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藝平，生于1950年代

　　1982年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至南方報業。1995年秋被任命為社委，與時任南周主編的左方先生等人一起為《南方周末》工作；2006年11月，擔任南方日報社副總編輯；2008年12月被調離南方都市報，主管南方農村報和南方新聞研究所；2008年底開始在南方周末上開設不定期專欄《故人如故》。2013年9月提前從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副總編輯的任上退休。

　　親筆撰述：江藝平

　　《理財周報》編輯部發來約稿函，希望寫點文字，和讀者分享“關于內心、關于人生、關于時代的感悟”。我有些驚訝，在這個崇尚財富的年代，一家地道的財經媒體何以要特意表達，有些東西是財富無法丈量也無法替代的？這個“跨界”策劃的背后隱含怎樣的情懷？想想就不由得心有所動。

　　關于人生，從何落筆？編輯說，就寫寫你的3歲、你的18歲、你的30歲吧。這三組年齡或許只是編輯隨口一說，掐指算來卻恰好分別是60年代初、70年代中和80年代末，全都落在重要的時間節點上。人生際遇契合時代變遷，其間種種跌宕起伏，倒也算是機緣巧合了。

　　三個節點的記憶

　　 3歲全家隨著父親到粵北山區仁化縣，饑餓一直如影隨形；18歲下鄉到粵北山區一個農場，養豬種茶；30歲的記憶逐漸屬于我自己，是進入傳媒行業的第四年

　　3歲的記憶其實早已模糊，這里記下的只是后來從父親口中得知的。在我3歲那一年，我的父親帶著省里對他的“地方主義分子”的定性和撤職處分，帶著一家老小，被趕出家門，遠遠發落到粵北山區仁化縣。

　　著名的丹霞山坐落于此，山水風光雖然秀色可餐，卻抵不過饑腸轆轆的煎熬。從我記事起，饑餓就一直如影隨形。饑餓可謂是六十年代初中國人的集體記憶。至于父親頭上那頂“帽子”帶來的壓抑，反而不及饑餓感的壓迫來得強烈。

　　18歲的記憶同樣是一代中國人的記憶——我們都是下鄉知青。我下鄉的地方是粵北山區一個農場，干的農活就是養豬種茶。

　　農場過的是集體生活，不像“老三屆”插隊知青那么困頓艱辛。加上已到“文革”后期，人們開始竊竊私語，傳遞各種小道消息，消解厚積的愚昧和盲從。

　　記得1976年“天安門事件”爆發，我們這個小地方的人，帶著對驚蟄雷鳴的渴盼，帶著對長夜到頭的預感，也在瘋狂傳誦《天安門詩抄》。后來“文革”終結，許多人的命運從此發生逆轉。

　　30歲的記憶逐漸不再有集體的痕跡，逐漸屬于我自己。那是1986年，進入傳媒行業第四年，我在《廣東農民報》（后改名《南方農村報》）當記者。

　　至今依然慶幸，大學畢業時能分配到南方報業，正是在這里，我找到了超越職場的志同道合的感覺，找到了把職業做成事業的快樂和幸福。

　　不可以說假話

　　 曾經在南方日報任總編輯的黃文俞先生，對我那些不甚老到、不甚出色的文字給予了鼓勵，我也就不揣淺陋地談到自己素喜“為文”、不喜“為官”的性格“缺陷”

　　《廣東農民報》是南方日報辦的第一份子報，創刊于1963年。我進入報社時，正值這張報紙的鼎盛期，它跟隨八十年代農村改革的風生水起而一紙風行，而我跟隨我的領導和前輩，學做新聞學做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南方報人”的形象逐漸定格，成為我心目中的職業理想。我向往做這樣的人。

　　1995年，進入南方報業的第十三個年頭，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之下我被提拔為社委，分管南方周末。

　　很長時間里，我無法適應角色的變化，農村報老同事黃榮增看出我的苦惱，把我帶到黃文俞家。

　　黃文俞曾經是南方日報總編輯，對新聞界的現狀了如指掌，他甚至注意到了我在農村報的署名專欄，對我那些不甚老到、不甚出色的文字給予了鼓勵，我也就不揣淺陋地談到自己素喜“為文”、不喜“為官”的性格“缺陷”。

　　他淡淡地說，一個人適合干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對于寫稿寫出點名堂就“為官”，“為官”了就不再寫稿或寫不出好稿的現象，他顯然有所保留。

　　從南方周末創始人左方先生那里，我了解到黃文俞辦報思想的更多精髓，直到現在，在黃文俞逝世多年后，他清癯的面容、親切的話音仍讓我記憶猶新，想起來就有一種感動：一個黨報總編輯，歷數十年辦報生涯，進入暮年之時，近于決絕地告誡自己和世人：“可以有不說出來的真話，但是不可以說假話。”

　　讓傳媒回歸本來屬性，做公眾利益的守護者，這不正是媒體職責所在？

　　純粹做事的快樂

　　在財富至上的年代，談理想似乎已經落伍，但還是有人不能放棄為理想的生活

　　和純粹的人共事，收獲的是純粹。在31年的職業生涯里，我遇到了不少純粹的人，不論他們職位高低，年齡大小，學識多寡，當他們沉浸在純粹做事的快樂中，他們所散發出來的光芒同樣懾人心魄。

　　南方周末的辦公室文員唐敏就是這樣的人。在一些人眼里她或許就是個“跑腿”和“打雜”的，每天跑上跑下給老總送大樣，忙里忙外接電話，當年讀者來信多，我交待她盡可能作一些回復，她怕自己這點中學文化寫不好回信，最初起草好的回信還拿來給我看。就這樣她在同一個崗位干到現在，在“鐵打營盤流水兵”的南方周末，當年的小姑娘現在儼然已是老員工。今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上，她的一篇文章感動了無數讀者，為讀者點歌的細節讓人落淚。這樣一個看似卑微的女孩子，內心同樣蘊藏著溫暖的力量，同樣可以傳遞這樣的力量。在職場中，不要忽略了他們的存在。

　　我心目中的“南方報人”，就是這樣一群人，不分高低，無論大小，恪盡職守，做好本分，然后齊心協力，努力傳遞他們所認同的價值理念，努力形成堅強的價值共同體，發揮媒體的力量，推動社會的進步。所謂“把職業做成事業”，大約也就是這樣了吧。

　　在財富至上的年代，談理想似乎已經落伍。但還是有人不能放棄為理想的生活。我想起90年代末南方周末那些年輕人所摯愛的一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那些激動人心的獨白曾經令他們熱血沸騰，而對當下乃至未來的人們，這樣的獨白依然令人神往：“有一種鳥是永遠也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滿了自由的光輝。”“記住，希望是個好東西，沒準兒是世上最好的東西。而好東西永遠都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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