府兵制都不可能在宋朝植根。因此，北宋禁軍的征兵體制，沿用了唐朝后期的募兵制，將破產農民收容到軍隊里。一方面，用他們強壯的身板，撐起禁軍的門面；另一方面，也為了防止他們四處游蕩，受到煽動，走上造反之路。因此，只要哪里有災荒，哪里就有禁軍的招兵告示。許多災民為了混口飯吃，自然樂意投軍。而官府認為，只要把災民納入禁軍這個蓄水池，就能緩解流民問題。

　　破產農民大量從軍的直接后果，就是禁軍規模的惡性膨脹。北宋初年，禁軍只有20萬人。到宋仁宗時，也就過了80年，禁軍增加到82萬人。人數眾多，但戰斗力持續下降。在跟西夏的交戰中頻頻失利，被稱為“銀樣镴槍頭，好看不中用”。這又是為什么呢？

　　至少有三個原因，造就了禁軍不堪戰陣的現實。

　　一是內外相制的部署原則。這是宋太祖定下的祖制。《曲洧舊聞》里說，趙匡胤“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余，諸道十萬余。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然而，這種京城和地方均衡部署的做法，并未考慮邊關戰事的需要。禁軍里的精銳部隊“班直”，雖然兵員素質精良，但從未拉上戰場。地方駐軍分散，則給了契丹和西夏騎兵以可乘之機。

　　二是駐地屢變的更戍之法。宋太祖發明的這套辦法，其實就是讓禁軍經常性的防區大輪換，使其沒有固定駐地。表面為了鍛煉隊伍，其實就是怕將領在軍中樹聲望，對朝廷構成潛在威脅。宋太祖時，這些將士都是他親自調教過的，戰場上易于協調。而到宋太宗以后，“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問題日益嚴重，不僅官兵之間難成默契，日常練的跟戰場打的，完全不是同一套路，而且防區變動頻繁對部隊正常訓練產生極大干擾，尤其是北方禁軍調往南方，水土不服，“一往三年，死亡殆半”。

　　三是指揮系統多元化的掣肘與混亂。宋太祖在軍事指揮的頂層設計上，做出了一套奇葩的安排。樞密院作為國家最高軍事行政部門，擁有發兵調兵之權，卻不能直接掌握軍隊。禁軍由殿前司、馬軍司和步軍司分掌，簡稱“三衙”，卻無權調兵和發兵。于是，三衙和樞密院形成掣肘，軍事最高決策權由皇帝拍板。宋太祖頗為自信，出征前要給主將授陣圖，提前部署，不容改動。宋太宗也如法炮制。殊不知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如此機械而脫離實際，焉能不敗！

　　北宋禁軍雖有這樣那樣的不堪，但稱之為“冗兵”言過其實。一方面，北宋并非歷代王朝軍隊規模最龐大的時期，兵民比例并不離譜。另一方面，軍費支出占北宋財政收入的比例并不高。北宋歲入的錢數，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年）的1600萬貫，增至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6000萬貫，與禁軍人數的增幅大體匹配。如果算上糧食、布匹等實物收入，北宋中葉的年財政收入超過1億貫。而北宋禁軍和廂軍的開銷總和近5000萬貫。與清朝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57%的比例相比，并不算高。

　　狄青之死：“重文輕武”的觀念與現實

　　嘉佑元年（1056年），東京開封府。

　　五六月間，滂沱大雨一直沒停。洪水涌入城門，淹沒萬間房屋，木筏取代馬車，穿梭大街小巷。偌大的北宋國都，在茫茫大水中浸泡。百姓呼號，全城救災，而一件不和諧的事，卻讓宋仁宗打了個冷戰：

　　有人舉報：樞密使狄青身穿黃衣，出現在相國寺，正在大雄寶殿上指揮士兵。

　　誰都知道，宋朝是趙匡胤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建立起來的。因此，宋朝歷代君王，都對“黃衣”一詞格外敏感。何況相國寺是皇家寺院。狄青在這兒到底想干什么？

　　事實的真相，是狄青帶著一家老小到相國寺避水。那日，他穿著一件淺黃色的襖子，站在大殿上指揮手下搬運行李。僅此而已。然而，沾上了“瓜田李下”之嫌，就百口莫辯了。皇帝大病初愈，儲位長期空懸，猛將臨朝坐鎮，難免令人遐想。于是，無論是宋仁宗本人，還是滿朝文武，都懷疑狄青有“謀反”跡象。

　　文官們的彈劾連篇累牘，說法千奇百怪，狄青訥于言談，招架不住，只好主動請辭，宋仁宗順水推舟，將其外放陳州做知州。雖然保留了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狄青還是窩火。他告訴身邊侍從：“我這次去陳州，會死在那里。”別人問為什么。他的回答是：“陳州出產一種叫‘青沙爛’的梨，我這個‘青’，怕是也要爛死在那兒了！”

　　不出所料，即便遠在陳州，宋仁宗念念不忘，每月兩次派人前去“慰問”。狄青當然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使臣來一次，他的心理壓力就大一分，終于熬不住了。第二年二月，狄青嘴上長了毒瘡，暴病身亡。

　　一代名將，戎馬半生，戰功卓著，卻遭君臣共同猜忌，這在北宋以前的歷史上非常罕見。究其原因，宋太祖矯枉過正的軍事改革難辭其咎。它把人們對軍隊的理解帶入了一個誤區。那就是必須用文官制約武人，必須在軍隊內部建立相互制約的主體。寧可軍人因窩里斗而在戰場上打敗仗，也不允許官兵齊心的場面出現。這樣的頂層設計，帶來的是“重文輕武”的社會風尚和“好男不當兵”的大眾認知。糾結的理念、糾結的體制，使宋代武將承受著扭曲的心理壓抑。或許，這就是宋朝經濟發達、軍人眾多，卻在戰場上經常示弱的重要原因。

　　狄青死后一甲子，岳飛統領的岳家軍，同樣所向披靡，連金人都感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然而，當南宋軍隊在抗金戰爭中演化為五大重兵集團，且各有根據地、幕僚隊伍和追隨左右的將領時，已經跟宋太祖追求的“將無常兵，兵無常將”背道而馳了。這些有著私人軍隊潛質的抗金力量，既可作為維護半壁江山的憑借，也可以被人利用，成為顛覆南宋小朝廷的工具。宋高宗趙構不能不膽戰心驚。

　　于是，岳飛的悲劇就成了歷史的必然。這不光是岳飛個人和南宋王朝的悲劇，也是宋代軍事變局走入誤區的悲劇。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現供職于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