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溫鐵軍

　　城鎮化應該放慢腳步，在鄉土文明為基礎的生態文明建設中，走出一條城鄉融合的道路

　　未來20年中國的城鎮化道路該怎么走？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溫鐵軍認為，生態文明時代的城鎮化并不是把鄉村變城市、農民變工人，中國的城鎮化道路需要放慢腳步，在鄉土文明為基礎的生態文明建設中，走出一條城鄉融合的道路。

　　城鎮化與化解過剩

　　《中國投資》：您上世紀90年代關于城鎮化的思想非常深遠，據此看我們新世紀城鎮化的思路，已經扭轉工業化時代的思路，從大城市為重點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該如何理解這種轉變？背后是什么？

　　溫鐵軍：我們先得說中國當前所面臨的最大困難，是我們處在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如何延緩爆發的歷史階段上，什么叫資本主義一般內生性矛盾？就是生產過剩，西方在1929-1933年爆發了席卷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過剩危機。在這個危機打擊之下，大多數堅持自由市場制度的西方工業化國家，都垮掉了。只有以國家直接干預這種手段，來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基本建設的國家才維持住了沒敗。

　　中國人什么時候遭遇到類似的危機，是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導致中國在1998年出現生產過剩。既然遭遇生產過剩，唯一可借鑒的只有羅斯福新政，并且這也是北大中國經濟中心林毅夫主持起草提交給中央的政策建議，他說西方遭遇生產過剩，最終走向二次大戰，我們遭遇生產過剩，只能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建設。所以林毅夫接著在1999年最早提出新農村建設。他認為以國債為主投資于新農村建設，才能緩解“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

　　中國真正的戰略轉變，就是在發生了生產過剩這種典型的危機時，及時轉向內陸建設，所以就有了從1998年開始的針對生產過剩，而形成的投資拉動增長。

　　這個變化，與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上世紀80年代有異曲同工之妙。

　　上世紀80年代是內需拉動導致物價上漲，而90年代因國內危機引起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內需大幅度下降。

　　當時是在1993年末，出現了三大赤字的危機，危機導致了1994年政策調整，隨之導致了農村負擔過重，同時城市出現了4500萬國企員工下崗。這樣，工人農民都負擔過重，內需就上不去，于是上世紀90年代轉向外需拉動。

　　接著，外需受阻的時候是1998年，只能轉向投資拉動。一直到現在15年投資拉動。

　　中國經濟增長3架馬車，每一個10年換一匹馬駕轅，大家一般說內需應該駕轅，外需和投資應該是拉套的，我們現在變成投資駕轅，外需和內需變成兩個拉套的。

　　為什么最近又講城鎮化，就在于投資拉動增長這種模式下，有一個內在的趨勢很難逆轉。必須用不斷擴大的投資來掩蓋住以前生產過剩形成的矛盾，有人甚至認為我們是用不斷的長期過剩掩蓋短期過剩，這就導致宏觀調控極其困難。

　　城鎮化是2005年中央開始強調新農村建設的時候，明確在文件中提出縣域經濟是發展重點，而縣域經濟兩大支柱，一是城鎮化，二是中小企業。為什么發展中小企業要進入城鎮，主要是因為城鎮化門檻低，能夠更多吸納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能夠6倍于大企業吸納就業，以此來解決未來人口增長的就業壓力。由此，以城鎮化加中小企業來支撐縣域經濟，新農村建設就有了抓手。

　　這當然會有一個龐大的投資空間。因為我們全國有3千多個縣級的單位，我們有三萬四千個建制鎮，新的投資戰略將會轉向城鎮化，其實主要是轉向縣域經濟的城鎮化加中小企業，這個政策等于把城鎮化和當前宏觀調控結合在一起。

　　盡管大家說在全球大危機的打擊之下，只有中國一家風景這邊獨好，中國的風景獨好，當然也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主要就是生產過剩的問題，而延緩生產過剩危機爆發的方法，就是找到新的投資空間，目前這個空間就是新型城鎮化。

　　城鎮化立足的經濟結構《中國投資》：城鎮化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我們說要走中國的道路，包括人的城鎮化，您怎么評價現在的城鎮化路線？

　　溫鐵軍：這次三中全會幸虧沒那么激進，稍微多激進半步，改革就會從真理跳進謬誤。很多人的建議都比現在三中全會最后公布的方案激進得多。

　　為什么總有人長期主張發展大城市戰略，那是因為400萬以上的大城市基本建設投資能夠立竿見影收到回報，大城市內生性的創造需求，純粹從市場角度來說，非常符合邏輯。

　　但你們都知道現在中國越來越嚴重的霧霾問題，我們從“九五”計劃就開始在經濟效率第一的理念之下強調集約化、規�；�，只要繼續把產業集群聚集到大城市帶上，就一定是這個結果，西方世界資本主義早就有這樣工業化疊加城市化的教訓，人家放棄，我們撿起。

　　我常談到我們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相對西方而言還是個結構超穩態，現在提出的城鎮化，需要有一系列的問題考慮。

　　原來我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社會，毛澤東接見斯諾的時候，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主要因為土改給農民分了地，農民就變成小土地所有者，這種農民小資產階級在當年土改的時候占人口88%，而城市工人階級群體在建國的時候只有不到5%。現在演化為小資占60%左右。在小資社會的基礎上，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長出來一個中資，西方叫做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屬于高度分散的社會群體，小資是一盤散沙，中資叫做一盤碎土塊。都不大，也不硬。

　　現在中資崛起了，自己沒有話語建設能力，只能照搬西方意識形態。

　　大家都知道很多打工者并不愿意長期留在大城市，很多人研究城市勞動力為什么跳槽這么厲害，主因無外乎那些打工者是小資。

　　今天很多人想讓打工者變成城市產業工人，忽略農村打工者本質是小資，讓他從小資產階級降格到工人階級的層次，他不愿意。過去工人階級光榮，因為比農民待遇和地位高，現在工人階級地位還不如農民階級。我在打工者中做調查研究，問他們愿意干嘛，第一選項是當老板，從小資變中資。現在打工的小資將來想開一小飯店，開一小發廊，或者弄一個小百貨店，總之都想當小老板。中國夢都是一個夢嗎？各有各的夢。

　　現在城鎮化恰逢其時，要考慮怎么能夠促進城鎮化治理創新，要以人為本就得給想當小老板的打工者提供一個機會，讓打工者帶著資金和技術回到家鄉城鎮中去，還得考慮中小企業如何能參與到城鎮化建設中來，這個問題其實就是社會治理創新。

　　城鄉一體化

　　《中國投資》：正如您所說，城鎮化進行中不可能所有人都進入城市，那么鄉村的未來應是怎樣的？您認為的城鄉一體化是怎樣的？

　　溫鐵軍：城鎮化，也叫去城市化；市民下鄉，農業進城。真正的城鄉一體化不是城市排斥農業，現在各個城市搞得所謂小區建設，用統一的草皮和行道樹，這都是反生態的。需知，轉型城鎮在歐洲是市民共同把草皮改成菜園，把綠化樹改成果樹。盡可能縮短自己的食物足跡，以實現本地化的生產和消費。而這些西方興起的轉型城鎮在我們中國人這本來就存在。過去，各地把原來的生態多樣性改成單一性，這是反生態的，但這類標準化集約化的做法卻符合工業文明內生的規�；�要求。

　　其實，城鎮化進程中最需要的是農業三產化創新，只要結合中產階級市民下鄉，市場對農業就會有新的要求。因為，中產階級消費要強調安全性、參與性和個性化。

　　什么叫新型城鎮化，怎樣實現城鄉一體化，市民為什么會下鄉？一方面，有余錢的打工者要回鄉創業，他們這些年早就被統計年鑒定性為市民了。另一方面，現在已經有大量的市民自覺下鄉創業了，今后市民搞農業會是一個越來越普遍的趨勢，現在歐洲農業60%以上的農場是“市民農場”，很多人講歐洲農民如何，我講對不起，歐洲的農民早就變性了，變成市民經營農場。所以歐盟的農業保護才是非貿易壁壘遠大于貿易壁壘，如果認真研究歐洲貿易壁壘和非貿易壁壘，你會看到大量對歐洲的農產品貿易失敗于非貿易壁壘，某種程度上，歐盟社會綠色壁壘是最為嚴重的。也是因為60%以上的農業主體是市民，要求的是安全，是生態環保，因此市民為主體的農業經營者，不僅僅跟你講價格如何，或者市場份額等等，它更多講的是綠色、環保、安全，因此它的環境社會壁壘都轉化成食品安全化影成本。

　　類似還有亞洲的日本、韓國，就不多舉了。

　　我最近的看法：隨著中國的中產階級崛起，鄉村休閑旅游快速增長。哪兒最能吸引他們，千差萬別的、和自然緊密結合的鄉村生活，最能吸引中產階級對三產化農業的需求。要求是休閑農業和“三慢”結合，慢城、慢食、慢生活。要求的農業必須多樣化才具有體驗功能，在多樣化農業中內生的這種體驗功能之中他們希望表現個性化特質。

　　如果想貫徹城鄉統籌戰略，實現城鄉一體化，以現行體制看，難度非常大。如果我們借助城鎮化推進一體化，那就得引導市民下鄉，既要引導農民在城鎮創業，引導有余錢的市民到農村創業，又要引導農業進城。如果這些能做到，城鄉一體化就能在城鎮化過程中有所體現。

　　去工業化趨勢

　　《中國投資》：很多地方通過產業發展來帶動城鎮化，您怎么看這種做法？

　　溫鐵軍：現在很多官員都在提以產業促進城鎮化，這包括各個地方延續“單純追求GDP”時期的親資本政策。其實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時代轉變的基本原因，在于產業資本過剩。由此雖然造成這兩個時代的差別，但某種程度我們現在仍然是在延續著上世紀90年代造成產業過剩時期的路徑依賴，所以很多地方一提城鎮化，立刻就說要產業引領才能實現城鎮化，其實仍然帶有工業文明時代在親資本的制度遺留問題。

　　中國沿海已經初步表露出去工業化的趨勢。卻很少有人看到這個趨勢。

　　如果做一點統計，會發現沿海有的省份至今仍然80%的投資來源于港臺，都是對外接單，在珠三角一帶搞加工。需知，這些無根投資是最容易跑的，在當地沒有形成產業結構，近年來這些無根投資已經開始大規模向越南、柬埔寨，甚至往斯里蘭卡、孟加拉這些國家轉移。搞三來一補的企業遭遇到投資的流失，已經帶動了沿海地區的去工業化趨勢。而在一般貿易的外向型經濟地區，比如浙南，已經出現產業利潤大幅度下降，甚至入不敷出。再看內地，有些地方的開發區效果并不好，不僅收益在微笑曲線的底端，而且相當多沿海流入的企業本來就是沖著圈地套現來的，他們在沿海已經嚴重不景氣了，就向內地轉移，假借投資辦企業的名義，圈地到銀行套取現金之后“老板跑路”。所以，內地現在的開發區很多企業其實已經設備閑置了。能夠維持住生產的，大約只剩下1/3了。

　　這些案例表明，現在各地政府仍然沿著一百多年來工業文明的思路，強調產業引領的城鎮化；這顯然需要調整。

　　回歸生態文明

　　《中國投資》：這樣經濟結構下的城鎮化，出路是生態文明？

　　溫鐵軍：生態文明是一種超越傳統工業文明，以多樣性為內涵的、人類自覺回歸自然的新的文明形態，人類本身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因為人類過去不夠自覺(或者說人類在工業文明時代自覺自己可以超然于自然)，現在教訓慘痛不得不回歸到生態文明時代。那么，要自覺認為自己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才能回歸自然。

　　工業文明時代形成的工業化集中的城市化，本質上不適應現在的生態文明新戰略，我們近代的城市化，本源于工業化階段產業資本集中所客觀需求的規模化和它所派生的制度。我剛才講到從“九五”時期各級政府就都講要把產業集群和城市帶疊加在一起，那也是因為工業化內生的需要就是規�；�、集約化，還得推行標準化。當然，城市最適合這套；而農村十里不同風，農業又本來就是一個自然過程，因此，農業是最不適應工業化要求的，當我們強行把農業也搞成工業化的方式的時候，農業自身的反抗就是制造了大量的環境污染和食品不安全。最終我們所有人都身受其害。

　　當我們過度把資本向城市集中的時候，一定同步集中了過量的風險，過量的風險轉化成周期危機爆發，往往是向三農轉嫁危機代價，而城市危機只要能向三農轉嫁，就在城市實現軟著陸，如果不能向三農轉嫁，就在城里硬著陸。硬著陸的結果，就是調整或是改革。

　　這次城鎮化之所以說不同于工業化時代，就是中央在文件中特別強調城鄉一體化，強調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其實，它得呼應生態文明所需要的發展戰略創新。

　　城鎮化所對應的主體是中國三千多個縣市區下轄的鄉鎮，我們一共是一萬個鄉鎮，60萬個行政村、300萬左右的自然村，下一步應該重點發展是縣域經濟，特別是縣級城關鎮和縣域范圍內的中心鎮，如果現在3000個縣城關鎮能夠得到基本建設投資促進縣域發展，使它成為吸納打工者回鄉創業的投資，和中小企業的投資，那么城鎮化就會是中國人在新世紀的增長點。

　　現在，我們越來越覺得三農問題中最嚴峻的是社會政治問題，而不是經濟問題。 如果要是能夠通過社會生態恢復和鄉土社會重建，真能夠國家把投資重點轉到城鎮化上去，讓農民不至于背井離鄉、農村不再衰敗，那就是我們所希望的城鄉統籌。

　　國家只要把現在強調的生態文明理念和城鎮化戰略結合在一起，就應該是一個生態社會，讓大自然恢復生態，同時逐步形成生態經濟和生態治理，而不是把大量的產業資本和過剩生產能力轉向3萬多個城鎮。僅僅只是這樣的話，并不意味著進步。提醒大家，我們真正面對的客體是什么，是8億農民，還是2億農戶，還是300萬個自然村，如果鄉土社會能夠維持住，這個國家尚可維持，否則大危機爆發的時候，就很麻煩。

　　當年印度尼西亞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出現大規模失業的時候，28%的城市打工者是進城農民，并且已經賣掉土地；這些人轉向暴力，最終導致的是幾十萬華人受迫害。這是個非常慘重的教訓。中國這種產業過剩之下的經濟結構，一旦激進一點，那就會犯顛覆性錯誤。

　　現在畢竟看到了希望，我們在21世紀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生態文明階段了，而這個文明階段之所以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就在于它可能依托著與自然緊密結合的多樣化的鄉土文明。這種新的戰略調整本身具有生態化可持續的特點。如果能夠通過教育讓執政者、企業家們保護鄉土文化的意識再強一點，能夠把過去親資本的政策，逐漸調整為親自然、親環境、親人文、親社會，也許我們這個調整是有希望的。（《中國投資》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