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用評級行業，膨脹的私欲，正上演著一幕幕公利殺手的戲劇。最新的案例，發生在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試點過程中。

　　財政部于今天5月19日印發《2014年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試點辦法》（下稱《辦法》），試點省市擴容到10個。《辦法》明確要求：試點地區按照市場化原則擇優選擇信用評級機構，實施信用評級工作；對提供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負責，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評級機構公正評級。

　　但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查，在發債融資時，部分企業為降低融資成本，想提高自身信用等級，部分評級機構想擴大業務量，有意放水。兩者一拍即合，評級公司間的競爭變成了信用級別的競爭--誰給的信用級別高，誰就能攬下業務。

　　不僅是地方債，實際上，在各個需要信用評級的領域，信用評級機構們都陷入了這樣的尷尬。

　　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下稱大公國際）董事長關建中，在日前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表示，"評級機構是一個以承擔社會責任為首要特征的市場主體，把評級機構作為一般的市場主體，或者把一般的市場競爭原理引入評級行業去強化競爭，這個理念使得評級走向了它的反面。"

　　商品化風險

　　鼓勵信用級別競爭型的評級制度直接推動了信用級別商品化，關建中在近期發表的《樹立正確的評級觀》一文中就已經指出，信用級別商品化必然導致信用級別與風險錯配，使債務人在不合理侵占債權人利益的同時形成社會信用風險，評級最終背離了其應當承擔的公眾責任。

　　這樣的評級制度，給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最主要的就是劣幣驅逐良幣，關建中認為，如果大公國際也要去扮演一個劣幣的角色，他們比現在的處境可能要好得多。但是，他覺得那樣做這個行業更沒希望，所以大公國際只能犧牲一些利益和部分市場。

　　談及3月25日問世的《大公信用評級原理》，關建中頗為激動，他自認確立了評級領域的新標準。

　　對于信用評級機構的選擇，他的意見鮮明：第一是責任意識，第二是評級能力，這兩點非常重要。評級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的積淀，或者確實擁有獨創的思想理論體系。

　　不過，關建中也坦言，評級方法孰優孰劣目前還沒有權威的驗證。同時，一場危機就是評級權威性的試金石，全球性危機就是一種巨大的違約，從這點上看，西方一些機構的信用評級準確性就可想而知了。

　　作為本土信用評級機構的領導者，關建中積極地推動評級制度的變革。他認為，政府尚未切實履行它在評級方面的管理職責，沒有按照評級的規律去進行評級管理。因此，變革應該是政府主導的、制度層面上的變革。

　　評級新秩序

　　對于中國評級機構乃至政府部門而言，深耕已久的西方評級機構是一種"堅硬的存在"。

　　這是最讓關建中無奈的。他表示，中國政府的相關部門寧愿舍棄本土機構，選擇穆迪、標普，讓它做主權評級，這讓人不能理解。國外客戶會認為，中國政府都不選擇大公國際，他們憑什么要選擇中國的企業來評級？事實上，國內信貸制度中，明確提到了美國的3家評級機構，那為何不能把本土的機構寫進去，進行制度性的安排？

　　無奈歸無奈，關建中對這一存在的"堅硬"程度還是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具有主權特征的現存國際評級體系已經與人類經濟社會活動制度化融合，盡管實踐證明了其不合理性，但人們難以采用修補方式使其回歸公正，更不能消滅它。

　　"不能消滅它，那就重構它。我的夢想是：在保持現有評級體系運行的情況下，構建一個能夠代表人類社會共同利益并承擔世界評級責任的新型國際評級體系，形成兩個體系并存、相互制衡促進的世界評級新格局。"關建中躊躇滿志。

　　為推動這一設想的實現，關建中及其帶領的大公國際很早就開始了努力，而其過程也是波折叢生。2008年10月，大公國際在中日韓東京評級論壇上首次提出改革國際評級體系。2011年2月16日，關建中在馬來西亞舉行的亞洲債券市場論壇上，發表主題為《改革國際評級體系需要新思維》演講，正式提出建立世界信用評級集團的構想。

　　以此為標志，大公國際開始了推動國際評級體系改革的實踐。其后，大公國際與20多個國家的評級機構進行了洽商，拜訪了30多個國家駐華大使，與30多位國際政經界知名人士進行了交流。

　　正當組建世界信用評級集團高歌猛進之時，巴西、南非、印度、馬來西亞、葡萄牙五國評級機構突然宣布退出與大公國際的合作并另起爐灶，并于2012年9月22日通報大公國際，他們將于當年11月初在上海宣布成立新的國際評級機構。

　　面對這一危機，大公國際決定由中美俄三國本土機構發起成立世界信用評級集團，先于2012年10月24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將這一決定公諸于世，后于2013年6月25日在香港正式成立。

　　關建中表示，在世界經濟結構中處于債權經濟地位的亞洲，應該扮演改革國際評級體系引領者的角色，建立亞洲信用體系將起到示范效應。對此，大公國際也展開了積極的探索和實踐。

　　不過，關建中坦言，"建立國際評級新秩序肯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理念，取決于整個國際社會，特別是政府對它的認識水平、思維方式。"

　　（本刊實習生楊雨晴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