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時報記者 商灝 北京報道

　　 10月23日閉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六項任務。之前，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表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由此或可判斷執政黨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義之明確，決心之堅定。

　　 《華夏時報》前不久曾特別邀請著名法學家、法治思想家，被尊稱為中國“法治三老”之一的郭道暉教授對其有關“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等重要觀點做了深刻論述（詳見本報9月11日《郭道暉：法治社會是依法治國的基礎與動力》一文）。本次則特別邀請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李曙光教授從國家發展之治的角度，對“依法治國”進行深入解讀。

　　國家發展之治三段論

　　 《華夏時報》：輿論對于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繪制的所謂法治中國路線圖給予十分積極的評價，一些法學界人士也表達了同樣樂觀的傾向，你的看法是什么？

　　 李曙光：應該說中國走到這一步不容易。歷屆中共四中全會主要討論的幾乎都是黨的建設問題，這屆四中全會卻主要討論法治問題，我們應該很慶幸有這樣一個局面。中國新一代領導人能夠如此重視法治，無論從哪個角度、哪個層面來看，都對未來中國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和重要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36年來，所遇到的國內國際的問題、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都觸及到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和環境問題，而這些體制性、結構性問題和環境問題的解決，都要靠法治，靠其他沒有出路。

　　 《華夏時報》：如果說我們又站在了一個緊要的歷史關頭，即所謂國本已固，法治當行，那么，中國的法治進程能否由此真正開始新的階段？

　　 李曙光：從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進程到1993年，基本上還是一個政策之治的階段，主要是靠政策來治理國家，我將其稱為政策治理或政策之治階段。那個時候主要依靠黨中央、國務院的文件，來推動包括國有企業改革中的經營承包、股份制改革、兼并破產，也包括城鄉二元結構的一些改革。主要是在改革的一些初始的制度安排上，做一些政策上的支撐。

　　 從1993年至今，是政策之治與法治之治混搭的階段。特別是從2004年開始，比較重視法治。1993年鄧小平南巡之后，開始講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由于要搞市場經濟，所以法治的問題越來越重要。但1993年到2004年這十年間，只是感受到法治的重要，對于法治的作用的發揮，對于法治的必要性的認識，還只在醞釀階段、起步階段或奠基階段。2004年之后到現在，我們看到很多與市場經濟密切相關的法律不斷在出臺和完善，也有很大的發展、變化和進步，也在實踐中有一定實施。這些法律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當中提到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一理論突破的制度基礎。但這個制度基礎現在最重要的是，不僅要寫在紙上，不僅要有法律文本，我們還希望它能夠成為實踐法，成為能夠落地的法，成為在操作中能夠被大家普遍堅守、同時能夠不斷被使用被操作、能夠運轉順暢的法律條文。所以，1993年至今這二十年，我稱之為政策之治與法治之治混搭的混合之治階段。

　　 第三個階段，從現在開始，我希望開啟一個全面法治的階段，盡量減少政策之治、官員之治、文件之治。讓法治真正成為黨和國家生活的一部分，成為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力，成為整個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很好的保障，形成這樣一個法治的環境，也成為黨和政府很多領導人或官員的一種基本理念和思維方式。

　　 我想，四中全會有可能開啟這么一個進程，一個全面法治的進程。

　　法治中國有四大要件

　　 《華夏時報》：中國的法治進程繼續前行，取決于哪些充分必要條件？

　　 李曙光：首先還是要看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理念，強大的傳統和習慣，特別是領導干部和政府官員，要看他們有沒有法治理念，然后是每一位公民有沒有法治的理念，這很重要。傳統的、深入到我們骨髓和血液中的行事方式、習慣，一些下意識本能，一直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比較大，一直深刻地影響到法治的實施。

　　 其次，要素市場和市場要素都充分發展，這對于法治有推動作用。

　　 第三，政府如何轉變其職能，如何限縮其權利、減小其規模，如何將權力真正放給市場，如何按法按法律文本按規矩規則辦事，如何自律，如何將自己權力局限于法治框架中，這是讓法治發揮作用的重要方面。

　　 第四，要讓法律人發揮更大作用。法官、檢察官、律師，包括很多政府官員都應學法懂法。同時也要讓職業的法律學者、教育者以及法律職業共同體充分發揮作用。要讓法律職業共同體和法律人成為未來社會、未來國家發展、未來經濟增長的中堅。

　　 做到以上四點，中國的法治就會有很大的發展。

　　 《華夏時報》：有人說“私權的昌明才能有中國真正的復興”，這表達了對于在中國社會中私權從公權得到利益保護的熱切期待，但“私權之昌明”的觀念要在當今中國重新扎根，如何克服很多的艱難險阻？

　　 李曙光：一個法治的社會，如果尊重人權、保障人權，如果給予公民在法律范圍內較大的言論自由和創業創新自由的空間，這個法治社會當然就是一個比較完善的法治社會。

　　 比較大的問題在于，第一，從市場主體角度來說，如何做到國企和民企都真正享有平等地位，讓私營、民營的市場要素和國有的市場要素能夠在同一起跑線上，能夠公平競爭？目前來看，無論在結構上、體制上和資源配置上，解決這一問題仍存在很大障礙。

　　 第二，公民的合法權利，包括公民的財產權利如何得到比較好的保護？產權清晰、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是市場經濟的前提和基礎，否則市場就無法進行交易。因此在產權問題上必須有很好的法治制度安排。

　　 第三，在合約、合同的履行上，侵權、侵害行為的發生源自于兩方面。一方面當然源自于社會尚未有十分公平的架構和環境，另一方面源自于市場的主體，包括一些民企或少數人沒有法律意識，有不守法的一面。因此，各個市場主體都要按照法律規定辦事，特別是政府執法的時候要營造一個很好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司法機構要守住公平正義的底線和保障公平競爭的環境。老百姓也要講信用，也要在市場交易過程中能守約、履約。私權得不到保護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合約制、合同制的履約環境、整個社會的交易的信用環境沒有在法治上得到很好地落實。

　　 第四，與商業交易有關的政府在行使其對于商業交易監管權的時候，以及司法在行使其對于商業交易所產生的糾紛、沖突、矛盾的判斷權的時候，一定要守住公平正義的底線，一定要嚴格執法，公正司法。這樣，私權的環境才會有比較大的改善。

　　 《華夏時報》：現實背景之下，何以真正實現審判權獨立？

　　 李曙光：十八屆三中全會曾講到法院要獨立行使審判權，目前主要在三個方面來推進。第一，在審判體制、司法體制上一定要有較大改革。三中全會提出省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管，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這意味著在司法體制上去地方化，使地方政府減少或消滅干預司法的現象。第二，在司法運行機制上去行政化，建構一個審判權和檢察權能夠平衡，能夠互相監督、互相制約，讓裁判者負責的機制。第三，法官、檢察官隊伍要進行較大改革，要實行員額制，要提高專業化、職業化水平，要建構更好的法律職業倫理。要通過以上三個方面的改革，即司法體制、司法運行機制和法官、檢察官隊伍的改革，來推進實現審判權的獨立。

　　限制權力的籠子有四把鎖

　　 《華夏時報》：要依法治國，就要依法行政，就必須把行政權力關進籠子里。但權力會心甘情愿被關進籠子里嗎？關進籠子里之后，誰來鎖住籠子？

　　 李曙光：那還是得靠法治，而法治必須是嚴厲的、非常細膩的制度，才能將權力真正關進籠子里，才能真正約束其隨時打開籠子跑出來的沖動。如果僅僅將權力關進籠子卻沒有監督，沒有對權力行使的邊界、方式等領域確立具體制度，那權力會隨時跑出來。

　　 對于權力的最根本的約束，是憲法，所以要依憲治國，依憲治權，在此前提下，則是依法治國，依法治權。所以，在這里，限制權力的籠子的鎖有好多把。

　　 第一把鎖，一定要把權力和權利的邊界劃分清楚，權利可以約束權力，這就是一把很好的法治的鎖。

　　 第二把鎖，一定要有公開、公正、透明、清晰，老百姓易曉的細致的法律程序和文本，因為法治實際上是把權力曝光了。

　　 第三把鎖，是司法，是比較好的訴訟機制，是能夠阻隔濫用權力、僭越權力的一套司法機制。三中全會提出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而把司法的判斷權從原來的行政化體制里脫離出來，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能夠制約或約束權力的司法體系，這是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所進一步強調的一個很重要的舉措。

　　 第四把鎖，是黨內的一套紀檢、監察、反腐體系，這套體系要能夠運作有效。

　　 用以上這么多鎖，才能把權力鎖進籠中約束住。當然，目的不是鎖住權力，而是約束權力。中國整個社會和經濟發展都處在轉型期，面臨的國內外挑戰都很大，我們需要有強有力的行政機構、政府機構、公權機構去應付國內外各種挑戰，去應付市場經濟中那些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的行為，去提供更高質量的公共產品。

　　 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是為了不讓它僭越、不讓它濫用、不讓它胡作非為，但這并非說權力就是壞東西。權力有其正面的發揮作用的一面。

　　 人民把權力授予政府，政府如果用好權力，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和職能，則權力就會變為正能量。所以，在法治控制下的權力，在法治框架下約束的權力，會對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增長，對于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都會顯出其正面的效力和作用。

　　 《華夏時報》：以往的政治哲學傳統,一直在討論如何使權力向善。在你看來，今后中國法治的應有之義究竟是什么？

　　 李曙光：法治的應有之義就是彰顯和保障公民應有的合法的權利，約束政府胡作非為的權力，促進政府從“善政”向“善治”。法治還應有對整個社會的激勵機能和作用，它是對經濟增長、社會長期繁榮發展和社會倫理的正面的激勵機制，能夠促進老百姓共同富裕，也是未來社會文明進步的動力所在。法治應該是帕累托改進的一個工具，也應是促進卡爾多希克斯效率的一個工具。

　　 總之，法治不僅是公平正義的底線，還應是整個社會向上的激勵機制。

　　 今后，如何讓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同時又能讓政府較好地發揮其在整個社會經濟中的作用，這就是中國法治的應有之義。所以我說，法治是政府和市場的平衡器。

　　治國理政

　　除了法治別無他途

　　 《華夏時報》：所謂“依法治國”或所謂“法治天下”，這一當代國際社會普遍推崇、信奉的治國理念為何在中國的實踐中總是困境重重？

　　 李曙光：這有多方面原因。中國有幾千年的官本位文化，中國人有信奉熟人社會、關系社會的潛規則的傳統。中國在整個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外來因素的沖擊和內在的改革的壓力，中國人深層意識中對于規則意識的忽視，對于權利觀念的忽視，對于程序理念的忽視，中國人的輕訴訟、重倫理這樣一種文化，都對中國的影響很深。此外，中國市場經濟的時間比較短，1993年才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至今也才只有20年的時間，對于市場經濟的很多理念，對于市場規律的認識和尊重，特別是對于人性、人本、人格、人權的價值的認識，嚴格說來，現在都在發生變化或在變化之中，這些都涉及到對于人權的尊重、對于人格的尊重、對于人的自由度的尊重、對于每一個人追求幸福的權力的尊重。所以，我們要看到這些方面的變化有一定的階段性。

　　 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與中國長期以來官本位的制度文化密切相關，即什么事情都要找政府，而不是想到法治。

　　 當然，我們整個社會的結構，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也有忽視法治的缺陷，這些都要變化、要改革。

　　 《華夏時報》：在四中全會確認法治立國的方略的同時，你認為中國社會還須在哪些最基本的法治問題上形成最根本的共識？

　　 李曙光：依法治國首先指的應該是法律之治，這個大家要有清晰的認識。法律不是工具，不是政府的工具，不是某些人的工具，不是某一個人的工具，不是官員的工具，也不是某些無法無天者的工具，一定要確立“法律之治”這個概念，這樣一個最根本的理念。

　　 法律也應在整個社會中、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處于核心的地位，應是我們治國理政的基本模式。我最近也跟有關部門提了這個建議——現在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那么法治究竟應在其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究竟應處什么樣的地位？十八大報告里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提得很高了，但還不夠，應將法治置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使之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模式或基礎模式，舍此別無他途。

　　 中國如果要繼續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人如果要實現中國夢、實現自己心中追求幸福生活的理想和目標，中國未來要在世界上真正有一席之地，只能靠法治。只能是大家都尊尚法治、尊重法治，都能夠把法治作為一種信仰和信念，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作為一種行為方式。

　　 法律和法治應該處于這樣一個定位，處于整個社會中心的位置。這當然很難，不會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很艱難的改革和變革的過程。但中國現在到了這么一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無論怎么提法治的重要性、核心地位或中心地位，都不為過。

　　 《華夏時報》：你之前提到法治應成為政府和市場的平衡器，但如果政府比市場強大，甚至比法還強大，則法治如何促使二者之間平衡？如何真正實現所謂依憲治國、實現由人民來制定憲法？

　　 李曙光：憲法肯定是人民來制定，我們的憲法目前是由黨代表人民的意志來提出制憲、立憲、修憲的一些主張和建議，最后形成為人民的意志。中國的憲法是這么一個制定過程，當然要體現人民的意志，這是毫無問題的。

　　 法治要成為政府和市場的平衡器，我們所講的法治，一定是能夠約束住政府的公權力，一定是能夠約束或彌補政府與市場的失靈。是有政府超越法治、超越制度、濫用權力的情況，而這正是法治的應有之意，要靠法治去約束它。如果政府能夠僭越法治、駕馭法治、玩弄法治，那就說明法治還沒有到位，依法治國還沒有到位。那就是非法治、反法治。

　　 所以我們說，法治是要解決一點一滴的細節，它不是一個口號，不是一個花瓶，不是一個裝飾物，不是一個廣告，法治要一點一滴地解決我們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解決我們社會治理、國家治理中存在的問題，解決我們一個一個具體案件中的具體正義如何實現，這才叫法治。如果政府還能夠超越法治，那就不是法治，那就是法治還沒落地，還沒接地氣，那可能還是法制。因為法制可能還是政府的工具，可能是某些不正常的政策的工具。而法治是一平如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能夠約束權力被濫用，能夠約束權力尋租、能夠約束權力腐敗的這樣一種法治。

　　 法制有可能演變為絕對的人治，而法治只會約束人治的發生。但法治不是一個很容易的過程，而是要經過巨大的努力，有很多細節工作要做。

　　 法治在中國落地比較困難，法治不總是在進步，法治也有倒退的時候。法治是一種治國理念、治國方式的變化，是整個民族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的轉變。特別是發展到今天越來越開放的現代社會、互聯網時代，社會往前走的步伐越來越快，整個經濟發展的節奏越來越快，整個全球的利益關聯度越來越高，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利益關聯度也越來越高，這個時候對于法治的定義也在有所變化。當然，法治的一些基本定義是不變的，比如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的權力要受約束、法律是民主的自由的機制、法律是公民權利的基本保障等等，這樣一些基本內容不會變；但是法治要隨時而動，所以我們說法治是有生命力的，是不斷生長的，不斷跟隨時代而變的，不斷改進的一種治國理政的模式，也要跟著社會的脈搏走，也要跟著互聯網、跟著信息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也有一個不斷調試的過程。但法治的那些基本的理念和價值、基本的目標和模式，法治的一套程序理念，法治作為公平正義的實現方式，這些基本的、內在的、自然的秉賦，永遠不會變化。

　　 當社會越來越文明、開放、進步，越來越加速變化的時候，法治自己也會有對于時代的一些回應，因此法治本身也有一個進步的過程。

　　將有值得期待的

　　明顯變化

　　 《華夏時報》：法治的保障對于不斷激發人民的創造力，促進國家經濟的不斷發展，特別是對于促進中國經濟的成功轉型，要義何在？

　　 李曙光：這個問題人類歷史上有很多思想家都講過，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寫過一本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里面闡述的非常深刻的思想，影響了很多代人。他講道，資本主義的成功，主要在于理性的法律。資本主義的萌芽、資本主義的成長，主要的支撐因素就是理性的法律制度，沒有理性的法律制度，就沒有資本主義。我們看到，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這些搞經濟的學者，最能夠體會到經濟的發展增長繁榮的背后力量的釋放。比如科斯說，保護產權，合約的履行，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是市場經濟交易的前提；好的法律制度、好的制度安排，會降低交易費用，會減少私人談判中討價還價的障礙。諾斯說過，世界上窮國富國最主要都是制度使然，好的制度能夠促使富國更富，壞的制度導致窮國更窮。哈耶克講，自發秩序實際上是講市場秩序，認為自發秩序在決定著經濟發展、經濟增長。這個自發秩序，哈耶克實際講的是英美法系和私人商業的自由度，這兩條決定著、主導著經濟的增長和繁榮。

　　 中國也是這樣，中國改革開放36年，之初好像是沒有法律，比如小崗村18個農民簽了生死文書來進行農村土地承包改革的突破，但反過來看，這種所謂突破實際上也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它將原來那套低效率的、阻礙經濟發展的舊制度，進行了創造性的破壞，按照熊彼特的說法，這就是一種制度創新，這個制度創新里面遵循了市場經濟的一個自然法則和市場競爭的一個鐵律，這就是法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自然法。

　　 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如果從小崗村農村改革開始，到我們后面的城市改革以及很多領域的改革，比如國企改革、社會中介機構的改革，甚至政府的行政改革，直到我們的政治改革，中國36年非常高的經濟增長率，很大程度上在于，一是脫離了舊制度的束縛，一是制度創新，暗合了法治的一些基本原理，實際上是法律在推動，是符合了市場經濟規律的一些自然法和一些人定法。所謂人定法，包括了公司法，原來是工廠制，哪有什么公司、公司治理，哪有什么法人治理結構，哪有企業公司高管人員的權利義務責任，這些都沒有。所以一個人定的公司法，改造了我們整個市場主體的理念，這個改造激發了整個社會的創新創業的能力，激發了整個社會、整個公民、整個市場主體個人，他們對于美好生活和創新創業的一種夢想與理想的實現。

　　 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36年中，我們處處看到符合法治本性的一些法律規則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對于舊制度的突破，沒有新制度架構的生長，就不可能有我們現在這么巨大的經濟能量，和現在公民創業創新的本能和欲望的巨大釋放，就不可能有中國現在這樣發展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崛起。

　　 制度在這背后的力量，我們有的看得到，有的看不到，但它暗合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和原理。它對社會進步對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激勵作用非常巨大。

　　 《華夏時報》：十八屆四中全會之后，我們對于國家的法治建設，可以有哪些期待？

　　 李曙光：大家肯定會越來越重視法治的概念、法治的理念、法治的文化。對四中全會在法治中國的概念上，也就是我們所講的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應該會有更切身的體會。

　　 在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嚴格的執法、公正的司法和全民用法等方面，四中全會之后將會出現比較大的變革。特別是在司法改革方面，會有比較大的突破。這對于與老百姓每一天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平正義問題的解決，會帶來非常積極的影響。這是值得期待的。

　　 我們整個政府的運作方式、運作能力，整個國家的治理方式、治理體系、治理能力，越來越會圍繞著法治這樣一個核心概念來發生變化或改變。這也是值得期待的。

　　 老百姓的權利意識將更加明確、更加強烈、更加有實現的途徑；政府的權力將更加公開、更加透明、更加有限制，依法行政，政府所有的行為都要于法有據。我們的改革開放也是于法有據。老百姓的生活能夠有更多規則的因素，更多對于程序的概念。這些都是可期待的。

　　 我更期待的是，每一個公民個體的合法權利更加得到尊重，更加得到法治的保護。社會的商業交易、經濟行為能夠更加講信用，在法治的軌道上更加能夠公平交易和競爭，有信用的商業交易和市場行為更多。我們的政府更講規矩，更加廉潔，更加能夠真正成為服務型政府。市場亂象，那些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無信行為能夠更加得到法治的約束，政府能夠在法治的框架下對其加以更加有效的監管。社會在法治下更加文明。

　　 我對此比較樂觀，雖然我們并不能希望一次中央全會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也不要期望一次中央全會就能使我們立即成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立即就能實現，但是我們能看到比較明顯的變化，很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