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羅斯巴德“稅惡論”

　　李煒光[微博]

　　 800年前（1215年）簽署的英國《自由大憲章》，是英國乃至世界憲政史上的里程碑，它最基本的原則之一，是限制乃至剝奪國王直接征稅的特權。

　　 50多年前（1962年），以自由主義著稱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力作之一《人、經濟與國家》在美國首次出版，作者穆雷·羅斯巴德（俄羅斯移民后裔，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在書中系統地研究了國家建構的理論，尤其是有關稅收的理論，可以說與《自由大憲章》的精神遙相呼應。

　　 如今，這本名著的中譯本終于得以與中國讀者見面。作為一名財稅學者，我讀羅斯巴德此書，更多是一種好奇，因為他提出了一個看似比較絕對的命題，即質疑“稅收正義的可能性”，除了羅斯巴德，以前誰都沒這么提問過。稅收正義，我們一向認為是可能的，但羅斯巴德認為不可能。

　　 讀過羅斯巴德此書的相關部分，我印象非常深刻，真的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我想，了解過他的理論之后，再來討論中國的稅收問題，效果應該會更好。

　　“代理人”政府

　　 羅斯巴德在書中說，國家的特征主要有兩個：第一就是稅收，即物質的強制收入：第二就是對武裝力量強制性的壟斷。在他看來，這兩個特征只要具備一個，就可稱為國家了。而且，他把稅收放在前面，而武裝力量要想建立起來并發(fā)生作用，其基礎還是稅收，壟斷了稅收，也就壟斷了政治權和經濟權。

　　 羅斯巴德關于“稅收”的論述，我理解其核心有如下三點：

　　 首先，政府的代理人是從稅收當中獲益的，否則他們就不會征稅了。“政府”和“政府代理人”這兩個概念，羅斯巴德區(qū)分得非常清楚。像我們一般都籠統地說，政府應該這么做，政府應該那么做，而羅斯巴德總是說“政府代理人”要怎么做。他認為，其實政府也是由一個個普通人組成的，普通人會犯的錯誤，他們也會犯。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們要想方設法給政府權力設立邊界，特別是稅收權，它屬于“權力的權力”，必須制定一種“規(guī)則的規(guī)則”去約束它。由此，如詹姆斯·布坎南（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公共選擇學派代表人物、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說，稅收成為最廣義的政治憲章的一部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認識。

　　 其次，稅收的主體即納稅者，或者叫生產者，并不能從稅收當中獲益，這是羅斯巴德強調的。對此，我們經常有點含糊，羅斯巴德不含糊。我們想，納稅人可以享受公共服務，甚至得到政府的某些補貼，因此獲益。但羅斯巴德說，要算總賬的話，生產者從稅收中遭受的損失要比收益大，他是受損的，并不能真正得益。這一點，是羅斯巴德對稅收本質的看法。

　　 第三，稅收正義是可能的嗎？羅斯巴德堅持純粹的“稅惡論”，正義和稅收不沾邊。這個觀點非常絕對，而在讀這本書之前，我覺得羅斯巴德這人說話確實有點絕對。因為按這個邏輯再往前推，就變成稅收是不必要的，人們會想方設法取消稅收。這樣一來，問題就沒辦法再研究下去了，還有什么好說的呢？

　　起底“惡之稅”

　　 在這本書中，羅斯巴德從經濟學理論上定義稅收之“惡”，分析得很透徹，但他并不是要提出什么辦法來改變這個“惡”。羅斯巴德認為，有的是人知道該怎么辦，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這個問題從本原開始一層層剝離清楚。

　　 換言之，經濟學分析不一定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來，它告訴我們自由市場必然帶來自由繁榮、和諧秩序，而強制和政府干預，必然導致霸權、沖突、無效率和混亂。至于該采取何種政治路線，要取決于大眾或實際操作的人，根據自己所持有的價值觀來做。這也是羅斯巴德思想的一個特點。

　　 接著我們一起來看看，羅斯巴德是怎么抽絲剝繭地論證“稅惡”的。

　　 舉個例子，如果政府要為自己的財政收入和支出做預算的話，黑社會之類犯罪分子同樣需要。政府征稅，黑社會也要強行取得收入，那就是保護費。政府發(fā)行欺騙性的貨幣，有意識地制造預算赤字，刺激通脹，而黑社會可以制造假幣。所以本質上必須弄明白，從人類行為學角度來看，政府和強盜之間行動的后果沒有多大的區(qū)別，他們都是市場上的強制干預行為，都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受損。所以，政府與犯罪集團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性質上的區(qū)別。

　　 問題還在于，兩者之間經常互相轉化，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可能轉化為犯罪集團，而犯罪集團也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成政府。有名的“奧爾森困境”（即個人從自己的私利出發(fā)，常常不是致力于集體的公共利益，個人的理性不會促進集體的公共利益）也談到這樣的問題。民國初年，悍匪白狼橫行鄂豫皖陜數省，打家劫舍，無惡不作，后來被軍閥馮玉祥出兵剿滅。從此，軍閥取代流寇向當地民眾征收錢糧充作軍費，就是這方面轉化的一個鮮活例子。

　　 羅斯巴德對“稅惡”現象的探討，很多中國人可能聽不懂他在說什么，政府官員更會表示反對，但他說的有沒有道理呢？有很多例子，證明羅斯巴德所言真的是一針見血。

　　納稅“道德經”

　　 在羅斯巴德看來，稅收不僅是一種“惡”，而且是一種無法克服的“惡”，人類無從建構一個不包括偷竊的稅收定義，故“稅收正義”不可能存在。

　　 既然稅收本質上為“惡”，為什么人們還需要面對稅收呢？西方有一句諺語：只有死亡和征稅是不可逃避的。羅斯巴德認為，這是無可奈何，并不是人們多么歡迎稅收，而是沒辦法。政府本身就是一個“惡”的存在，只不過它是“必要的惡”而已，稅收同樣如此。

　　 當然，當今社會對“稅惡”問題的研究，與羅斯巴德這本書半個世紀前出版時相比，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有調查數據表明，在一些發(fā)達國家，自愿納稅的人比例逐漸增多。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教授本諾·托格勒曾經指出，納稅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與稅收道德問題直接相關。他說，在澳大利亞，由于自我評估申報課稅制度的推行，以及公共管理透明度的增加，納稅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改善。據1981年的調查，有48%的受訪者認為，逃稅于理于法都是錯誤的，199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62%，而且有繼續(xù)上升的趨勢。這說明澳大利亞公民依法納稅的信念日益堅定，稅收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這是現代發(fā)達國家中出現的一個新現象。或許可以這么說，上述發(fā)達國家的法治、規(guī)則比較健全，而且稅制是通過代議制由全體國民共同制定的，這就有助于提高納稅人對稅收的認同和接受，甚至主動納稅，都是有可能的。

　　 在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由于民主和法治的日益增強，稅收也逐漸成為規(guī)則行為，這就不能簡單地把稅收跟土匪搶劫等同看待了。面臨土匪搶劫，人們的態(tài)度肯定都是消極的，因為不會有積極的被搶劫者，說愿意被搶劫，被搶劫很高興，這在邏輯上講不通。但通過健全法治，通過人民代表大會或議會納稅人代表性的提高，會逐漸改善納稅人對稅收是“惡”的看法，從而出現積極的納稅人。比如，可能會有人去世之前要求將最后一筆財產交給國家，就像過去黨員犧牲前那樣，最后一點錢都交了黨費。可能會有這樣的人，在邏輯上也講得通，但不能反過來說，會出現積極的被搶劫者，不會有這樣的人。

　　 我不知道，包括羅斯巴德在內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對這樣的新變化會怎么想。

　　“食稅者”亡國

　　 羅斯巴德還認為，政府預算過程是對個人自由選擇的強制性干擾。他首先否定的，是政府的中性原則，以及“中性稅收”存在的可能性。

　　 我們國家的稅收理論，以前基本上是從前蘇聯照搬過來的，長期堅持“國家分配論”。改革開放之后，又生搬一些西方的稅收理論。與奧地利學派“稅惡”的觀點不一樣，我們一向認為稅收可以是中性的，只要不妨礙市場的投資，不干預投資者的行為，就可以是中性的。

　　 但羅斯巴德指出，稅收的中性特征并不存在。在他看來，社會通常分為“納稅人”和“食稅人”兩種群體，有一些人純粹就是納稅的，有些人表面上納稅，實際上沒有納稅。比如政府官員的所謂“納稅”，只是一種“記賬”上的變化。羅斯巴德強調，可以肯定，在任政客的個人工資收入，百分之百來自于稅收收入，他本人不會為此真正繳納稅金。

　　 我們的主流稅收理論一直認為，所得稅是比較公平的，但羅斯巴德反對。他說，稅收的任何增加，都會使寄生于生產者的人（“食稅人”）取得更多的收入。其實，這種事情在中國歷來就有，只不過我們沒有明白地揭示出來而已。

　　 提到中國歷史，我們不妨再舉個例子。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是當時有名的文人，他在《壯悔堂文集》中指出：“稅加之，兵加之，刑罰加之，勞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侵漁加之，豪強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老百姓要面對如此之多的惡性加稅，迫使越來越多的人想方設法脫離底層納稅群體，導致稅源日益枯竭。明王朝迅速崩潰滅亡的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稅收制度出了大問題。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給了明王朝致命一擊的下崗驛卒李自成，起初也勉強算“食稅人”一名呢。

　　 作者為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作品有《稅收的邏輯》等。本文由本報記者譚洪安根據作者近期在羅斯巴德著《人、經濟與國家》中文版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整理，經作者本人審閱。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毛壽龍教授、浙江大學[微博]出版社啟真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