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資源回收和再利用基礎之上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正在陷入“不經濟”的尷尬困局。
自2003年進入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戰略體系以來，循環經濟對實現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以及經濟增長有機統一的重要意義，早已被廣泛認可。近年來，在各地政府的強力推動和部分企業的積極參與下，我國循環經濟也取得了較快發展。
然而，《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近期走訪多家參與循環經濟發展的企業發現，由于國際原油、鐵礦石等資源價格持續走低，某些原生資源價格甚至低于再生資源價格，資源回收企業和再生資源利用企業的積極性不高，抑制了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
在接受采訪的業內人士看來，想要跳出這個困局，不僅需要循環經濟產業鏈的發展創新，在如何利用財稅政策杠桿為企業“減負”，加大企業“吃廢”的積極性等方面，同樣也考驗政府部門的決策智慧。
總量不增反減
回收行業是循環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但循環經濟發展遇阻的瓶頸之一，就來自于此。
記者近日走訪多個循環經濟產業園，對于回收行業的現狀，多名回收行業企業負責人都有同樣的感受——回收行業越來越不好做，行業發展下行壓力巨大。
廣州市萬綠達集團有限公司是廣州市最大的固體廢棄物循環利用企業，位于廣州經濟開發區。董事長李遠峰說，這些年企業的利潤越來越薄，企業擴張的動力嚴重不足。一些固體廢棄物的回收利用，比如用于牛奶包裝的利樂紙盒，都是企業貼錢回收加工。
由于利潤和動力不足，整個行業的回收總量近年也呈現不增反減的趨勢。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經濟師周漢成給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一組數據：2013年，廢鋼鐵、廢塑料、廢有色金屬、廢紙、廢輪胎、報廢汽車、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報廢船舶八大品種回收量超過1.6 億噸，但2012年回收總量就有1.6億噸，2011年回收總量1.65億噸。
中國再生資源利用協會秘書長潘永剛說，進入2014年，一些回收企業“觸網”，嘗試新型回收模式，出現了“綠寶”、“易回收”、“快收網”、“盈創回收”等互聯網回收平臺。一些企業努力突破資本困局，與資本市場展開聯姻，行業出現并購重組上市浪潮，如中再生控股秦嶺水泥，格林美收購揚州達寧，大連環嘉牽手中信產業基金。
“也幸虧有了這些創新舉措，才使得2014年行業總體規模剎住下滑態勢，取得小幅度的逆勢增長。”潘永剛說。
再生資源貴過原生資源
企業參與循環經濟的積極性不高以及利潤微薄背后的癥結，則是再生資源價格高于原生資源的價格。
李遠峰認為，循環經濟現在這么難做，從大的環境來說，在于原生資源的成本太低。當前，市場上大大低估了原生資源的價值，導致再生資源在完全的市場競爭中沒有競爭力。
比如，2003年的建筑鋼材是4000多元一噸，現在是2600多元，與此同時貨幣購買力又在大大下降。回收鋼材重新利用的成本大大高于直接購買新鋼材的成本。在沒有外力介入的情況下，誰會有動力去回收利用廢舊鋼材？
廣州科城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資源回收利用企業，利用自己的專利技術將含銅廢水制成堿式碳酸銅、氧化銅等高附加值產品。目前，其生產的高純度氧化銅已經進入陶氏化學公司的供應鏈，這意味著電子企業產生的廢物重新被作為生產原料，實現了循環經濟的閉環。
但科城環保總經理王永成坦言，目前最大的問題也是利潤太薄。利用含銅廢水生產一噸高純度氧化銅的成本大概是1.1萬元，利用銅礦石或者銅單質生產，成本反而低一些。但是最終兩類生產方式是以一模一樣的產品面向市場，銅礦石生產成本更低，競爭力自然更強。
有意思的是，國內的再生資源成本不僅貴過原生資源，甚至還貴過漂洋過海而來的“洋垃圾”。
廣東華泰紙業有限公司是上市公司華泰集團的子公司，該集團是國內大型紙業生產企業之一。廣東華泰紙業有限公司總經理李傳徑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廣東華泰使用了大量的廢舊紙作為生產原材料，如果從美國運回來，含稅價格大概為1400元/噸，而國內的價格大概為1700元/噸，國內的品質還比不過國外，作為企業，肯定更愿意使用進口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國內可再生資源的循環利用。
行業集中度低、不規范
除了成本高之外，再生資源行業本身也存在諸多問題，亟待轉型升級。
潘永剛說，當前，再生資源的回收體系不規范，回收從業人員有1800多萬人，回收分散，層次較低，呈現碎片化，無序經營；同時下游的加工利用集中度低，全國有13多萬家利廢企業，80%以上是中小企業，規模化企業僅占10%左右。
由于大部分回收企業規模較小、分布零散，再生資源要經過幾次周轉，才能到分揀中心。而從分揀中心到生產企業，有時也要經過兩三次再聚集，再生資源循環的速度和數量被大打折扣。
以回收廢鉛酸蓄電池為例，發達國家一般只有幾家或十多家大企業從事廢棄鉛酸蓄電池的回收利用，而我國擁有數百家回收企業。小企業受限于規模小、技術水平不高等因素，不但資源利用效率不高，還容易造成“二次污染”，亟須國家采取措施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一些回收行業的從業人員認為，行業發展不規范也是前進的“絆腳石”。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的大部分品種，都缺乏產品技術標準、質量分類標準和檢測標準。
最典型的例子是廢紙、廢塑料等品種。我國廢塑料分類一直沒有統一的國家標準，也沒有統一的檢測辦法，不僅帶來高昂的交易成本，也無法滿足再生利用企業的用料需求。少數大型回收企業雖然制定了自己的質量標準，憑借穩定的貨源和良好的品質獲取有利的談判地位，但仍然存在買賣雙方標準不統一的矛盾。
在循環經濟的呼聲越來越高的背景下，一些變化也在行業內悄然發生。各種科技成果、技術創新在行業中不斷得到應用，大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不斷涌現，小作坊式的企業逐漸被淘汰；一些大型設備制造企業開始涉足再生資源行業，行業中原有的小設備廠商逐漸走下坡路；工商資本、金融資本、各類基金、投資公司、上市公司關注并進入再生資源行業。
“很多舊的方式、模式將會消失，新的模式將會產生。”潘永剛說，“傳統的集散交易模式，已經沒有生命力；依靠政策補貼來維持運轉，依靠‘圈地運動’來推動擴張，都不能獲得持續發展。再生資源企業不僅要開展資源利用，還要向環境服務拓展，以擴大企業的價值。”
等待政策紅利
業內人士認為，國家采取相應措施扶持回收行業做大做強，這是實現循環經濟發展，跳出“循環經濟不經濟”困局的關鍵。
比如，針對當前再生資源成本高于原生資源成本的現實情況，行業內呼聲最高的應對辦法是實行差異化的稅收政策。
我國從2011年開始實施現行的回收行業稅收政策，對全鏈條征收增值稅。王永成說，利用工業廢物再生并銷售金屬鹽類產品執行17%增值稅，但出售再生資源的個人、企業、公共機構不能出具增值稅進項發票，造成正規的再生資源回收行業只能按銷售額17%全額納稅，加上其他稅費，企業總體稅負達到營業額的20%多，這樣的高稅負，企業很難負擔。
“比如，同樣是賣氧化銅給電子生產企業，一家供應商使用的是銅礦石這樣的原生資源，一家供應商使用的是含銅廢水這樣的再生資源，前者對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后者對環境帶來的正面作用，是否應該在稅收上有所體現？”王永成說，“應該讓我們這樣變廢為寶的企業利潤率稍微高一些，同時讓利用再生資源的企業成本稍微低一些，這樣才能促進整個循環經濟在價格因素的作用下良性地、可持續地發展。”
此外，國家雖然也出臺了資源利用行業的增值稅優惠政策，但一些企業負責人在實際操作環節卻發現，有些政策并不健全。
例如，財稅支持從工業廢物中提取單質金屬，而稅務部門卻規定再生金屬鹽類（如氧化銅、硫酸亞鐵等化合物）不能享受優惠。工業廢物成分復雜，含有多種化學物質，只提取單質金屬達不到資源綜合利用的效果，且容易催生二次污染現象。
潘永剛說，回收行業，主要由企業產廢、社會收購和進口這三大板塊組成。企業產廢和進口這兩大板塊，都有增值稅進項抵扣，稅賦負擔并不太重。而社會收購基本沒有進項抵扣，17%的增值稅，成為回收企業不可承受之重。
潘永剛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是需要把企業產廢、社會收購和進口這三大板塊區分開來，實行差異化稅賦，對社會收購實行增值稅減免優惠。
引導行業轉型升級
在為企業減負同時，多位受訪人士認為，采用綜合治理手段，促進回收行業“一轉三化”，是應對目前全國回收行業網絡不完善、渠道不暢通、標準不統一、檢測手段不一樣，以及品種、成分混雜，層次低、污染重等情況的有效方法。
李遠峰說，“一轉”，即促進社區垃圾由混合廢棄向分類投放轉變，以利于廢棄物的減量化和資源化。
而“三化”，則是網絡化、標準化和無害化，即促進全國回收行業網絡化，形成覆蓋城鄉、融通全國的回收網絡；促進再生資源產品標準化，制定并實施廢紙、廢塑料、廢鐵、廢金屬等再生資源產品標準，以推動行業朝集約化發展，推動大宗再生資源進入金融期貨市場；促進回收行業的無害化，尤其對廢塑料、廢金屬、廢輪胎橡膠的回收加工，政府要有可行的行政措施來杜絕二次污染。
而更為關鍵的回收環節，則有必要實現從集散市場模式到產業園區模式的升級。
《財經國家周刊》了解到，目前各地的回收網絡，是由回收站點——分揀中心——集散市場三點一線構成的。這種體系發展到現在，已經暴露出問題，就是集散市場層次低、管理亂、污染重、功能單一，不能滿足行業規范化、集約化和無害化的要求。
多位業內人士建議，政府應該采取措施，把集散市場改造升級為再生資源產業園區，實行圈區管理，做到回收有規范，產品有標準，檢測有手段，進入有門檻，形成擁有物流服務、科技創新、金融配套的產業平臺。
在此基礎上，行業門檻也亟待建立和完善。目前已經或即將出臺有關廢鋼、廢鋁、廢銅、廢鉛回收處理等行業門檻，涉及到經營規模、環保等一系列要求，十分必要和緊迫。如何進一步加強廢紙、廢塑料和餐廚垃圾的準入門檻，以利于提高行業標準和規范化經營，是政府和行業組織接下來需要思考和行動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