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的中國，在債券領域經歷了一次突破，那就是"息借商款"。這項清末財經領域的新政，開啟了中國第一次發行國內公債的進程。

　　海防吃緊，另辟財路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

　　日本蓄謀已久，氣勢洶洶。這年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清廷將更多資金投入慶典籌備，對于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清廷只寄希望于列強調停，戰爭準備不足。等到炮聲打響，才慌忙籌錢。戶部和海軍衙門費了很多周折，才籌了500多萬兩銀子的軍餉，但只維持了一個月就花光了。八月初九（9月8日），戶部在《酌擬息借商款章程折》中指出，"海防吃緊，需餉浩繁"。誰都知道，打仗打的是銀子，沒銀子寸步難行。可是，去哪繼續籌錢呢？

　　戶部提出，"伏查近年以來，帑藏偶有不敷，往往息借洋款，多論鎊價，折耗實多"。所謂"多論鎊價"，就是借款以英鎊為單位，折算成銀兩，還款時仍需折成英鎊。當時英鎊進入升值周期，會給清廷帶來高額匯兌損失。既然借外債太虧，那就不如"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諸中國商人，但使誠信允孚，自亦樂于從事"。戶部認為，"中華之大，富商巨賈，豈無急公好義之人"。與其找洋人舉債，不如找自己人借錢。民間資金充裕，只要國家講誠信，這些商人自然會出錢。

　　以前，清廷國庫缺錢時，一般采用捐輸，或拿出官缺、監生等頭銜，任由商民認捐，或強迫攤派，讓富戶捐款報效。然而，這次戶部換了思路，提出六條建議：

　　--預定還期。規定此次不是報銷，而是借錢，有借有還。以6個月為一期，第一期還利不還本，第二期起本利并還，到第五期還清本息。

　　--酌給利息。規定月息7%，一年按12個月計，遇閏月也計入。

　　--頒發印票。每100兩銀子頒發一張印票，寫明商鋪字號、本息數目、交兌日期，蓋戶部大印。每期期滿，還本還利，都會在票上注明。本息還清，印票銷毀。此外，再給5期小票，每還一期就撤一票，并在戶部登記。

　　--定準平色。無論借款還款，都使用庫平足色紋銀。一出一入，平色劃一。

　　--撥抵款項。為免去驗看銀兩成色的周折，直接將京城所借商款100萬兩劃歸銀號，轉交內務府支領，抵作戶部銀庫應撥內務府的銀兩。另從戶部銀庫則將應發內務府的款項提出，用于戰爭需要。

　　--嚴防弊端。戶部將選派專人辦理，不假胥吏之手，以求杜絕舞弊；禁止收取其他費用，以及向商人攤派。遇有胥吏招搖、勒索商人的舉報，即嚴懲不貸。

　　戶部還建議，息借商款首先在京城舉辦，然后向全國推廣。對借款較多的商人給予獎勵，其中集資1萬兩可"虛銜封典"，集資100萬兩可"請賜匾額"。所有借款以地丁銀和關稅作為擔保，以展示國家誠信，吸納各方資金。

　　這六項建議里，有意回避了集資總額的規定。畢竟，戰端開啟后，軍費就是個上不封頂的天文數字，戶部當然希望籌款多多益善。

　　面對財政枯竭、軍費虧空的嚴峻局面，清廷非常著急。戶部此議一出，朝廷二話沒說，當即批準。六條建議變成了戶部六條章程，從而將近代中國首款國內公債推上了前臺。

　　開辟清末財經改革新思路

　　在農業社會，欠債始終不被看作好事，不值得夸耀和推廣。戰國末期周赧王債臺高筑的典故，就是在諷刺借債度日的生活方式。清王朝治下的中國，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臣民只有納糧當差的義務，絕無向官府放債且要求官府限期償還的理由和先例。因此，政府向民間募集公債，在中國歷史上是新事物。不管怎么說，息借商款都是個創舉。

　　鴉片戰爭之后，雖然受西學東漸影響，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巨變，但對于西方國家早已司空見慣的公債概念，清廷仍然毫無了解。只是到了甲午戰敗，迫于償付賠款的巨大壓力，清廷才開始向西方列強舉借外債，但對于募集國內公債，依然諱莫如深。

　　息借商款頒行之前，安徽巡撫陳六舟曾上書建議，"令民稱貸公家，春借秋還"，即由官府向民間借貸，明確償還期。清廷不僅拒絕了這一建議，還把陳六舟降職為浙江學政。

　　不過，隨著西學東漸的影響加深，一些有見識的士大夫對西方國家的公債有所了解，為緩解清廷財政困難開出了藥方--效法西方，向民間借債。

　　中國曾出現過早期的國內公債雛形。無論是清朝地方官府在鎮壓太平天國期間發行的"印票"，還是左宗棠西征新疆期間以乾泰公司名義發行的"債票"，都帶有國內公債的特點。

　　不過，發行印票和債票時，都只規定還本付息和償還擔保的內容，沒有更多說明，沒有嚴格章程，沒有面向社會公開發售，只是依靠熟人推薦和散客投資定向發售。因此，"印票"和"債票"都不屬于近代意義的公債。跟它們相比，息借商款有三個明顯特征：

　　一是權威性。息借商款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制定章程，具有相當的法律約束；而這種以法律條文形式頒布的章程，公布了債券發行的各項條件。

　　二是完整性。息借商款的章程涉及預定償還期、償付利率、頒發印票、定準平色、撥抵款項、嚴防弊端、償還擔保等方面內容，要素基本完整，具有相當價值。

　　三是正規性。凡是參與借款的商人，都拿到了中央政府頒發的正式債權憑證，即"印票"和小票，其集資的相關權益是得到官方承認和保護。

　　這3個明顯特征使息借商款跳脫了捐輸、報效等傳統籌款方式，成為清廷財政創新，豐富收入類型，克服民間集資隨意性、強迫性的探索，是清王朝動員社會閑散資金，緩解財政困難的嘗試。

　　變了味的創新

　　無論是戶部的章程，還是清廷的諭旨，都提到"嚴防弊端"，禁止侵商擾民。然而在晚清社會，這樣的禁令難以真正實現。息借商款在很多地方變成了對商人、士紳的強迫捐輸，對老百姓的變相勒索。

　　江西的地方章程就在戶部六條章程的基礎上多有增刪，給許多州縣巧立名目，向商民開征各種雜費提供了便利。有些州縣甚至威逼恐嚇、大刑伺候。浙江、江蘇、湖北等省趁機搭車，加征煙酒醬缸捐、鋪戶房捐、漕米捐等名目的捐稅，可謂"捐借不分"、"借捐并舉"。實際上就是濫施攤派。

　　本來，清廷規定息借商款采取自愿原則。然而，地方官府在執行政策時，為追求政績、從中斂財，多是強制發債，逼迫紳商認借。每戶按照財產多寡強制攤派。由于財產估價是由胥吏操辦，不少富戶就向胥吏行賄，使其把自家財產的估價做低，以減少甚至逃避攤派。造成"貧富顛倒"，中產者反而認借更多，負擔更重，不僅激化了社會矛盾，而且不利于民族工商業的發展。

　　客觀來講，這些弊端并非息借商款本身的制度設計造成。正如戶部所說，"非由立法之未周，實因奉行之不善"。晚清官府的吏治腐敗，使息借商款的推行在地方走了樣，對普通百姓造成了擾害。對此，戶部除了請旨嚴禁，無可奈何。息借商款雖是近代化的國內商業公債，但由于公債市場沒有建成，只好由政府強制發行，以便短期內籌集更多資金，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也是導致實施走樣的重要原因。

　　在息借商款的過程中，士紳階層是怨氣最重的群體。他們是借款的主要對象，具備在朝廷上的發言權。他們原本對息借商款抱有期待，踴躍認借，卻不堪法外加征的稅負。印票面額過大（每張100兩），一般小康之家沒這么多閑錢，加上不少官府強制認借，讓這些人損失慘重。由于缺乏成熟的債券市場，獲得的印票無法實現二次交易和快速變現，使這些債權人在資金上陷于被動，只能聽任官府擺布。

　　甲午戰爭的結束和《馬關條約》的簽署，使息借商款的理由不復存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戶部停止了息借商款，理由有二：一是集資已有一定規模，無需再借；二是官府從民間籌銀過多，導致銀價上漲，妨礙民生。前述弊端，倒是叫停借款的更重要因素。

　　隨著規定期限的漸次到來，清廷陸續償還本息，但有些省份到期應還的款項卻沒有回到商民賬上，而是被地方官挪用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就將60多萬兩到期本息挪作蘇綸紗廠、蘇經絲廠的創始資本，以與西方列強開展商業競爭。康有為對此加以譴責，認為其違背了債權人意愿。然而，這些到期本息的債權人主要是蘇州典商，官府把他們的高利貸資本強制轉化為產業資本，客觀上為民族工商業發展提供了原始積累。這或許是不幸中的萬幸。

　　（作者為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