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2006年是決定日本未來20年是否可以改變的最重要的一年。
【悅讀】日本已告別中產階級社會
21世紀以來，日本家庭資產持續縮水，負債一路攀升，收入兩極化趨勢和社會發展不平衡性不斷加劇，中產階級面臨著不小的生存危機。大前研一[微博]在書中首次提出“M型社會”，站在整個國民經濟的角度，從日本政府、企業、家庭等不同層面對中產階層面臨的危機、商業存在的機遇和政府應該作為的領域進行了逐一剖析，并提出了實惠于民的建議。這對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和那些“被中產”的人們也許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大前研一
2006年是決定日本未來20年是否可以改變的最重要的一年。
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沒發現，因為日本晚一步趕上1985年開始的“新經濟”浪潮，所以一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即陷入長期衰退。日本到底是朝著繼續衰退的道路前進，還是走向“新的繁榮大道”？
轉折點就在2006年。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景氣”成了大家的口頭禪，進入2005年之后，這句話才終于被“經濟真的恢復了”、“看好經濟”的說法所取代。但是這些討論都只流于表面，未深入問題的本質，因為大家都沒有看到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
在新經濟條件下，20世紀既有的經濟模式幾乎都不管用了。最好的證據就是政府以增加財政開支、持續零利率、增加貨幣供給量作為調控對策，可是經濟一點都不見增長。換句話說，當前經濟的低迷，不是不景氣，而是長期衰退；通常被認為是經濟惡化元兇的“通貨緊縮”，其實只不過是伴隨經濟無國界化、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價格正常化”的產物，而非真正的通貨緊縮。
2005年日本經濟之所以好轉，分析其原因，大半都與和中國相關的特需產業有關，而企業營收的增長更是不折不扣的裁員效果。
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變化，其本質是收入階層已經在經濟長期衰退中兩極分化，社會由原來的中產階級社會轉變為“M型社會”了。也就是說，在人口分布上，中低收入層及高收入層變成了兩個人數眾多的社會階層。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收入減少，我們所知道的“中產階級社會”崩潰了。年收入在600萬日元以下的中低階層，已經占了日本總人口的八成。
這種結構上的變化，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高速發展，向著構建中產階級社會之路邁進。在日本，一個人進入公司時起薪雖然不高，但是公司會定期給予其升職及加薪，一路走下去，在退休時就可以處于中上階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種形態的職場生命周期對日本人來說是“合情合理的常識”。
當然，企業的市場戰略也全都以中產階級為目標，配合大家的職場生命周期而展開。但是當這種“合情合理的常識”崩潰之后，許多人開始感受到“做得不好，或許會在中低階層終了一生”。這種意識上的變化，不但沖擊到企業的市場戰略、個人的生活，甚至對一個國家應有的理想狀態也影響深遠。
例如，中低階層的增多對市場所造成的影響，從零售業的盛衰便可一目了然。為了應對結構變化，企業被迫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戰略。個人也是如此，處在年收入持續減少的時代里，如果無法完全舍棄關于中產階級的“常識”，生活將會格外艱難。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出最大變革的就是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國家之所以會陷入長期衰退，最大的原因是政府弄錯了應對策略。政府只認識舊形態的經濟，把不具實際效用的財政支出當成了提升經濟的對策。結果，把中央與地方的債務、財政融資資金等加起來，政府發行了超過1000萬億日元的公債。
針對企業，我以“憧憬自由之丘”（編者注：自由之丘是日本東京的高級住宅區，住在那里的人多為富裕人家，高級商店更是鱗次櫛比。大前研一延伸了自由之丘的含義，自創這個名詞，意思是“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如同自由之丘所販賣的高級商品”）為關鍵詞，提示大家要以中低階層時代的市場戰略為重心。
至于個人，則應舍棄對中產階級生活的幻想，即使處在中低階層也應該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生活更充裕。另外，職場生命周期的經營管理方式也應改變，大家應追求生活上“質的變化”。
對于日本中低階層的收入，以世界標準來評判的話，還算得上中上階層，但是這樣的收入卻無法讓大多數的日本人過得富足。所以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改革，旨在促進中低階層生活的“質的變化”。
如果日本無法完成我所提出的“質的變化”，就無法在少子老齡化趨勢及高負擔社會雙雙來臨之后擺脫長期衰退，至少在今后的20年里還會持續衰落！日本能否踏上“新的繁榮大道”，現在是最后的機會了。
�。ㄎ恼鹿澾x自本書前言，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2006年是決定日本未來20年是否可以改變的最重要的一年。
絕大多數人可能都沒發現，因為日本晚一步趕上1985年開始的“新經濟”浪潮，所以一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即陷入長期衰退。日本到底是朝著繼續衰退的道路前進，還是走向“新的繁榮大道”？
轉折點就在2006年。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有好長一段時間，“不景氣”成了大家的口頭禪，進入2005年之后，這句話才終于被“經濟真的恢復了”、“看好經濟”的說法所取代。但是這些討論都只流于表面，未深入問題的本質，因為大家都沒有看到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重大結構性變化。
在新經濟條件下，20世紀既有的經濟模式幾乎都不管用了。最好的證據就是政府以增加財政開支、持續零利率、增加貨幣供給量作為調控對策，可是經濟一點都不見增長。換句話說，當前經濟的低迷，不是不景氣，而是長期衰退；通常被認為是經濟惡化元兇的“通貨緊縮”，其實只不過是伴隨經濟無國界化、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價格正�；钡漠a物，而非真正的通貨緊縮。
2005年日本經濟之所以好轉，分析其原因，大半都與和中國相關的特需產業有關，而企業營收的增長更是不折不扣的裁員效果。
在這期間日本所發生的變化，其本質是收入階層已經在經濟長期衰退中兩極分化，社會由原來的中產階級社會轉變為“M型社會”了。也就是說，在人口分布上，中低收入層及高收入層變成了兩個人數眾多的社會階層。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的收入減少，我們所知道的“中產階級社會”崩潰了。年收入在600萬日元以下的中低階層，已經占了日本總人口的八成。
這種結構上的變化，對我們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高速發展，向著構建中產階級社會之路邁進。在日本，一個人進入公司時起薪雖然不高，但是公司會定期給予其升職及加薪，一路走下去，在退休時就可以處于中上階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種形態的職場生命周期對日本人來說是“合情合理的常識”。
當然，企業的市場戰略也全都以中產階級為目標，配合大家的職場生命周期而展開。但是當這種“合情合理的常識”崩潰之后，許多人開始感受到“做得不好，或許會在中低階層終了一生”。這種意識上的變化，不但沖擊到企業的市場戰略、個人的生活，甚至對一個國家應有的理想狀態也影響深遠。
例如，中低階層的增多對市場所造成的影響，從零售業的盛衰便可一目了然。為了應對結構變化，企業被迫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戰略。個人也是如此，處在年收入持續減少的時代里，如果無法完全舍棄關于中產階級的“常識”，生活將會格外艱難。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出最大變革的就是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國家之所以會陷入長期衰退，最大的原因是政府弄錯了應對策略。政府只認識舊形態的經濟，把不具實際效用的財政支出當成了提升經濟的對策。結果，把中央與地方的債務、財政融資資金等加起來，政府發行了超過1000萬億日元的公債。
針對企業，我以“憧憬自由之丘”（編者注：自由之丘是日本東京的高級住宅區，住在那里的人多為富裕人家，高級商店更是鱗次櫛比。大前研一延伸了自由之丘的含義，自創這個名詞，意思是“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如同自由之丘所販賣的高級商品”）為關鍵詞，提示大家要以中低階層時代的市場戰略為重心。
至于個人，則應舍棄對中產階級生活的幻想，即使處在中低階層也應該思考如何讓自己的生活更充裕。另外，職場生命周期的經營管理方式也應改變，大家應追求生活上“質的變化”。
對于日本中低階層的收入，以世界標準來評判的話，還算得上中上階層，但是這樣的收入卻無法讓大多數的日本人過得富足。所以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改革，旨在促進中低階層生活的“質的變化”。
如果日本無法完成我所提出的“質的變化”，就無法在少子老齡化趨勢及高負擔社會雙雙來臨之后擺脫長期衰退，至少在今后的20年里還會持續衰落！日本能否踏上“新的繁榮大道”，現在是最后的機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