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是政府施政的“風向標”。毫無疑問，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左右”、“經濟下行”是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最為凸顯的“數字”和“熱詞”。

　　p73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肖翊I 攝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肖翊 攝

　　專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

　　【高端訪談】經濟下行源于供求矛盾總爆發

　　中國經濟增長仍有四大潛力

　　同時應警惕經濟失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是政府施政的“風向標”。毫無疑問，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左右”、“經濟下行”是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最為凸顯的“數字”和“熱詞”。

　　“7%左右”，不僅標明2015中國經濟新刻度，更是向人民作出的“硬承諾”；“經濟下行壓力”不僅是政府正視現實、增強憂患意識，更是積極應對，科學謀劃，全面部署。在新常態下，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能否實現？實現這個目標，靠什么？當經濟轉向中高速發展以后，中國經濟增長還有哪些潛力可挖？3月10日，《中國經濟周刊》在位于西城區永定門大街5號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新址，專訪知名經濟專家鄭新立，請他就當今中國經濟熱點問題答疑釋惑。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王紅茹|北京報道

　　抑制經濟下行 短期還是要依靠投資

　　《中國經濟周刊》：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左右。而2014年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則是7.5%左右，您如何看待這個預期目標的調整？

　　鄭新立：去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4%，今年定為7%左右，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已經明確提出要調動各方面的因素努力克服經濟增速下降的勢頭。經濟增速下降已經持續了三年多的時間，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克服經濟下行的壓力也需要采取綜合性的對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圍繞著這個問題提出一系列措施，把這些措施落實到位，實現7%以上的增長速度甚至實現7.5%以上的速度都是有可能的。

　　《中國經濟周刊》：實現這個目標，靠什么？是投資、消費，還是出口？

　　鄭新立：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應當說都在發揮作用，但是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已經明顯減弱，出口的增長速度下降，特別是凈出口的增長大幅度下降。過去凈出口的增加對經濟增長發揮很重要的作用，現在主要是靠投資和消費。相比而言，消費的增長比過去好，增長的速度一直比較強勁。在投資的增長上，特別是有利于擴大消費的投資的增長上應該加大力度，比如說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消費。

　　現在我們在個人消費品領域總體上已經供過于求了，但是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仍然是供不應求的，包括環境，清潔的空氣、干凈的水誰都得享用，而這個處在極度短缺狀態，老百姓很不滿意。另外,教育、醫療、城市基礎設施，包括交通擁堵、停車難、老人進敬老院難以及孩子入托難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可以拉動公共服務的需求，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這些看起來是投資，實際上對消費有直接的拉動作用。

　　《中國經濟周刊》：當前經濟下行是什么因素導致的？依靠投資能否改變經濟下行的壓力？

　　鄭新立：持續三年的經濟下行的直接原因是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發達國家進口市場疲軟帶來出口增速的下降。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長期實行高投資率（編者注：投資占GDP比重）、高消耗、高污染來拉動經濟增長，而居民消費率（編者注：消費占GDP比重）這30多年相對下降。

　　從1981年—2013年我國的投資率從32.5%一路躍升到47.8%，居民消費率從52.5%一路下滑到36.2%，分別上升了15.3個百分點，下降了16.3個百分點，投資與消費的比率處于嚴重失衡狀態。而且三十幾年的不斷累積導致目前我國需求不足成為整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說，30多年我們走的路子基本上是生產能力無限擴張，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下降，生產的產品不斷增加，而消費能力相對在下降，產品很快就由供給不足變成供給過剩，現在出現產能過剩，實際上是需求不足這個主要矛盾的另一種表現。

　　當前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這是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規律。過去我們對計劃經濟的短缺認識比較深刻，通過發展市場經濟用十幾年的時間把短缺解決了，但是對市場經濟下的過剩認識不夠，也沒有有效的對策。當前，經濟下行就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的總爆發，依靠投資只能是進一步擴大生產能力，所以解決這個基本矛盾從根本上來說要靠增加消費，提高公民的購買力。這就要求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中低收入者特別是農民的收入，來解決過剩的矛盾。

　　我國的消費能力和發達國家相比水平還比較低，像美國人均GDP已經是5萬美元，居民消費率是72%；我國的居民消費率一度低至34%，去年人均GDP是7500美元，約是美國的六分之一，而我們居民消費率是美國的二分之一，這說明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的絕對額和美國的差距很大，我們擴大消費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中國經濟周刊》：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熱議將國內過剩產能投資到國外，您對此有什么看法？

　　鄭新立：這個是可行的，應該積極推動這件事。我們的鋼鐵現在過剩，但是在東南亞這些國家是將其當成寶貝，像印尼、泰國、老撾、柬埔寨，這些國家的鋼鐵生產能力很小。像柬埔寨一年需要200噸鋼，而國內1噸鋼的生產能力也沒有，每年需要進口200噸鋼，而且柬埔寨自己還有優質的鐵礦。我們搬一個鋼廠過去，在那就地建廠，對它們是一個幫助，也讓國內的過剩產能有新的用武之地。

　　《中國經濟周刊》：現在有不少人認為，國家在政策上還是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這種認識對不對？這樣做的理由是什么？

　　鄭新立：從短期來看可能還是要靠投資，從長遠來看需要增加消費。增加消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另外，產業結構的調整也要有一個過程，轉方式、調結構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三五年就能夠完成的。我國現在是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占主體，要實現這樣一個產業結構的提升，不是一個五年計劃就能完成的，是一個歷史過程。所以轉方式、調結構是解決需求不足這個主要矛盾的手段，通過轉方式、調結構能夠擴大國內的需求，解決需求不足的矛盾，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

　　所以解決需求不足從長遠來看要靠擴大消費，近期來看是靠投資。但是投資的選擇不是再搞那些低水平的重復建設，特別是那些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資項目，而是要把投資的方向選定在那些能夠創造好的消費環境，有利于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消費的領域，重點放在增加第三產業的投資，增加公共服務特別是環境治理的投資。所以第三產業和環境治理應該成為新的投資熱點。

　　中國經濟增長還有四大潛力可挖

　　《中國經濟周刊》：當經濟轉向中高速發展以后，您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還有哪些潛力可挖？

　　鄭新立：至少有四大潛力。第一，消費需求的潛力很大。現在全國居民消費的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比較低，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通過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重點增加中西部地區百姓的收入，在擴大消費方面的潛力還很大，讓他們有錢買房子、買車、買家電，讓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得到好的養老。

　　第二，工業化、城市化的潛力。我國現在的城市化水平只有53%，按照戶籍的城市化率只有30%多，現在農民工有2.8億人，他們的家屬在農村加在一起一共有4.16億人處在全家分離狀態。如果能夠引導農民工在城里買房子，把在農村的宅基地有償轉讓出去，他們就有錢在城里買一個經濟適用房。也可以把農村的宅基地退出和在城里提供經濟適用房掛鉤。實行這樣一個政策，這樣他們在城里買房子就有了更多的財力，可以減少土地資源的占用，有利于土地資源的節約。

　　第三，第三產業發展的潛力。目前我國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的比例只有36%左右，產值的比重去年已經超過第二產業，但是就業比例還比較低，全世界平均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例達50%，發達國家達70%，像香港98%都是服務業。我國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如果服務業發展起來，就業比重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服務業從業人員比例至少可以提高12個百分點，這相當于增加近一億人的就業崗位。

　　需要指出的是，第三產業主要還是指生產性服務業，比如，物流、信息、技術研發、法律、會計、審計等，應該擴大這些領域。生產性服務業一般要求從業人員有比較高的素質，不是農民工都可以去干的，需要對人才的培養，特別適合大學生就業。

　　第四，勞動力供給有潛力。我國農業勞動力占的比重還比較高，還有很大潛力。現在全國農業勞動力有2.6億人，種了18億畝耕地，一個勞動力只能種7畝地。現在的機械化程度，一個勞動力可以耕種幾百畝、幾千畝。通過發展規模化經營，搞合作社和農業公司，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把一部分種地的勞動力解放出來，轉移到二、三產業中去。

　　《中國經濟周刊》：《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提出8方面任務，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排在首位，您認為增強內需應從何處入手？

　　鄭新立：增強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需要改革來推動。 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擴大消費的購買能力。要擴大消費需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就需要發揮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第二，加快城鄉一體化的制度改革，包括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等改革。要加快中西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就需要改革城市戶籍制度和農村的土地制度，通過土地的流轉來釋放勞動力供給的潛力。使農民工由原來的常住人口變成戶籍人口，由一個人在城里變成全家都在城里團聚。

　　第三，要全面推進營改增的稅制改革。要發展第三產業，需要營改增的稅制改革全面推進。

　　第四，要激發國有企業和大學創新的潛力，需要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鼓勵國有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把國有企業創造研發的技術成果列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的范圍之內。

　　第五，金融方面也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可以說，我們提出的這些擴大內需的措施沒有一項不需要改革，只要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改革措施，就能夠激發國內增長的潛力。

　　2015年應警惕經濟失速風險

　　《中國經濟周刊》：2015年我們應當警惕哪些宏觀經濟的風險？

　　鄭新立：需要警惕的最大的風險就是經濟失速的風險。經濟失速以后首當其沖的就是那些脆弱的行業，比如煤礦、鐵礦、房地產，還有中小企業，不行的就要倒閉，倒閉以后就會引起不良資產的增加，就會引起銀行的困難。

　　現在出現了“東北現象”。東北三省去年的增長速度只有5%到6%，成為全國經濟增速最低的一個板塊。東北三省的能源、原材料行業過多，經濟增長放緩，對能源和原材料需求下降，煤炭、鋼的價格下降，裝備也沒人買了，所以困難得厲害。要對東北現象高度重視，不要因為這些現象引起整個宏觀經濟的波動。

　　我們保持這樣好的成績來之不易，但是經濟發生逆轉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不注意，經濟失速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危險不是不存在。因為現在我們正處在向高收入國家前進的關鍵階段，如果經濟失速，正好落到“中等收入陷阱”中去，會延緩中國現代化進程。

　　《中國經濟周刊》：2015年如何做到經濟減速但質量不降？

　　鄭新立：經濟減速后，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自然會比較好，但是中國整體來講，速度型的效益還是存在的，如果沒有一定的速度，質量也不會得到提高，特別是結構的調整，需要在增量的調節中來實現，如果沒有增量的調整，我們轉方式、調結構是不可能實現的，比如，研發生產新產品和提高產品質量都需要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