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擋人家的'錢'途。"有國資背景的創投機構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深創投")的總裁孫東升[微博]頗為感慨地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最近公司的一個特別優秀的小伙子跳槽了，在轉投某外資創投公司后，其20萬元年薪的貨幣單位，從人民幣換成了美元。

　　其實，對"體制內PE"留不住人的議論，從深創投成立以來十余年間從未間斷，2013年原總裁李萬壽[微博]突然離職，就曾引發好一陣猜測。

　　但是，成立十多年來，深創投取得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除自有資產外，深創投目前還管理著全國65家總規模約150億元的政府創業引導基金；在新興產業領域累計投資521家企業，其中92家已在全球上市，實現旗下基金年均36%的投資回報率。

　　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不得不直面激勵機制不到位導致人才流失的現實。

　　IPO多年停停走走，宏觀經濟陰晴不定，整個創投業長期面臨籌資難、投資難和退出難的現狀，"混改"阻力在所難免。而整個行業，也剛剛結束了賺快錢、撈浮油的浮躁心態，等待喧囂之后的整體反思。

　　孫東升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深創投的目標是打造類似國際知名資產管理機構黑石集團的綜合性投資財團，使公司的"紅土"品牌成為國際知名創投品牌。

　　"體制內"的得與失

　　《財經國家周刊》：如何看待深創投國資背景的優劣勢？與純民資創投相比，深創投有哪些運營差別？

　　孫東升：深創投有13家股東，既有國有股東，也有民營企業股東。現在國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創投多年前就已經是混合所有制了。

　　應該辯證地看待國資背景的利與弊。在激勵機制上與完全市場化的創投機構有差距，但也正是這樣的背景，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與深創投合作。目前，深創投與全國65個地方政府共同設立起政府引導基金，其中中央級引導基金有2只，省級引導基金包括湖北、吉林、浙江等15只，以及46只地市級和2只縣級引導基金，總規模近150億元。

　　地方政府在選擇投資管理人時，對民資創投機構多少存在顧慮。深創投的背景以及經驗和實力，對地方政府而言，無形中多了些安全感。而且，與深創投合作設立政府引導基金，其收益中高于國債利率的部分將交由其他股東分享，但基金虧損卻毋須政府承擔責任。

　　日常運營上，深創投與民資機構有差異但并不突出，這得益于深圳市政府對市場化運作機制的深刻理解。成立之初，深圳市政府就給出了一句話，即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按經濟規律辦事、向國際慣例靠攏，核心便是建立市場化機制。

　　《財經國家周刊》：國資身份是否影響到企業的運營尤其激勵機制？有猜測說，深創投過去多位高管都或多或少地因此離開。

　　孫東升：國資身份確實會產生激勵機制等問題。

　　自1990年代開始，民資創投就遵循著國際通用的基金委托代理模式。這種模式中，一方成立基金，委托另一方專業團隊進行管理，兩者根據事前協定來分享投資收益，前者對于后者的團隊建設、薪酬制度等均不予過問，后者也只需象征性地少量出資，著重于智力和管理投入。

　　但"體制內"創投，則需遵照諸多規則。如1999年籌備成立深創投時，時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長的王穗明擔任首屆董事長，他提議拿出企業每年稅前利潤8%作為員工年終獎金，并將年凈收益2%用于項目團隊獎勵，即"8+2"策略。但這一制度在2004年深圳市國資委[微博]成立時，基數被改為了稅后利潤，沿用至今；加之這些年，民資創投如雨后春筍，它們的年終獎勵幾乎都不低于稅前利潤20%，高達深創投的兩倍之多，引發了人才流失問題。

　　"紅土"財團夢

　　《財經國家周刊》：深創投前幾年曾提出的綜合性財團戰略定位，如今進展如何？

　　孫東升：創業投資，與其說是技術，不如說是一門藝術，團隊的經驗和知識極為重要。眼下，我們有65個政府創業引導基金具備150多億元管理規模，以子品牌"紅土"基金進行運作，能助力財政資金實現50多倍的撬動力。

　　之所以命名為紅土，就是瞄準了美國"PE之王"黑石集團，期待深創投能成長為全球領先的資產管理和金融咨詢服務的綜合性財團，將紅土打造成擁有對沖基金、股權投資基金和其他多種并購基金的綜合性運營品牌，打破中國創投業僅限于股權投資的現狀。

　　但事實上，中國創投業發展空間巨大，生存環境卻極為有限。目前，創投機構大多僅限于管理規模有限的創投基金，我們現有的270多人團隊就只能管理約300億元規模，1人平均管理1億元，遠低于國際水平。

　　《財經國家周刊》：深創投曾嘗試過在上下游及行業外布局，這一計劃目前成效如何？今年6月還成立了全國首家創投系公募基金，在二級市場定增業務上小試了牛刀，深創投未來究竟會怎樣布局？

　　孫東升：創投業的下游是二級市場。兩三年前，我們就與紅塔證券、華遠集團聯合發起設立紅塔紅土基金管理公司，首試公募基金；今年6月，深創投紅土創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獲批，成為國內首家創投系獨資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這只是第一步。對二級市場的把控能力深刻影響到創投機構的發展，我們應該具備管理二級市場基金的能力，延伸業務半徑。此外，深創投也陸續參與二級市場多家上市公司的定增，意在加強一、二級市場聯動。

　　瞄準二級市場，一方面是探索轉型之路，另一方面也能讓中小投資者同時分享到私募股權市場和二級市場的投資收益。

　　公募基金具備巨大的市場潛力，我對此充滿信心。

　　《財經國家周刊》：有說法認為，深創投至今仍缺乏市場募資能力，會導致轉型偏慢，你怎么看？

　　孫東升：監管層正在逐步打破公私募行業壁壘，公募基金將不再僅是證券基金概念，將包含并購基金、產業基金、行業基金等各類基金，因而深創投確實需要一個能運作各類基金的平臺。

　　但深創投要向綜合性投資財團轉型，這還不夠。例如，中國未來的并購市場也將潛力無限，我們就正在與多家上市公司合作設立并購基金；我們也在積極爭取參與政府母基金的管理。

　　公募基金、并購基金和政府母基金，將成為深創投轉型的三條主要路徑。此外，未來參股券商、保險公司等機構，打通上游資金來源也是必要措施。

　　深創投多年來募資主要依靠與地方政府合作，而財政資金投入具有不穩定性，對于國家產業、行業政策依賴度較大，盡管去年以來國家提出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增加扶持創業投資的資金，給了我們更多的發展空間，但市場化募資能力卻仍需鍛煉。

　　"撈浮油"與"深耕作"

　　《財經國家周刊》：掘金二級市場的創投機構不在少數，但整個創投行業都面臨融資難、投資難和退出難的困境。對此你怎么看？新三板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否會對行業轉型有所助力？

　　孫東升：1990年代末，創投行業生存環境不具備，投資項目缺少退出渠道，掙不到錢也養不了投資人，一些機構被迫做起了短期融資、委托理財、二級市場投資等，最終倒閉的倒閉，走人的走人。

　　2006年之后，由于創業板的開設和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很多創投機構盯上的是Pre-IPO，掙快錢，"撈浮油"，少有人能沉下心來做創業投資，但受近兩年IPO暫停影響，創投機構也被迫另尋他路，如嘗試并購退出，強化股權轉讓和企業回購等方式退出。同時，也就要求創投機構向中早期項目延伸，向專業化方向發展，即所謂的"深耕作"。如此才能回歸創投本源。

　　眼下的環境并未徹底好轉，新三板和區域股權交易中心等新興市場尚缺乏流動性，短期只能視作創投機構的項目發掘地而非資金退出平臺，其將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實體企業融資和創投企業轉型，還要看其與創業板、中小板的轉板機制何時能夠建立。

　　《財經國家周刊》：眼下的難點之一，是在經濟下行時期消化存量資產。深創投在此方面有什么嘗試？你對于整個行業發展又有哪些建議？

　　孫東升：解決存量，一是解決企業內部隱藏的系統性風險，二是回籠資金。創投機構中，存量投資多達數億元的并不少見，風險自然也隨之而來。

　　解決存量項目問題，深創投主要是加強項目管理，同時大力推動非上市退出，如并購、轉讓、回購退出，等等。深創投將2013?2014年都定為"項目管理年"，公司重構了項目管理體系，認真推行了項目管理例會制度、項目現場檢查制度和項目專項審計制度等管理制度；另外，公司推動投資經理充分挖掘項目信息，調動各方資源推動存量項目的非上市退出。

　　至于行業發展，我認為首先應走專業化道路，結束"撈浮油"的非理性心態。否則，缺乏行業知識則很難挖掘項目，企業成長也就無從談起。其次，創投機構還應將投資目光轉向中早期創業企業，深挖、深耕項目，沉下氣來夯實基礎，以求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