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創造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著力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

　　——摘自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文 張銳（廣東）

　　一個幽靈，一個壟斷幽靈在市場的上空徘徊……，而緊追著過往近150年中忽隱忽現的壟斷魔影，借助于法律之劍和產業政策的力量，人類阻擊與反擊壟斷的勢能也在與日俱增。特別是在改革風云再度激蕩、市場化腳步大幅提速的現今中國，普通百姓凝聚于壟斷身上的詬病與破除之聲層層乍起，決策者邁動的改革步伐異常鏗鏘和清晰，中國市場未來能夠創造的制度性變革紅利令人砰然心動。

　　經濟的負能量

　　雖然壟斷是一種全球化的市場生態，但對于從計劃經濟體制中走過來的中國而言，壟斷的發生和存續似乎有著更深厚的制度根基以及與此相匹配的政策土壤。正是如此，從石油到電力，從電信通訊到鐵路運輸，從銀行服務到煙草貿易，人們不難捕捉到繁蕪叢生的壟斷圖景，特別是在資源性壟斷和行政性壟斷大行其道的倒逼力量作用之下，中國經濟不得不承接巨大機會成本的傾軋與折磨。

　　過去30年中，中國民營經濟從沒有放棄為拓展自己的占位而進行的苦苦努力，但其生存空間仍然難以逃脫強大壟斷力量的擠壓與蠶食。據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發布的《2013中國企業500強》專題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移動[微博]凈利1293億元，中國石油凈利1153億元，中國工商銀行凈利2385.32億元，三者相加超過了前500家民企的凈利總和(4238.44億元)，而在中國企業500強的座次上，前30名全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入榜500強的數量在過去10年中僅增加一家，共37家。國企對民企“擠出效應”的直接結果是民間資本的被邊緣化。數據顯示，最近5年中，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總體呈現逐漸下降趨勢，增速從5年前的35%降低到目前的24.8%。

　　無論從市場份額還是對競爭的排擠程度，能源領域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堪稱是不折不扣的壟斷化身。然而，如此強勢的市場地位卻并沒有引起公眾絲毫的敬畏，按照中石化新聞發言人呂大鵬的公開表述是，僅2012年，中石化日均被罵就達到639人次。當然，出現這種結果并不令人奇怪。據天測經濟研究所的專題研究報告顯示，從2000年到2011年的10年時間中，“三桶油”通過對原油進口的控制，導致石油壟斷企業之外的其它煉油企業開工率嚴重不足，因此每年損失約3000多億元銷售額，同時壟斷石油公司少交利潤14701億元。匡算起來，天則認為，中國石油行業的行政壟斷體制給全社會帶來的損失在10年間達34770億元。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微博]和中國聯通[微博]三大巨頭對電信與通訊行業從制造到渠道的壟斷相對于全球其他國家市場而言可以說是登峰造極，其結果不僅抑制了全行業的發展速度，而且直接損害了消費者的切實利益。據全球最大CDN服務商Akamai Technologies發布的《互聯網狀態報告》顯示, 目前全球平均網速為2.9Mbps， 而中國內地的上網速度僅為1.6Mbps，排在全球第94位, 同時，DCCI（互聯網數據中心）公布的比較數據表明，中國內地固網寬帶用戶上網1M帶寬每月費用為13.1美元，實際支出是越南的3倍、美國的4倍、韓國的29倍、中國香港的469倍。

　　憑借著政策營造出來的貸款優勢地位以及傳統的存貸利差收入，中國銀行業的“暴利”色彩格外炫目。財報顯示，過去一年16家上市銀行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合計1.0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7.36%，但同期A股全體上市公司的凈利潤只有1.92萬億元，同比增速僅0.59%，銀行對實體經濟的掠奪與擠壓可見一斑。據國家發改委的調查結果顯示，由于銀行業的強制性亂收費，中國企業的貸款成本上浮了15%至20%。

　　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擴大越來越受到廣泛詬病，而壟斷行業則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元兇”。資料顯示，中央企業占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福利收入卻占50%以上；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2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46769元，城鎮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28752元，同期央企職工工資是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的2.4倍，是城鎮私營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的3.8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比從5年前的2.78倍上升到如今的3.33倍，奇高的城市壟斷行業職工收入功不可沒。

　　腐敗的緊密連體

　　壟斷是一種市場行為，腐敗是一種政治惡癥，二者分存于不同的領域，但空間上的距離并不能阻隔它們之間的勾連與結合。盡管我們在壟斷與腐敗之間劃上等號有失偏頗，但將壟斷歸為腐敗之因卻不容置疑。特別是在中國特定的政治與商業環境中，壟斷事實上已經淪為腐敗的培養之基和發酵之母。

　　國有企業不一定是壟斷企業，但壟斷企業一定是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產權安排與布局恰恰成為了腐敗得以叢生和蔓延的重要制度病灶。雖然國有企業在法律上被界定為全民所有的企業，但全體公民事實上無法行使作為投資人的任何權力，而且由于“搭便車”心理，全民都存在履行股東權力的懶散和怠惰行為，因此，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實際上不歸任何一個人所有；雖然從10年前開始國家就成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試圖明確出資人和監管者的身份，但由于國資委并非人格化的主體，國資委的官員不可能像關心自己的財產一樣關心國有資產，國有企業的所有者事實上仍處于空缺和虛置狀態，各種侵吞、瓜分和廉價變賣國有資產的行為從而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結果由此愈演愈烈。據不完全統計，最近10年，國有資產的損失量每年高達5000億至6000億，約為當年GDP的6.%至8%。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在失去實質性監督的前提下，國有企業的壟斷程度越高，就意味著內部人控制的程度就越高，質言之，壟斷與腐敗保持著絕對的正比關系，壟斷越大，腐敗的幾率就越大，涉貪資金就越巨。以中石油和中石化為例，“兩桶油”不僅把持著原油的進口權，而且完全控制了著原油提煉和銷售的口徑，因此，從哪里進口？以什么價格進口？全是石油公司的老總說了算，至于以什么價格批發給下游銷售商，也還得看老總們的臉色。結果似乎并沒有出于人們的意外。在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以受賄近2億領死緩4年之后，原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在國資委主任任上因嚴重違紀已被免職正接受組織調查，而在蔣潔敏之前，中石油先后有四位高管落馬。

　　“用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既不講節約，也不講效率”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經濟學大師弗里德曼對于全民所有之下中國國有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資本管理失范的生動描述。觀察發現，在諸如能源、煙草等壟斷行業侵蝕、瓜分國有資產等重大惡行案件頻發的同時，各種盲目投資和胡亂撒錢的瀆職性腐敗行為也層出不窮，據國家審計署的公開報告，中化集團投資開發的6個海外油氣田項目中有3個項目累計虧損1526.62萬美元，其所屬中化國際等3家企業在江蘇太倉投資的5個項目累計虧損1700萬美元；無獨有偶，中石油曾動用近萬人開展“海拉爾大會戰”，但耗資15億的結果卻打了幾百口空井，而三峽集團投入10.68億元建設的兩座抽水蓄能電站目前已暴露出巨大的損失風險。可惜的是，這種壟斷行業較為嚴重的瀆職性腐敗還并沒有引起決策層太多的注意。

　　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由于權力資本的尋租沖動非常強烈，商業資本又具有與權力勾連與聯姻的渴望，彼此間的吸引力很容易形成腐敗的連體，而其最高形態就是壟斷力量與行政審批力量的結合，兩股力量的緊緊纏繞在強化市場壟斷格局的同時，也順利完成了對壟斷利潤的瓜分。在主政鐵道部期間，劉志軍曾先后安排鐵道部運輸局原副局長蘇順虎給山西商人多次特批車皮計劃，而丁書苗則通過倒賣車皮計劃從事煤炭經營，在短短5年時間中獲利4.4億元。上行下效，在執掌鐵道部運輸局車輛部期間，劉瑞揚通過貨車零配件以及多種新設備的招標與準入資質的審批特權，將鐵路線上所有RFID(電子標簽)交由遠望谷和哈威克兩家公司提供，很多企業的產品即使價廉質優，也都無法得門而入。當然，劉瑞揚從“合作者”身上也撈得盆滿缽盈，檢查機關僅在其辦公室就搜出了近4000萬元人民幣的財物和八個房產證。顯然，除了國有企業憑借特殊身份鑄就壟斷金身從而建筑起腐敗高地外，私營資本也可以在各種權力資源的庇護之下登上壟斷市場的顯位，并為腐敗的滋生源源不斷地輸送著營養與血液。

　　激活變革的動能

　　對三星[微博]等6家國際大型液晶面板生產企業的價格壟斷開出3.53億元罰單，對茅臺、五糧液維系高端價格體系處以4.49億元的罰款，對合生元等6家乳粉企業限制競爭行為作出6.7億元的處罰，對老鳳祥等5家金店價格壟斷行為課以1000多萬元的罰沒……，整個2013年里由國家發改委等權威機構射出的反壟斷之箭可謂枝枝帶風，以致人們將《反壟斷法》已經落地五年的2013年稱為“反壟斷元年”。讓民眾期待的是，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負責人通過權威媒體發出聲音：與老百姓密切相關的石油、電信、銀行、醫藥和汽車都將進入發改委反壟斷調查的下一個目標范圍之內。

　　必須承認目前政府相關部門零星發起的反壟斷行動并未達到實質性深入。壟斷主要分為橫向壟斷和縱向壟斷兩種形式。橫向壟斷指的是同一行業內有競爭關系的多家企業橫向聯盟以達到市場優勢地位并以此來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比如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寬帶接入壟斷；縱向壟斷則指同一產業或品牌中處于不同經濟層次、無直接競爭關系的商家之間通過某種聯合所實施的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其中最普遍的表現形式是生產商通過合同約定、直接或變相罰款、扣減返利、限制或停止供貨等操縱下游經銷商轉售產品的價格。顯然，官方開展的反壟斷時下更多地停留在縱向層面，而百姓詬病的橫向壟斷依然未有所動。

　　《反壟斷法》誕生五年來，前四年中幾乎沒有任何作為，現實中反壟斷難以深入，壟斷行為未能得到糾正和有效遏制，這種結果又多少與中國反壟斷架構有關系。觀察發現，目前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和工商總局都負責對壟斷行為的調查，“三龍治水”的結果難免會使實際執法陷入尷尬，如價格和非價格的執法權被分別授予了發改委和工商總局，而不少的案件既有價格操縱之嫌，也有非價格的作用之因，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可能出現踢皮球現象，而且導致執法撞車或真空失管結果。不僅如此，中國三家反壟斷行政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加起來不足百人，而美國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反壟斷局一個機構就有兩千多人，財政預算大約4億美元。對比之下，無論是人力還是財力，目前中國都難以聚集起反壟斷的強大勢能。因此，依時依勢修改《反壟斷法》，同時塑造相對獨立、統一強大的執法機構，并相應建立起對行政部門立法與執法的反壟斷審查制度是中國反壟斷首先必須突破的主題。

　　必須承認，與《反壟斷法》威懾性不力相匹配的是執法機構的權威性不足。從目前來看，無論是發改委設置的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還是商務部下設反壟斷局，抑或是工商總局下轄的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局，三家反壟斷行政機構均為司局級，而它們反壟斷過程中所面對的不是冠以省部級單位的中央企業，就是國內行業或地方政府的龍頭企業，而且這些企業的行政級別也不在司局級之下，執法機構對任何一個違規者動刀所遭遇的阻力格外強大。正是如此，過去兩年中針對部分國有商業銀行、中石油和中石化等央企壟斷行為的調查，發改委時至今日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而圍繞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涉嫌寬帶接入領域壟斷問題所展開的調查，發改委至今同樣仍未結案。顯然，廢除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和最大限度剔除國企的行政色彩是反壟斷得以落地生威的基本保證。

　　對于國有企業進行差異化管理，進而從行業或者企業內部稀釋壟斷基因是一個比較合理的體制性安排。與將國有企業劃分為競爭性和壟斷性的現行做法有所不同，未來國有企業可明確區分為競爭性、功能性和公益性三類。對于競爭性國有企業，要完全放開市場準入，實行資本多元化改造，形成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的格局；對于功能性國有企業，可以通過參股、特許經營等方式適度引進私人資本，形成混合所有制的企業生態，為此，國家可以考慮對原有壟斷企業進行拆分以及開放上下游部分市場，培植更多的競爭基因；對于公益性國有企業，由于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性質所決定，加之利潤微薄和回報周期漫長，私人資本進入意愿不強烈，只能進行國有壟斷經營。為此，即將進入修改程序的《反壟斷法》必須對以上三類企業進行明確的界定，以夯實市場競爭的基礎。

　　必須指出的是，在當下中國，應當特別重視的是抑制和打擊行政性壟斷，扶持和寬容通過卓越競爭而形成的市場性壟斷。在這里，我們必須將“壟斷地位”和“壟斷行為”嚴格區分開來，前者的存在具有積極正面作用，只有后者才會產生消極的市場結果。按照《反壟斷法》，壟斷是指排除、限制競爭以及可能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因此，只要企業并沒有通過抬高產品或服務價格，沒有損害消費者利益，也沒有設置行政、技術或者規則壁壘妨礙競爭者的進入，沒有擾亂市場，同時還隨時存在著被競爭對手打敗的可能，即使它具有壟斷的市場地位，也不能成為執法機構介入調查和反壟斷的對象。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