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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4
“國企為什么改革，國企的問題是什么”，中石化[微博]“混改”操刀者傅成玉這樣發問 （見本報2015年9月7日頭版文章《國資改革變奏前夜》）。只是湊巧吧，上周，一份未經證實的國企改革指導意見在網上瘋傳，未辨真假然而解讀評論者眾多，這或許說明，傅成玉之問有其廣泛的社會基礎。
國企改革應該先講問題，再想辦法。這是說，首先應該確定國企的目標。有了目標才會有功能定位，有了定位才能談改革方向。傅成玉之問，看到了現在開方抓藥的人多，從目標談問題進而尋找解決方案的人少。去年至今，各界期待國資國企改革頂層設計落地，因為這是頂層設計必然要面對也必須要回答的問題。
回頭來看，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是因為國企“脫困”。當年國企巨大的虧損面不僅危及企業存亡，也拖累了銀行體系，造成后者“技術性破產”。為此，時任國務院總理朱基提出，要打破國企的“鐵飯碗、鐵工資、鐵交易”。是為第一輪國企改革的方向。
此后，無論是1993年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還是1998年開始國企三年改革攻堅、抓大放小，乃至1999年通過 《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都在圍繞這個方向頻頻發力。在此進程中，數千萬國企職工付出了下崗分流的代價，大批中小國企的破產出清、改制重組，激活了市場中的其他力量；另一方面，伴隨國企改革而來的各種配套改革向經濟釋放了需求紅利，比如社會保障、住房建設和基礎設施投資。然而，各級政府為“脫困”付出了巨大代價，為國企后來延續“政企不分”的弊端埋下了伏筆。
2003年國資委[微博]的成立，可以看作是國企的目標從“脫困”向“做大做強”轉變的標志。圍繞這種轉變，一系列改革提上議題，包括國有經濟調整戰略布局、打破壟斷、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繼續推進政企分開、建立與現代企業制度相適應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對企業和企業領導人不再確定行政級別等——但它們幾乎樣樣觸動既得“蛋糕”，改革之難可以想見。
在推動國企大和強的過程中，我們不時看到不計成本的并購與擴張，國有資本的有進有退，在一些領域演化為投資大躍進。2003年之后的國企改革，又與中國經濟加入世貿后的黃金增長期重合，身處產業鏈上游的大部分國企利潤翻倍增長——這部分地模糊了國企的真問題。困惑在于，即使如此也難免公眾對那些“巨無霸”的壟斷質疑。這正是李榮融的未解難題：卸任國資委[微博]主任后的李榮融曾經陳說委屈：“國企虧損時挨罵，為什么國企賺錢了還挨罵？”
沒人知道“李榮融難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特別提出，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不同功能的國企目標責任各異，監管和考核方式也有差別——這多少可以看做解題的一種思路。如此，則可以進一步根據國企功能定位分別確定改革策略，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可能性——國資占比多少，乃至是否完全退出等等。在有關國資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以及具體操作性文件中，上述原則會得到進一步的細化。這或許可以部分地回答“李榮融難題”。這將繼續推動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國有資本的有進有退，也將因此迎來新的活躍期。
這個難題更完整的答案，取決于打破壟斷的進程。我們認為這也是“傅成玉之問”的一部分——當然還包括產權不清晰，政企不分、權責不明，決策不科學，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監管缺位和監管過度并存，等等。如果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是有共識的，那么國企改革就是要讓國企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平等地參與競爭。在更多的領域，讓市場在資源配中起決定作用，讓企業家而不是官員站到企業競爭的舞臺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