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中央"一號文件"連續12年聚焦"三農"，突出強調"可持續"，傳遞出發展現代農業的明確信號。中國是人口大國，糧食安全無小事，"三農"問題也始終被高層密切關注。

　　怎么保證中國人的飯夠吃？怎么讓老百姓吃得放心？怎樣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中國的現代農業，推進農業現代化？帶著這些問題，《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于全國兩會期間，采訪了剛剛由農業部副部長調任常駐聯合國[微博]糧農機構代表的牛盾。

　　畢業于北京農業大學的牛盾，30多年來一直從事農業問題的研究與管理工作。1992年調到農業部工作以來，牛盾參與了WTO[微博]農業談判和多個國際農業協定、公約、標準的制訂，特別是2004年任農業部副部長至今，牛盾分管國際合作，在推動和加強多邊、雙邊與區域間國際合作交流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日前，年屆六十的牛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糧農機構代表，并卸任農業部副部長之職。

　　如何看待農產品貿易逆差

　　《財經國家周刊》：中國2011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農產品最大進口國，目前國內農業受到國外廉價農產品的沖擊，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牛盾：去年我國進口的農產品貿易額是1100多億美元，出口大概600多億美元。目前我國農產品貿易處于逆差狀態，大概是500多億美元。

　　我們希望促進農產品的貿易和發展，這有利于我國有競爭力的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我國目前競爭力較強的農產品是水產品等，進口比較多的是國外的大豆產品、食用油、棉花等。我們也進口了一部分糧食，包括玉米、小麥、大米等。通過農產品貿易，為國內外農產品貿易的健康發展做出了貢獻。

　　說到沖擊，還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大國效應。我國進口的農產品，無論是哪個品種，其進口量在世界農產品貿易市場上，都是多的，但是進口到國內以后，跟我國的各類農產品總量相比，卻是一個很小的比例。

　　去年我國進口了大約1400萬噸糧食，這個量在世界貿易市場引起了很大反響。但這個數量只占我國谷物生產總量的不到3%，現在我國的谷物生產自給率是97%，我們糧食安全的底線是自給率95%。

　　《財經國家周刊》：去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全國農業工作會議與今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當中，都講到要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我們的現代農業，推進農業現代化。請你談談我國的農產品對外貿易面臨怎樣的國際形勢。

　　牛盾：農產品貿易比較特殊，基本上每個國家都希望能多出口、少進口甚至不進口，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農業效益，促進農民增收。如果進口多了，肯定會打壓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影響農民積極性，甚至導致國內農業萎縮，競爭力降低。

　　要說國際市場，就要提到WTO。加入WTO給我國對外貿易帶來的優勢不必贅言，但是我們入世時候，也承諾了一定的進口農產品"關稅配額"，譬如小麥、玉米、水稻、棉花、糖、羊毛和毛條7種農產品。雖然承諾的是一種可能性，但是現在某些國家以此為由，要把市場進口的可能性變成必須的義務，而且還不承認我們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這就需要談判。

　　另一個事情，加入WTO我們曾承諾大幅度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市場準入水平，降低關稅。現在我國農產品平均關稅是15.1%，是世界平均關稅水平的四分之一，說明中國的農產品市場開放程度處在世界前列。

　　但是反觀某些國家，本國有競爭力的農產品關稅非常低，而需要進口的農產品關稅則很高。譬如，美國需要進口的農產品關稅水平大都在100%以上，歐洲一些國家則能達到100%?800%。這些貿易壁壘也不利于我國的農產品對外貿易。

　　《財經國家周刊》：在這樣的貿易環境下，我們怎樣在農產品貿易中尋求主動地位，為國內農產品發展贏得空間？

　　牛盾：改革開放36年，我自己的體會是，我們中國人創造了一個需求巨大、潛力巨大的市場。市場經濟就是供求關系，我們創造出需求，這就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面對這個市場，我們應該研究如何讓它惠及中國的企業和中國的農民。讓我國的農產品在這個市場上，體現出效益。

　　其中一點就是加大農產品出口，體現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與此同時，減少農產品的進口，保護我們的利益，讓中國農業系統、農民生產的產品來滿足中國國內的需求。這是拉動內需，也是提高國內農業效益，提高農民收入的有力措施。

　　《財經國家周刊》：你長期在農業部工作，也多次參與農業國際交流與合作，就農產品生產、貿易的問題，國外是怎樣做的？

　　牛盾：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經驗。美國是個完全市場經濟的國家，但是美國的農業生產計劃性非常強。他們的計劃主要考慮兩點，一是滿足國內需要；二是全球布局，占領哪個市場，出口到哪個地方。滿足以上兩點后，如果農業生產能力還過剩怎么辦？美國、歐盟在WTO專門創造出來的一個有利于他們農業的貿易政策--"藍箱政策"(BlueBoxMeasures)。"藍箱政策"規定與限產計劃相關的支付可免予減讓承諾（如休耕地差額補貼），限產計劃下給予某些直接支付。也就是當產能過剩的時候，政府就會告訴農民，不要種糧食了，就種草地，還給更多補貼。

　　中國在加入WTO后，農產品出口沒有補貼，這雖然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但是與前述歐美的政策相比，競爭公平嗎？所以我建議，我們下一步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制定對農業有利的政策，進行對農業有利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不斷提高農產品質量，降低我國農產品的成本，提高競爭力。

　　《財經國家周刊》：市場行為中，我們發現有一些行業傾向進口國外產品，因為比較便宜。而且現在關稅配額機制也開始受到國外甚至國內有些人的質疑，你怎么看？

　　牛盾：關稅配額機制在中國不能受到挑戰。入世時我們就講，我國是WTO的新成員，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農民還很多，農產品關系到中國的國計民生。我們必須有一定的調控能力和手段，我想明確表態的是，農產品進口關稅配額機制，不能改變不能被挑戰。

　　我們不會大量進口比國內農產品價格低得多的國外農產品，因為這樣做，肯定會對國內的農產品價格形成打壓，農業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也會受到影響，農業民族產業的發展會受到影響。任何一個國家也都不會這樣做。

　　但是，這是一個矛盾，市場機制這樣一種價格的倒掛，無論是企業也好，市場經濟主體也好，市場經濟人也好，都是逐利的，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所以就要進口價格低的農產品在國內銷售，可以賺一個價格差。這種情況，我們可以通過調控，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中國的農產品安全嗎

　　《財經國家周刊》：農產品質量安全關系民生，但在有些地區、個別品種，有關農藥獸藥殘留的違法違規案件仍時有發生，這讓百姓非常擔心。目前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情況到底怎樣？

　　牛盾：通過全面強化監管，2014年我國未發生重大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蔬菜、畜禽和水產品合格率分別為96.3%、99.2%和93.6%。

　　我國農產品合格率總體保持在較高水平，但總是有企業不按規則辦，存在僥幸心理。以前我們經費不夠、執法力量不夠，現在要加大法律實施力度，要追責并施以重典。具體要關注的有3大類，蔬菜方面，要關注有機磷農藥問題；肉類產品，要關注瘦肉精等問題；水產品，要關注抗生素問題。

　　《財經國家周刊》：你認為農藥獸藥殘留問題應該怎么解決？

　　牛盾：主要包括5方面。一要建立農藥獸藥殘留檢測標準體系。二要建立強大的監測體系，就是實驗室體系，從中央到地方，所有的農產品都要經過檢測，包括快速檢測和定量檢測。三要要求所有的生產企業進行農產品認證認可，包括綠色、無公害、有機認證等。四要有追溯體系，能找到源頭。五要有強有力的法制和懲罰措施，對違法違規行為要追責、懲治、處罰，必須要處以重典。

　　《財經國家周刊》：解決農藥獸藥殘留問題，還需要政府做哪些工作？當前還有哪些難點？

　　牛盾：我認為經費保障和隊伍的建立還相對較弱，今后必須加強。

　　投入方面，政府監管是社會職責，這項工作需要政府買單。現在的投入能夠滿足例行檢測的基本要求，但是隨著人們對食品安全要求的不斷提高，檢測工作也要提高水平，需要增加投入。我們希望今后檢測工作的面更廣、頻次更高。

　　隊伍方面，農藥獸藥殘留檢測需要一支有專業知識、技能和責任感的隊伍。現在隊伍基本建成了，但是專業化、職業化水平還有待提高。目前省級、區域級檢測水平都可以，但是在縣一級，存在人員對檢測實驗室技能不熟練、對儀器的掌握還不夠等問題，這些都需要切實解決。

　　政府對轉基因持什么態度

　　《財經國家周刊》：你如何看待轉基因食品？來自國外的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

　　牛盾：我們進口了一些轉基因農產品，代表品種是轉基因大豆，轉基因大豆去年我國總計進口了7000多萬噸，主要進口來源地是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家。

　　進口首先要經過這些生產國國家級的安全評審，評審完后，再向我國提交出口國的安全評價結果，我們接到相關安全評審證書之后，還要進行國內獨立的安全審查和評價。通過這些程序，我個人認為進口轉基因大豆是安全的。

　　《財經國家周刊》：現在老百姓十分關注轉基因食品，也有很多爭論，請你介紹一下我國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你認為在轉基因食品安全性問題上，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牛盾：轉基因引起巨大的反響和爭論，甚至引起部分群眾的恐慌，也引起了我們的高度重視。目前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對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和討論，我覺得首先政府不能失語。政府一定要有明確的態度，要向全社會負責任地表明對此事的態度。

　　只要是在我國市場上銷售的轉基因農產品食品，都是經過安全評價，都是獲得安全評價證書的，都可以放心地購買和食用。

　　我國建立轉基因食品標識制度，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的辦法相比更嚴格。有的國家在評價和標識的時候，有一個量的規定，比如說這個農產品有轉基因成分，當達到1%、4%或5%的時候才進行標識，而我們國家是規定，只要有轉基因成分就必須標識。

　　當轉基因農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時候，我們要讓廣大的消費者有知情權，要讓大家知道這個產品是轉基因還是非轉基因的；另外就是讓消費者有選擇權，根據自身喜好來選擇是否購買和消費。

　　如果說有哪一個機構告訴老百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想最權威的機構一定是政府部門。

　　《財經國家周刊》：你認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關鍵是什么？

　　牛盾：要保障我國糧食安全，首先要保證基本農田的數量。而我國耕地的紅線是18億畝左右，這個底線絕不能動搖。

　　其次，是要培育自己的優良品種。為此，農業部和有關機構將采取多種措施推進農產品優良品種的培育，除了我國傳統的育種方式和廣泛使用雜交育種技術，還將積極推進轉基因育種技術，以及航天育種技術。譬如，我國在2006年發射了一顆專用育種衛星，在這顆衛星上載有2000多種農產品的種品種，通過太空微重力、高真空和宇宙射線的輻射，我國已經培育了一大批非常成功的新品種。

　　2013年世界糧食總產約25億噸，我們生產了6億噸糧食，我們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5%的淡水資源，生產了占世界25%的谷物，養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足見我國有確保糧食安全的能力。

　　金融如何服務農業

　　《財經國家周刊》：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農村領域改革更是其中的重頭戲。農村金融機構該如何助推農村改革發展？

　　牛盾："三農"發展離不開金融的參與，歷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在強化農村金融對于"三農"的支持。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推進，新的機遇和挑戰擺在農村金融機構面前。

　　加快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勢在必行。針對農民融資能力較弱的現實，中央從去年開始出臺措施，明確了如何進一步增加農民的財產權利，即通過農民土地的流轉、抵押、出租，以及明確宅基地的用益物權、農民的房屋財產權利以及集體資產經營分配收益權，讓越來越多的中國農民能夠進入中國的金融系統和信用系統，獲得更大的發展動力。隨著農村改革的深入推進，中國金融改革要進一步植根于中國的農村大地，把金融服務系統延伸到農村去。只有建立這樣的金融服務體系，讓農民群眾真正用得上、有所依，才能更好地發揮金融服務"三農"的作用。

　　盡管從目前來看，金融機構這樣做獲利有限，但可以確信，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貿易自由化以及金融逐步對外開放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如果能夠更好地在農村市場扎下根，打牢基礎，將會對今后發展產生很好的促進作用。

　　《財經國家周刊》：現在像阿里巴巴[微博]等一些企業，他們想構建農村、農民的信用體系和信用社會，你覺得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嗎？

　　牛盾：這代表著一個方向。這些電商非常有創新精神，現在這種服務延伸到農村，因為他們看到農村市場的巨大潛力。

　　如果電商能保證誠信和產品質量，就可以解決農村市場經濟信息的對稱問題。這將給農民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

　　《財經國家周刊》：此次金融改革，你覺得會對農村金融帶來哪些影響？

　　牛盾：肯定會好轉，肯定會改善，但是還要觀察。改革增強活力，增強激勵機制，這是沒有疑問的。接下來，我認為應該選一些有志于為農村金融事業服務的人才，這也是重要的。

　　《財經國家周刊》：目前農業部與銀監會，或者金融機構有怎樣的合作機制？

　　牛盾：我們不僅跟與銀監會、央行[微博]等部委有合作機制，我們還跟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郵政儲蓄銀行等機構都建立了合作機制。譬如與郵儲銀行的合作就是面向漁業和漁民服務，結合我國的漁業政策，聯手為漁民創造扶持服務條件。

　　我們還與中國信用進出口保險有限公司合作，推薦有信譽、有實力、有意向的農業企業到國外去創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