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賣兒童是否該判死刑？最近這個問題常被討論。在感情上，很容易理解對死刑的支持者，一提起人販子，很多人對之深惡痛絕。但從理性分析的角度講，大家顯然也都明白，死刑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同時，拐賣兒童所涉及的也絕不僅是人販子如何定罪的問題。

　　今年年初，“打拐”題材的影片《失孤》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影片講述了尋子15年的雷澤寬在尋子道路上的種種遭遇，同時借助與4歲時被拐的修車小伙曾帥的偶遇，讓觀眾從父母和被拐兒童兩個視角同時體會分離給一個家庭帶來的痛苦。這樣的錯誤應該誰來負責？劇中曾帥曾質問雷澤寬：您自己的孩子都能丟，您對您孩子負責嗎？這實際上問出了在兒童被拐事件中的第一個問題，孩子父母是否也有責任？

　　其實有孩子的人都會明白，兩三歲的孩子時常會自顧自地脫離父母視線跑開，即便父母如何小心也難免有百密一疏的時候。在德國，我曾碰到父母找不到小孩的情況，一對夫婦在城堡參觀，突然發現孩子不見了，城堡工作人員立即中止城堡參觀，并報警協助尋找，半小時后，有游客在山下的酒館看到了小孩并通知其父母。可見，疏忽都會有。但是，仿照雷澤寬在影片中問大師的話：為什么丟的是我們的孩子？

　　這個問題，在另一部“打拐”影片《親愛的》中有初步的討論。影片中李紅琴的丈夫由于無法生育而偷走了田文軍的兒子田鵬，如果他通過合法的領養手續來撫養一個孩子，田文軍的悲劇是否就能避免？當然，合理的需求并不是損害他人的理由，更何況很多購買兒童的人并不僅僅是因為想要撫養孩子。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認為兒童購買者也應該負責并受到嚴懲的原因。如何從源頭打擊拐賣兒童的市場，引導其中的正當需求，也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

　　其次，我們能否提高孩子的找回率？《失孤》中，韓德忠為辦準生證碰了釘子，工作人員在規定的執行上與其產生了分歧。這也引出另外一個問題，既然戶籍制度管理嚴格，那被拐賣的兒童又是如何在買方家落戶的呢？或者這些兒童可能根本沒有身份——這是《失孤》給出的答案。那么，在“打拐”中，是否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再次，就算孩子最終找到了，是否就皆大歡喜了？田鵬與生父重逢后的生疏，令田文軍痛苦不已。影片在這里借助一個細節來反映時間造成的隔閡，田文軍曾試圖教兒子說陜西話，而3年后兒子被找回時已是一口地道的蕪湖話，這種口音的差異暗示了田文軍要重新構建父子認同所面臨的困難。像是《失孤》中曾帥重新找到父母后的生活，影片也沒有涉及，但我們可以想象他們之間真正從感情上的相認也絕非易事。而這些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拐賣兒童對受害家庭所造成的傷害，在拐賣行為實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其后果是即便能夠找回也無法彌補的。那么，拐賣兒童的惡劣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也許這正是兩部影片都沒有討論這個問題的原因。

　　兩部影片都用心刻畫了丟失孩子對父母的傷害和他們的心情。雷澤寬在看到漁民養子的疤不在左腳后依然堅持要做親子鑒定的情節反映了他的失望；韓德忠愛人再次懷孕后韓德忠的痛哭反映了他對尋子的絕望；魯曉娟在第一次家庭聚會上的痛哭自白則反映出絕大多數受害者的自責心理，讓人心生不忍。這些情節可以讓人強烈地產生共鳴，理解父母丟失孩子的心情。

　　但是，作為整個事情最直接的受害者——被拐孩子的感受我們似乎體會得不夠深刻，兩部影片都不是以孩子的視角為主線來解讀拐賣兒童的可惡。這讓我想起一件事情，我曾在上海地鐵上見到一個五六歲樣子的男孩兒，老練地穿梭在乘客中進行乞討，向車站的服務人員詢問才知道他確是跟家人在一起。他的狀態比那些身體有殘疾的乞討兒好很多，但卻沒有一個正常孩子該有的天真，如果社會能夠花更多的精力來保護孩子的成長環境，那么，是否也能夠改善“拐賣兒童”的問題呢？

　　（作者為德國馬爾堡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